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元勋钱骥:我辈甘当铺路石

徐惟微

事业就是生命。

甘当铺路石。

没有目标,生活便失去意义。努力达成目标后,人的精神也随着饱满充沛。

——钱骥

人物简介

钱骥(1917.12.27—1983.8.18),男,江苏金坛人。中共党员,中国民主同盟会会员,空间技术和空间物理专家。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理化系,并留校任理学院物理系助教。

1943年钱骥国立中央大学毕业照

1947年起,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研究室副主任、主任,中科院地球物理所二部(581组)副主任。1965年,任中国科学院科学仪器设计院(651设计院)党委委员、业务负责人。1968年,调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党委委员、业务负责人、设计部主任。

1979年,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七机部科技委委员、通信卫星副总设计师。同时任北京市第五届政协委员,北京市科普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宇航学会理事,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1983年8月,钱骥逝世。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钱骥“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主要贡献

早期从事地震学研究,参加了我国地震观测台站网的建立和我国地球物理科学长期发展规划的编写。

1958年起,参加组建空间物理研究机构;探讨人造卫星的基础研究课题;开展我国人造卫星方案探索研究;领导卫星总体、结构、天线、环境模拟等理论研究;负责与组织小型热真空环境模拟试验设备、中小型离心机、振动台设备等研制;负责领导探空火箭头部空间物理探测仪器、跟踪定位和数据处理设备的研制,使探空火箭多次发射均获成功,获得了丰富的数据与资料;参与制定星际航行发展规划,提出多项有关开展人造卫星研制的新技术预研课题,为我国空间技术早期的发展做了很多开拓性工作。

1958年,赵九章(右一)率中科院大气物理代表团访苏,右二为钱骥

1965年以来,提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报告,组织编写《我国卫星系列发展规划纲要设想》,组织并提出几百项预研课题,为人造卫星研制打下了初步的技术基础;负责组建卫星总体设计机构,是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方案的总体负责人;同时,为返回式遥感卫星的研制,做了大量技术和组织领导工作。

东方红一号卫星

1974年后,主持修订“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方案和“实践二号”科学卫星方案;重视广播卫星、气象卫星方案探讨,组织预研、情报分析研究、成果鉴定、资料归档等工作。

1964年,发表《气象火箭测高空风的方法》,通过试验获得成功,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他是1985年“东方红卫星和返回型卫星”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获奖者之一。

1980年5月22日,七机部五院首届科学技术委员会合影(前排右起:屠善澄、钱骥、王希季、杨嘉墀、孙家栋、吴鹏、金建中)

人物故事

战争的洗礼——

“屈原”“苏武”“华佗”?

1945年抗战胜利,国共两党的斗争立即激化。随着国际冷战格局的形成,人们竟然在日本投降原因这样的问题上,也不顾中国人民自身奋战整14年之久的历史事实,以一派亲美者说是美国原子弹的作用,一派亲苏者都说是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结果而争论不休。

据钱骥写的一份总结资料,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流传甚广,说的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重庆各界知名人士曾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活动中有一项目为猜谜语。其中有一谜语为:日本投降原因(打一中国古人名)?有一“聪明”的亲美人士猜为“屈原”,意谓日本投降系屈服于美国的原子弹;而另一“更聪明”的亲苏人士则立即反对说:“不对,是‘苏武’!”意谓是苏联的武力使然。

这个故事传到钱骥耳里,他认为双方的答案都大谬不言,最正确的答案应是“华佗”。华者,中国也!佗者,负重也!正是由于中国人民的负重战斗,顽强抗战,牵制了日本70%以上的兵力,才使得美苏能以逸待劳,乘便给日本以最后一击。当然,由于当时持有他这种观点的人不多,而他又素有不轻易发表意见的习惯,因而,他只能在教研室里慷慨激昂地大谈一下“华佗”。

