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金龙

最近几年，随着广东梅州全市区被评划为中央苏区，作为党史工作者，感到十分高兴和自豪。高兴之余，亦会想起梅州的过去，想起它的战争年代：革命岁月里，一个个仁人志士，一个个英雄人物，他们走过的悲壮的革命之路，以及染满鲜血的人生故事，都会如电影情节一样生动地闪现在眼前。下面笔者介绍的革命活动家叶浩秀的故事，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个。

1928年2月9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的英雄城市——汕头，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二·九”事件。在这个事件中，中共广东省委特派员，以及中共潮梅特委、汕头市委驻汕头机关被敌破获，潮梅特委书记、汕头市和有关县委书记等28位负责同志先后被捕，21人被害。中共广东省委特派员、广东东路工农武装的组织者、领导者则在抗捕中，与军警特务搏斗，跳楼壮烈牺牲。这个省委特派员就是我党早期广东东江潮梅地区工农武装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叶浩秀。

叶浩秀，字瀚如，广东省梅县梅江梅塘乡宫前村人。

叶浩秀生于1903年，父亲叶耀庆，是当地出名的鞋匠；母亲饶足妹，是农民。他在兄弟姐妹5人中，排行第二。

幼年时，叶浩秀师从进步教师张怀真，在本乡蒙养小学读书。张怀真曾任汕头日报社社长，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对学生要求严谨。在张怀真教育下，叶浩秀勤奋好学，各科成绩优良。

小学毕业后，张浩秀考进了旧制（四年制）的东山中学，数理化各学科成绩都很好，尤其是作文均保持在80分以上，达到贴堂标准。他曾集其作文装订成册，取名《瀚如文存》。校长叶菊年十分喜欢他，常常赞誉他是“一个有作为的好学生”。他在同学中拥有很高威信，在东山中学学习期间，被连选连任学生会副会长、会长。时正值五四运动后，梅县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东山中学尤为突出。在叶浩秀等领导下，东山中学积极与北京、广州、上海、汕头等外地学生取得联系，经常利用每年“五四”纪念日或“国耻日”，举行报告会、演说会，介绍国内外形势和外地学生运动的情况，提高同学们的思想认识；他们还创办了东山校刊，开辟壁报专栏、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新风尚、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以推动爱国学生运动的开展，成为梅县进步舆论的一个主要阵地。其间，校刊和壁报，都由叶浩秀担任主编。

1922年，叶浩秀东山中学毕业后，即被学校保送入广州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就读。该校是广东具有革命传统的知名学校，大多数就读的学生都是贫苦的学生。在学校里，他很用功，除努力攻读学业知识外，还阅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刊，追求真理，接近进步群众。

那时，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确定了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1924年1月，孙中山亲自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广州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

在党的领导下，广州地区工农运动蓬勃高涨，党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建立起来，并在各校学生中迅速发展。在这一时期，梅县地区到广州读书的学生很多，他们除了投考高等师范学校外，还有考入西村甲种工业学校和其他学校。在这些同学中，有不少是广东最早的共产党员，如张善铭、蓝裕业、赖玉润、郭瘦真、邹师贞、古大存等。广东新学生社创建人之一的蓝裕业等人，还是叶浩秀高等学校及后来广东大学的同学。他们在同学中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进行救国活动，团结进步青年，发展新学生社组织。

在蓝裕业介绍和帮助下，叶浩秀于1923年初参加了广东学生社，同年4月又参加共青团，积极参与当时国民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成为中间分子，并被选为广东大学新学生分社和团支部负责人之一。当时梅县在高师和后来广东大学的同学中如侯昌龄、古有成、余俊贤、李翼中、李伟光等都是反对国共合作的。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或成为读书救国而不问政治的人物。叶浩秀在这些同乡和同学包围中，能成为拥护三大政策的积极分子，进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激起了汹涌澎湃的反帝怒潮。在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和发动下，发生了省港大罢工。十多万罢工回到广州的工人、教师和学生，起初还未有统一的组织，非常混乱，他们要吃要住，工人教师的子女要读书，家属要救济。要使罢工工人安定下来，坚持斗争，接待和安置罢工工人问题，成为最重要紧迫的任务。

千头万绪，党通过罢工委员会做工作，同时决定由广东大学团支部、新学生社发动全体学生投身于援助罢工工人学生的工作。叶浩秀是最好的一批同志之一，他废寝忘食地忘我工作。他负责组织香港罢课学生接待处，尽力与校方联系寻找、腾拨暑假空闲学生宿舍作住所。及后又指导协助组织香港学生联合会，使参加罢课回来的香港教师和学生参加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各部门的工作，对增强罢工组织和宣传教育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1924年10月，叶浩秀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在广东大学组建党的支部时，被选为首任党支部书记。在党支部领导下，次年，广东大学改称为中山大学，学生运动更为发展。为扩大党团组织和宣传影响，对学生运动较前注意联合战线工作，团结左中派学生，健全学生联合会。其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十分重视中山大学的工作，经常亲自到中山大学指导，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肖楚女等也先后到校讲话。而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假左真右派，为控制中山大学的学生运动，也派国民党右派戴季陶、朱家骅为中山大学校长。因此，中山大学便开始成为左派与右派斗争的焦点。

