本文载《巴蜀史志》2022年第5期

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红军长征与四川

薛庆超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长征是百年党史的重要篇章,四川是红军长征三大主力经过地域最广、行程最远、时间最长的省份,也是长征途中召开会议最多、发生重要战役战斗最多、经历自然条件最为恶劣的地区。四川在长征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一、创造前无古人的历史辉煌

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在四川召开过一系列重要会议、作出过一系列重大决策、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战斗,为长征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自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1935年1月进入四川,到红二、红四方面军1936年8月走出雪山草地,红军三大主力长征期间在四川境内转战一年零八个月。中共中央和红军在四川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进行一系列重要战斗,为长征胜利奠定重要基础。

中共中央在四川、贵州、云南边境地区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将遵义会议的重大决策落到实处。1935年1月,长征中的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实现中国革命历史性转折。会后,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继续长征,2月初到达四川、贵州、云南交界的“鸡鸣三省”地区。2月上旬,中共中央在“鸡鸣三省”地区召开三次会议,即“鸡鸣三省”会议,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完成遵义会议确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变换中央主要负责人,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川黔等根据地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确定红军新的战略方针,作出暂缓北渡长江,回师黔北,重占遵义的重大决策;决定成立中共川南特委、组建川南游击纵队配合红军主力行动等。“鸡鸣三省”会议全面落实遵义会议的一系列重要决策,坚决贯彻遵义会议精神,转变军事战略,进一步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标志着遵义会议决策的最后完成,成为赢得长征胜利的重要丰碑。

中共中央指挥中央红军在四川、云南、贵州边境地区纵横驰骋,赢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胜利。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指挥中央红军在川黔滇地区四渡赤水,争取主动,避免被动。毛泽东充分运用以少胜多、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与周恩来、朱德等一起,指挥红军声东击西,寻敌破绽,攻其不备;时而大踏步地前进,时而大踏步地后退,时而大踏步地进攻,时而大范围地迂回;纵横驰骋于四川、云南、贵州边境地区,穿插于数十万敌军之间,在运动中寻找有利战机歼灭敌军,打破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四川、云南、贵州边境地区消灭红军的图谋,最终实现红军渡过金沙江北上的战略计划。从此,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跳出数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圈子,赢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胜利。

中央红军在四川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英雄壮举,谱写人民军队“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史诗。中央红军长征抵达四川石棉安顺场地区大渡河一带时,蒋介石电令国民党军: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他飞到昆明,调兵遣将,部署“南遏北堵的大渡河会战”,计划“封锁朱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根本消灭”。此时,大渡河上游冰雪融化,河水暴涨,水流湍急,浪头很高。红军占领安顺场时,缴获两只渡船。1935年5月25日

拂晓,红军17勇士组成突击队,在猛烈火力掩护下,迎着惊涛骇浪,冒着枪林弹雨,驾着渡船冲向大渡河对岸,占领滩头阵地。敌军节节败退,仓皇逃窜。红军强渡大渡河的胜利,冲破国民党军大渡河防线,为红军沿着大渡河两岸北上飞夺泸定桥创造了条件。毛泽东等鉴于大渡河水深流急,大部队难以迅速渡河,决定红军火速抢占距安顺场160公里的泸定桥。毛泽东强调,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红军的大部队才能全部渡过大渡河,才能到川西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随后,红军飞夺泸定桥,攻克泸定城,打开北上通道。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成功,打破了蒋介石妄图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反革命迷梦,是红军长征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胜利之一。再次体现了红军无限忠于人民革命事业的大无畏精神。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四川,中共中央战胜张国焘分裂活动,率领中央红军完成长征。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发生严重分歧。中央决定北上,北上才有出路,才能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张国焘极力主张南下,向川康地区退却,与中央方针背道而驰。中央政治局在四川阿坝召开两河口会议,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规定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8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四川松潘召开沙窝会议,继续对张国焘进行说服工作,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会后,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编为右路军和左路军共同北上,分别从卓克基、毛儿盖等地出发,跨过荒无人烟的草地,抵达四川阿坝和巴西地区。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松潘召开毛儿盖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号召红四方面军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坚持北上方针。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电令右路军南下。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先行北上,召开俄界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然后,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占领哈达铺,抵达陕甘,完成长征。

