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员徐国钧的革命人生

黄盈明

徐国钧,男,汉族,1900年10月13日出生于四川省涪陵县云集乡大石村(现重庆市长寿区长寿湖镇大石村)小屋基。家有土地10余亩,父亲徐光宇常年体弱多病,靠母亲张余友种部分土地和出租部分土地收租过日子。

徐国钧(1900.10—1996.12)

1908年2月至1912年12月,徐国钧在本地农村读私塾,后又于1913年2月至1921年8月在涪陵明德小学和中学校读书。毕业后,背起被盖卷,挂起衣服袋,背井离乡于1921年9月至1923年8月在垫江县包家乡明德小学教书。合同期满,1923年9月至1924年8月,在涪陵马武乡明德小学教书。一年后,1924年9月至1927年8月,在涪陵县新盛镇自新小学教书。其间,在李洪钧和黄浦农民训练所毕业的学生徐康宁、杨再清三人领导下,参加了组织农民自卫军的宣传发动工作。同时,揭露地主压迫剥削人民群众的罪行和反对涪陵驻军郭汝栋的苛捐杂税等活动。后因与家乡女子张会勋结婚成家,于1927年9月至1929年8月,转回云集乡明德小学教书。由于刘运志举荐,1929年9月至1931年8月,在云集乡公立模范小学教书。两年后,1931年9月至1934年8月,在长寿县深溪乡小学教书。受陶中灵邀请,1934年9月至1937年8月,在合川县天星乡小学任校长。三年期满,1937年9月至1941年8月,又在云集小学教书。1941年9月至1947年12月,回大石村小屋基老家办私塾教书。受刘鲜之邀请,1948年2月至1949年12月,在云集乡张官坪小学教书。其间,加入了地下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徐国钧出生地大石村小屋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2月至1953年8月,在云集中心校任校长;1953年9月至1963年12月,在云集玉华小学任校长。1964年1月退休,后改为离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徐国钧以教书为生。虽说家有10多亩土地,但全家人为人淳朴善良,同情穷人,做到了自食其力,不剥削他人,生活十分节俭。他除了教书,更有一段地下革命的光荣历史。

一

地下党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

1947年间,长涪边区,即长寿、涪陵、垫江3县接壤而又偏僻的地区。主要包括长寿仁和(今乐温乡)、兴隆(今沙石乡)、双河(今龙沙乡)、青云、黄桷(今黄桷乡)、涪陵罗家庙(今云集镇,长寿湖镇)、罗家场(今云集镇)、垫江包家庙(今包家乡)、白家(今白家乡)、严家(今鹤游乡)、沙坪(今坪山乡)等10多个乡场。

这10多个乡场,由于地处3县交界,东、南、西三面环山,地域辽阔,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虽说谁都想管,但谁也无法管。因此,给我党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创造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条件。于是,地下党就像一粒种子,在这里生了根、开了花、结了果。

二

建立长涪边区地下党小组

1946年6月,蒋介石彻底撕毁了停战令和政协协议,挑起了反革命内战。下川东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打败蒋介石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指出:“我们的政治方针是,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可能争取的人;军事原则是,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1950年8月2日,涪陵县十二区全体干部合影

根据这一方针和原则,我党全体同志积极到农村去,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地下斗争。

这年冬天,川东特委根据长涪边区没有党组织的现状,派了当时在重庆社会大学念书的共产党员张寒谷,回长寿兴隆场第7保(张寒谷家所在地)开展革命活动。回乡后,张寒谷以串亲访友的方式,向亲戚、朋友、熟人、同学、同乡,积极宣传我们党的方针政策,揭露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的阴谋和地主恶霸剥削、压迫人民的罪行,启发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扩大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由于党的方针政策深得人心,张寒谷很快在群众中站稳了脚,立住了根,还培养了一批党的积极分子。1947年7月,夏鼎型受他的教育培养,加入了地下党。不久,又将苦大仇深的龚大凡、龚云和、张政国吸收入党,建立了中共长涪边区党小组。张寒谷任小组长。

1948年初,中共长涪边区党小组的甘善业、夏鼎型二位同志,又到云集地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发动群众,培养党的积极分子,徐国钧、黄敦厚、张天伦等人首批光荣地加入了地下党。