朱家骅一登台，就乘其主子旨意，恶毒攻击中山大学党支部领导的学生运动，煽动校内原民权社的右派分子转而参加孙文主义学会，与校外反共力量如“广东女权大同盟”这类组织互相勾结，组织“士的党”分子进行捣乱，妄图把中山大学党支部领导的学生运动镇压下去。

为揭露右派分子组织“士的党”的罪恶行径，叶浩秀及中山大学党支部成员领导学生奋起反击，公开揭露他们的反共阴谋，孤立右派学生，进一步壮大进步力量，党团员人数由70多人，发展到200多人。1926年暑假前后，叶浩秀和中山大学党支部成员还根据贫苦学生的要求，以党员为核心，团结广大同学同校方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迫使校方不得不接受贫苦学生关于减免学费的正当要求。

这年秋天，中山大学改选学生会，又出现一场新的斗争。右派分子企图夺取学生会领导权，事前四出活动，对处于中间状态的学生进行威迫利诱，要他们选举右派学生当委员。开会时，“士的党”暴徒全体出动，各执手杖，杀气腾腾，冲进会场，冲上主席台，进行捣乱。国民党省、市党部也专门派员到场施展阴谋活动。对此，中山大学党支部事前也作了充分准备，决定采取联合左派、团结中间派和孤立右派的方针，在会场中率领大家合力奋击“士的党”暴徒。

在这场斗争中，叶浩秀表现得大智大勇，因而引起“士的党”和右派分子的仇恨，他们勾结广州地方法院控告叶浩秀“侵犯人权”罪，在文明路中山大学操场里，召开公审叶浩秀大会。叶浩秀无所畏惧出庭答辩，严斥右派的无理指控，一千多参加会议的同学纷纷发言或同言赞声，为叶浩秀辩护，指控法庭勾结“士的党”的卑鄙行为，使这次大会变为审讯右派“士的党”人物的大会。法官理屈词穷，只好草草收场。

此后，叶浩秀的名字，为全校同学所传颂。学生会的选举，进步学生又获得胜利。

叶浩秀故居

随着大革命发展需要，1926年底，叶浩秀调中共广东区委工作，被选为区委委员，兼任陈延年书记秘书。之后，他经常列席区党委会议，协助陈延年具体处理区党委机关的政务工作，直至1927年春。陈延年十分赞赏和爱护叶浩秀。这期间，陈延年对工作极端负责，严格要求自己对同志满腔热情，密切联系群众的高贵品德，对叶浩秀产生了深刻影响。叶浩秀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生活简朴，不吸烟、不喝酒、不看戏、不上馆子、不探家，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20多年后的1950年初，担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的古大存给浩秀亲属写信时，仍说：“浩秀同志对革命十分坚定，他的革命精神和作风，很值得我们学习。大存每念及此，莫不哀痛异常”。可见浩秀的革命精神和思想作风感人之甚。

1926年冬，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北伐军占领武汉，全国各地特别是广东的工农运动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但地主豪绅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獗。西江广宁等地农会自周其鉴到北江工作后，事故接连发生，地反分子捣毁农会，造谣生事，杀害农会干部事件不断出现。为加强对西江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支援北伐战争，次年初，广东区委决定组建中共广宁部委，委派叶浩秀为部委书记，周其鉴也一度回到广宁协助开展工作。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又在广州等地进行大屠杀。4月16日，驻广宁国民党李福林部一个团突然接到上峰指令，妄图围困农会，收缴农军武器，幸得叶浩秀有提防布置，加上驻军团参谋长岑孟达同情支持革命，素与叶浩秀交情甚厚，得知情报后及早通知，县农会和农军骨干队伍就撒向乡村，分散隐蔽。叶浩秀与另三位从区委派来巡视工作的同志，也在岑孟达帮助下，化装成国民党军官模样乘船去了香港。

为挽救革命，反击国民党反动派，1927年4月下旬，中共广东区委决定调派干部到各地组织武装暴动，叶浩秀又被派往西江地区。他不顾白色恐怖的危险，亲自到四会、广宁农村向党员传达区委指示，号召成立“非常委员会”，指挥农军武装暴动，配合北江各县工农军，伺机进攻广州。后因形势急剧变化，马上组织大规模的反击行动、进攻夺取广州的计划难于实现。根据组织指示，叶浩秀又潜回香港汇报。

那时，“八一”起义已打响，“八七”会议刚刚开过，中共广东区委正式改组为中共广东省委，张太雷任省委书记。根据中央指示，为尽快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组织发动潮梅工农武装暴动，策应南昌起义军南下入粤，省委决定，叶浩秀、蓝裕业、王克欧和罗伯良等为省委特派员和联络员，到潮梅各地开展工作。9月上旬，叶浩秀他们到了梅埔，迅速传达了上级指示，改组部委，成立县区委，整顿党的组织，并与先期北上武汉向中央请示汇报工作回来的原梅县部委成员陈劲军、古柏、杨雪如、李仁华和原潮梅地委郭瘦真等相配合，组织发动兴梅各地工农武装暴动，组建了广东工农讨逆军东路从第一团至第七团、八团、十团、十二团、十四团和十五团，有力地支援南昌起义军，使起义军得以顺利进抵粤东。