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甘孜,根据中央决定建立红二方面军。1936年6月初,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艰苦转战,渡过金沙江,越过大雪山,7月初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在庆祝会师大会上,少数民族群众手捧酥油、糌粑,热烈欢迎红军。朱德总司令发表讲话说,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此外,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荒无人烟的草地,我们要有充分准备,克服一切困难。朱德介绍了甘孜地区情况,并告诉大家:毛主席去年带领中央红军胜利地通过草地,到达了抗日前哨阵地——陕甘地区。现在,陕甘边根据地巩固、扩大了,红军也壮大了。朱德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教育红军指战员要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共中央开辟的北上道路前进。中共中央发布命令:将红二军团、红六军团等编为红二方面军。此时张国焘虽已取消另立的“中央”,但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他企图拉拢红二方面军反对中央,遭到坚决抵制。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1936年7月上旬,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从甘孜出发,经阿坝、包座等地,越过雪山草地,1936年10月与中央红军会师,完成长征。红军长征在四川,第一次使用“长征”这个词。从此,长征作为中国革命的象征传遍中国和世界。红军长征在四川凉山冕宁期间,广泛张贴朱德总司令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痛斥了国民党政府残酷盘剥、杀戮彝族民众的罪行,“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随后,重申工农红军的军纪,“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最后,提出我党的民族政策,呼吁全体彝族民众“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夷(彝)人政府,夷(彝)族管理夷(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鲜明生动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为主旨的民族政策。这是党和红军文献里首次出现“长征”,它阐述了党和红军的宗旨、任务、政策和纪律,阐明了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产生深远影响。从此,长征成为共产党人攻坚克难的精神符号。后来,“长征”随着美国记者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传播到世界。

二、创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经验

红军长征在四川确立北上方针,确定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创造民族工作成功经验,丰富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锻造人民军队攻坚克难、敢打必胜的宝贵品格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列宁提出东方共产主义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东方化。中国共产党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彻底清除教条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新发展,不断解决前进道路中遇到的各种新问题。

红军长征在四川确立北上方针。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1935年夏天,共产国际七大决定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阵线。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产生强烈的政治影响。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四川后,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确定北上陕甘地区,创造全国抗日战争的前进基地。这个重要决策与共产国际的决策不谋而合。红军长征在四川期间,中央逐步确立“北上方针,奔赴抗日前线”,当机立断抓住历史机遇,高屋建瓴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列,积极化被动为主动,迅速掌握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主动权。中共中央致红二、六军团的贺电指出:“欢迎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历史证明,中共中央在四川作出北上方针完全正确。中共中央到达陕甘后,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立刻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

红军长征在四川确定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列宁认为,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红军长征在四川期间,能否正确地确定党和红军的前进方向,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成败。中共中央冷静分析形势,认为当时的川西北地区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地,高山深谷,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经济贫困,不利于红军主力生存和发展;北上陕甘地区,地域宽阔,交通方便,物产较丰富,汉族居民较多,是国民党统治薄弱地区,接近抗日斗争前线华北。因此,中共中央主张红军从四川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运动。这样,就把军事上的战略退却与政治上的战略进攻结合起来了,把艰难困苦的爬雪山过草地与抗日救国结合起来了,把近期战役战斗的“小目标”与长远的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和解放的“大目标”结合起来了。为此,中共中央矢志不渝,坚定不移,最终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甘。