入党后,徐国钧,黄敦厚、张天伦等人积极发动和领导人民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抗丁、抗粮、抗捐等活动,并在斗争中分期分批吸收了孙定恒、刘俊武、操碧辉、陶孟文、周昌华、操光宗,张怀村等人加入了地下党。

随着党员人数增多,党的力量不断壮大,经上级党组织批准,1949年4月成立了中共云集乡地下党支部。党支部下设三王庙(三教寺、大石场)、青风(灵官堂)、安顺寨(仁家寺、罗汇坝)3个党小组,分别负责所属区域的地下革命工作,徐国钧光荣当选为领导成员。

三

带头发动人民群众,不断壮大革命力量

1948年春,徐国钧等人领导的云集乡地下党组织在云集地区大力开展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他们学习长涪边区党组织摸索出来的经验,利用人熟、地熟、情况熟的有利条件,走亲访友、秘密串联,向人民群众反复深入宣传“穷人为什么穷、地主为什么富”的根本原因,使他们懂得了“翻身求解放”的道理。从而团结了人民群众,壮大了革命力量。从抗丁、抗粮、抗捐入手,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封建势力作斗争。

为便于开展工作,徐国钧、孙定恒等先后在张官坪、三王庙等地组织了“农民自救会”“土地会”,陶孟文、周昌华等在灵官堂、严家岩等地组织了“火神会”,黄敦厚在仁家寺组织了“农民自救会”等组织。参加这些组织的群众共有300余人。通过这些活动,团结了广大农民群众,对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斗争觉悟,坚定革命必胜信心,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和乡村干部,为地下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和创造了良好条件。

四

开展反抗“抓壮丁”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挽救即将灭亡的命运,四处抓壮丁逼租子,对人民群众进行残酷压迫和剥削,云集乡到处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人心惶惶,人民群众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手段阴险毒辣,实行“三丁抽一,五丁抓二”的政策,并以此向人民群众敲诈勒索,不少人家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针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拉丁逼租子政策,徐国钧带领云集乡地下党全体党员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了反拉丁斗争。具体做法是:

利用党组织安插在云集乡公所作文书的操碧辉的有利条件,及时掌握乡公所的抓壮丁信息和动向,并将抓壮丁的信息和动向及时通知青壮年农民,做好隐匿防备。同时,组织我党控制和支持的保、甲长进行消极怠工的办法,软拖硬顶的策略,敷衍了事的方式进行了针锋相对、不屈不挠的斗争。如十五保的保长张锡光对拉丁实行逃避躲开,八保的保长操裴武对拉丁实行阳奉阴违,根本不派人抓壮丁。再就是组织青壮年农民几个或十几个集体驻扎,一起干活,共同防御。如黑石坪刘家塆的刘应安、刘均衡、刘应平等七、八个青年农民身背大刀,一起吃饭、住宿和干农活,致使伪保长夏玉清即是抓到了壮丁到华中乡都不敢从此地通过。三教寺陈志民等人也积极组织起广大人民群众集体抗丁,致使伪保长抓壮丁无从下手。直到解放,该地区没有一人被抓去当壮丁。

五

开展“二五减租”和“借粮”斗争

1949年,国民党政府为缓解与人民群众的矛盾,颁布了所谓的《二五减租法令》,四川省政府也相继颁发了《二五减租实施细则》。国民党政府的这些虚假减租措施,不过是妄图收买人心,瓦解人民斗志而已。各地的地主豪绅对此却是硬抗不减。他们或以转佃(另租给别人)、抽佃(借口收回自耕)的形式进行威胁,或明减暗不减(即承认照章减租,但要加升租谷或收回),地下党组织利用《二五减租法令》在当时的合法性,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其办法是“以硬制硬”,即发动群众对秋收后的稻谷不交租(即不翻晒、不扬净),先发制人。如灵官堂刘家塆佃农周述,租种该塆地主刘锦江的田40石,实行不交租的“硬减”。其次,是借口“天色不好”而不翻晒,不扬净,以此为条件与地方协商减租数量,遭地主刘锦江拒绝。地下党组织组织农民将稻谷扬净入仓,严密看守、颗粒不交,以硬制硬。时间一长,地主刘锦江见势不对头,但仍坚持不让,不减租,还以“恶佃欺主”的罪名,邀请伪乡长刘英和刘氏宗族族长刘四溪(周述的母亲姓刘)来勒令交租。在徐国钧等地下党员支持下,周述与之进行了面对面的激烈辩论,穷凶极恶的地主刘锦江暴跳如雷“勒令”交租。但周述始终不屈不挠,“勒令”也不交租。刘锦江不得不改换办法,请陶孟文从中调解。他不知地下党员陶孟文却暗中大力支持周述死活不交租子。周述心领神会,刘锦江最后只得照章减租。