1927年10月，起义军在潮梅失利后，白色恐怖一时笼罩着整个潮梅地区，党务无形停顿。此时，叶浩秀被委为省委潮梅党务巡视员，继续留在潮梅地区协助特委恢复整顿党组织，指导改组各地工农革命军坚持斗争。他和此时被任命为中共潮梅特委负责人的蓝裕业，先后在梅埔边、明山嶂、九龙嶂、桃源一带和潮澄饶边分别传达《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广东省委联席会议精神》。此后，潮梅各县党组织迅速经过恢复整顿，成立了县委，并正式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在汕头市尤其突出，从基层支部到市委，从群众工作如秘密赤色工会、赤卫队到党务很快得到恢复，并开始新的转机。短期内就重建了建筑、海员、轮渡、铁路、店员、电话、裁缝及士兵支部，市郊也恢复了十余个支部。叶浩秀指导市委召开各支部代表大会，改选市委领导机关，以陈国威为书记，接着又把大革命时期汕头总工会副主任陈振韬从紫金调回，任汕头市委常委，加强了领导力量。梅县、大埔、兴宁、丰顺等地党组织也有新发展，至1928年1月底，新发展党员数百人。各级还建立巡视工作制度，经常选派同志巡视党务，各县工农革命军中也建立了党组织，领导农民继续起来反抗地主豪绅、收缴反动地主民团的枪枝，酝酿着新的武装暴动。

广州起义失败后，党中央和省委认为：“革命潮流仍是继续高涨，整个的广东仍是一个暴动的局面，直到夺取全省政权。”实现这一任务的策略是“极力发展农民暴动，造成一县至数县的割据局面，形成包围广州的形势”，进而夺取全省政权。

1928年1月27日，广东省委发出《潮梅暴动工作计划》，要求组织潮梅各县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决定改组中共潮梅特委，任命蓝裕业为书记。

这时，海陆丰农民暴动在彭湃领导下，迅速向潮、普、惠发展，并与五华、丰顺的暴动斗争连成一气。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恐慌，加紧派兵镇压，并在汕头部署严密防范。

此时，叶浩秀被改委为广东省委特派员。根据省委决定和部署，为配合海陆丰红军向潮、普、惠发展的计划，于2月上旬在潮阳县召开汕头市和潮安、澄海、饶平、揭阳等县党团书记联席会议，研究暴动的具体办法。因获悉国民党军警前来包围，遂决定转移到汕头市继续进行。

这时，省委交通员俞全乘香港“安海”轮于2月9日晨抵汕头港，不料在船上被国民党便衣侦缉队查获所带文件和资料而被捕。俞全经不起敌人严刑拷打，可耻叛变了革命，出卖了市委机关和同志，引带敌人前往永泰路炳成京果店（现89号）2楼中共汕头市委接头处。敌人伪称“寻人”，窜至楼上将陈振韬等人逮捕。可是，各县、市委书记尚不知出事，仍如约陆续到这里报到。而敌人则已狡猾地分散隐蔽在周围及机关内，采用来一个捕一个的办法，先后捕住14人，包括中共汕头市委书记陈威，市委常委陈振韬、黄才，揭阳县委书记张秉刚，澄海县委书记詹天锡，澄海县团委书记陈澄及市委工作人员李和、高祥文、范小标，交通员陈惠书，澄海县委交通员张银然和递送革命传单的林亚梦、池捷松及郑亚莫。敌人将所捕人员用白布包住面部，密行带至公安局审讯，初均不承认，但又有几个不坚定分子在敌人严刑下，供出自己的身份，先后带引敌人至同平路乾太厝内8号中共汕头市委交通处、蔡家祠后特派员住处，新马路市委机关和天主堂巷11号3楼市委机关印刷处进行搜捕。在乾太厝内8号被捕的有中共潮阳县委书记方临川、省委交通员陈二、大埔交通员郭正庆、杨娘福及佣人5人。在蔡家祠后被捕的有杨松木及佣人2人，在天主堂巷1l号被捕的有印刷员叶炳秀、张克韬2人。当敌人搜捕到新马路市委机关时，叶浩秀、蓝裕业等5位同志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奋勇与敌侦缉队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蓝裕业等4人受伤被捕，叶浩秀抱住一侦缉队员从3楼窗口跳下，因伤势严重，被敌人用床板抬至公安局时已壮烈牺牲，年仅25岁。

叶浩秀牺牲后，曾被敌特在汕头市暴尸3天。后由中共地下机关偷运回其梅县老家，秘密归葬梅县西阳龙坑松树

作者：廖金龙（广东省梅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