红军长征在四川创造民族工作成功经验。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在长征中颁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告川西北藏彝民族书》《藏回地区工作须知》《藏区十要十不要》《回民区域政治工作》等一系列布告、文告、政策、命令和规定。四川是多民族聚居地,红军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各兄弟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尊重、团结和帮助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建立良好关系。中央红军从四川冕宁到大渡河必经的大凉山地区聚居着彝族,红军调查了彝民风俗习惯,普遍进行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教育。聂荣臻强调,执行好党的民族政策,是我们顺利通过这一地区的唯一法宝,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和战士,做民族团结的模范。红军进入彝族地区时,经冕宁地下党联系,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彝海结盟”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巨大威力,是民族工作的成功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积累了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随后,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经过四川少数民族聚居区时,都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得到少数民族群众大力帮助。红军长征在四川的民族工作,经受了实践检验,取得了丰硕成果,创造了丰富经验。

红军长征在四川丰富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群众路线。红军长征在四川,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接触群众最多,全省69个县(市、区)留下了红军的足迹。红军在四川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各级革命政权,得到四川各族群众鼎力支援。朱德总司令在甘孜期间与格达活佛多次促膝谈心,成为知心朋友。他向格达活佛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民族政策、红军长征的目的和意义。格达活佛衷心拥护共产党和红军,积极宣传、教育和发动少数民族群众,大力支援红军粮食、牲畜和各种军需物资,为支援红军长征呕心沥血。红军在阿坝地区期间,充分尊重藏族、羌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帮助建立少数民族革命政权,得到少数民族大力支持。他们纷纷为红军筹集粮草,充当向导、担任翻译,参军参战。红军离开阿坝地区时,数千名藏族、羌族等少数民族优秀子弟参加长征,绝大多数为中国革命英勇献身。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在四川阿坝州松潘县川主寺镇元宝山建立红军长征纪念碑,体现了中央对红军长征在四川辉煌历史的高度评价。

红军长征在四川锻造人民军队攻坚克难、敢打必胜的宝贵品格。中央红军在四川创造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历史传奇,红二方面军在四川成立,成为英勇善战的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长征期间进行了嘉陵江战役、土门战役、包座战役等。红军在四川爬雪山、过草地的经历,成为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红色资源。红军依靠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艰难困苦的自然条件下,在国民党军四面八方的围追堵截中,在武器弹药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坚决执行中央命令,中央指向哪里,红军就打向哪里。不怕困难,不怕疲劳,不怕牺牲,千回百转,万里征战,在血与火的生死搏杀中锻造了攻坚克难、敢打必胜的宝贵品格,成为人民军队决战决胜、鲜艳夺目的历史底色。

三、在新征程中传承宝贵精神财富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新征程中,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中华民族的软实力,激励着中国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四川拥有红军长征的宝贵精神财富,独一无二的长征资源优势,传承长征精神的巨大潜力。

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红军长征在四川,在无比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坚信共产主义奋斗目标,坚持北上抗日坚定信念,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勇于战胜前人难以战胜的艰难险阻,奠定长征胜利基础。我们要将四川丰厚的长征资源、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英雄气概,转化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要充分发扬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四川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站在新的起点上,中共四川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向全省提出抢抓机遇、勇担使命,锐意开拓、克难奋进,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奋力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的具体任务。红军长征在四川,创造了共产党人知难而进、勇往直前的历史辉煌。为了鼓舞、激励四川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爬雪山”“过草地”,实现新发展达到新目标,建议通过办好四川长征干部学院及各地分院,把长征资源利用好,把长征传统发扬好,把长征基因传承好,让长征精神在四川永放光芒。

要坚持人民至上,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四川人民敢为人先,从保路运动、辛亥革命、泸顺起义到蓬溪起义,从建立川陕根据地到支援红军长征,从解放大西南到改革开放,始终站在历史潮流前列。红军长征在四川期间,毛泽东、朱德等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了解民情民意,关心各族群众的切身利益,解决各族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创造了群众路线的丰富经验。笔者在四川调研时充分感到,在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的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心中,经过长辈口口相传,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红军长征在四川的事迹、他们特别爱看的影视是反映红军长征故事的影视作品。我们要弘扬红军长征在四川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广泛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新征程建功立业。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2年第5期)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薛庆超(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