三家拧成一股绳

“善于把握时机,是钱骥的一种生活智慧。”杨照德说。

1960年冬,中央发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后,在聂荣臻主持下,中科院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共同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确定了科学家的根本任务、基本方针等,使科学家得以拥有“大计划下的小自由”。随着为科学家“脱帽加冕”工作的进行,中国科学界有了几分春风拂面的气象。

钱骥抓住机会,立刻向竺可桢等人再次陈述卫星研究工作特别是总体工作的意义,终使人造卫星技术预研工作顺利开展起来。1965年前后,钱骥又协助赵九章上书中央,这一次,党中央终于对卫星上天作出批示。那年春节后的第二天晚上,钱骥等人便迫不及待地到赵九章家里聚会,想到多少年的梦想就要付诸实践,大家都兴奋极了。

“581”组又忙碌了起来。这一次,钱骥负责技术抓总,他将卫星绝密任务传达给总体组的业务骨干,对大家进行动员并提出了设计原则。很快,报告、方案、设想接连出炉,在详实的资料基础上,中国卫星研制计划终于再次起航,明确要在1970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任务临时代号沿用“581”(后改为651),定为绝密级。

“581”组所有的成员都没有搞过卫星,制定研制方案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要设计出合理方案,必须先对卫星重量等最基本的参数有所了解,这些信息又必须根据火箭的运载能力和卫星的具体任务来确定。然而,由于两弹相关工作都严格保密,别说“581”组成员,就连赵九章等科研带头人都对“两弹系”的火箭发展情况一概不清楚,只了解气象火箭的一些数据,不足以支撑研究。大家普遍感到,有关部门之间亟须进行必要的技术交底,“两弹一星”必须“三家拧成一股绳”。那么,怎么才能在保守国家机密的情况下顺利沟通科研信息呢?

钱骥的总体组再次发挥了作用。在与上级沟通、确定可获悉的秘密范围后,钱骥便经常率总体组成员出入各个系统研制单位了解情况,协调技术问题,召开技术协调会。在技术论证过程中,假如涉及不易把握的武器保密问题,也由钱骥等负责同志研究处理。通过在地球物理、天文、力学、自动化、生物领域中“穿针引线”,“581”组顺利确定了“东方红一号”卫星各分系统组成方案,并解决了许多技术问题。

1970年4月24日21时,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饱经波折的“东方红一号”终于随“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发射成功,“581”组最终成功了。

1962年,钱骥(左)与赵九章在意大利米兰参加原子能与国际空间科学会议

我辈甘当铺路石

“事业就是生命”,这是钱骥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东方红一号”卫星腾空而起后,钱骥又带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科研骨干先后研制了返回式卫星、科学卫星、通信卫星等,还提出了卫星通信的自主、保密安全等问题,扬起了我国空间科学技术的风帆。

顺境中,钱骥不断奋进;逆境时,钱骥更不忘初心,严格要求自己。“东方红一号”卫星即将大功告成时,在科学王国里纵横驰骋的钱骥却“帽子”满天飞。那时的他沉默寡言,不敢与别人说话,生怕自己有特务嫌疑而连累别人。随后,钱骥被赶下领导岗位,分到研究室当一名普通的研究人员。他对此没有怨言,反而主动向接手卫星总体设计技术组织领导工作的闵桂荣倾囊相授。“东方红一号”上天时,被请上天安门城楼的有功人员没有钱骥,他在自己家中望向天穹,仍然为亲自参与、长期奋斗的目标终得实现而热泪盈眶。被平反后,钱骥无怨无悔,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又接连取得了多项重大科技突破。

1984年4月,誉满航天界的钱骥住进医院。病重期间,他仍放不下祖国的航天事业,时时阅读、了解着世界宇航的动向。所幸,我国卫星发展日趋顺利,给病中的钱骥带来极大安慰。4个月后,钱骥因患胆囊癌医治无效,不幸逝世。

参考文献

[1]杨照德,熊延岭著.钱骥[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

[2]齐琪.钱骥与中国卫星:一切从“581”开始[J].保密工作,2019,(11):70-72.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徐惟微

图源:四川两弹一星干部学院

供稿:绵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