为反抗和抵制地主的抽佃和加租、加押,徐国钧等地下党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采取早耕抢种、造成原耕原佃的关系既成事实,使地主无法收回田地。在此基础上,采取各种灵活实用的方式方法,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了减租的实惠。如三教寺佃农刘成、刘金全等人,把应减租部分作为交不足租数,用打欠条的办法达到减租的目的。

开展“二五减租”的斗争虽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不少地主仍进行抽佃退田,抗拒“二五减租”,许多农民迫于抽佃退田的威胁,不敢理直气壮进行减租,生活仍然十分困难。面对这种情况,徐国钧等地下党员认为,必须进一步反抗地主对农民的猖狂抽佃,坚决打击地方的封建势力。于是,决定由黄敦厚、张怀村组织发动仁家寺、罗汇坝贫苦农民把安顺寨胡仕鹏、杨明斋等地主的粮仓打开,把粮食分给群众,以赈济农民群众因交租后出现的生活困难。

根据农村当时的传统习俗,每年六月初六是“无常大爷”的生日。安顺寨的庙会十分热闹,此庙会所聚之钱粮,除主持尼姑僧鉴明生活口粮外,其余均为会首大地主张南轩所占有。

1949年的旧历六月初十清晨,徐国钧安排张怀村等率领“自救会”会员数10人,来到张南轩的粮仓把仓库打开,将数石(担)粮食分给群众。事后,张南轩唆使主持庙会的僧鉴明向云集乡公所报案。云集乡文书操碧辉(地下党员)受理调查处理此事,他便采取久拖不决的方法,最后不了了之。

1949年9月的一天,徐国钧根据地下党支部决定,派黄敦厚、张怀村组织带领当地人民群众用强行估借的办法,“借”了大地主胡仕鹏、杨明斋存放在佃户王炳全、余海云家仓库的粮食。胡仕鹏是长涪边区联防大队长胡银湘的胞弟,仗着这一势力,胡家兄弟恼羞成怒,用武力镇压“借”粮的人民群众。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也为了地下党组织不会因此被暴露,党支部立即派通讯员王国臣速向长涪边区党组织负责人夏鼎型汇报情况。夏鼎型得知此事,迅速派张天伦、汪道心二人回云集,开展统战协调工作。汪道心利用亲戚关系(胡银湘的儿媳是汪道心的亲八姐),说服胡银湘,规劝其弟胡仕鹏。张天伦又说服云集区粮库主任刘心煜出面向胡仕鹏出具借条,承认在应完征粮任务内扣除。同时,由张天伦、汪道心向刘心煜下借条,翌年秋后付还。当时正值人民解放军神速挺进大西南,胡仕鹏等人早已被吓得惶惶不可终日,眼看大势已去,最后不得不就此住手了事。

六

控制乡村保、甲势力,掌握武装力量

乡村保、甲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基层组织,直接听令行使抓壮丁、逼租子等统治压迫人民群众的任务。控制保、甲势力对于开展革命活动,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十分重要。党支部决定,做好保、甲的工作,争取同情革命的,保护态度中立的,使他们为我们服务,或不为反动政府为虎作伥。通过徐国钧等地下党员的积极努力,在云集的18个保、甲,有6个保的势力为我党所控制。其中,操碧辉控制了1保,徐国钧控制了5保,陶孟文控制了8保,孙定恒控制了6保,张怀村控制了12保,黄敦厚控制了13保等。这对阻止国民党反动政府抓壮丁、逼租子、抵制减租等项工作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如十二保保长黄绍凡借口抓不到壮丁,抗拒征丁,被乡公所将其关押,并扬言要送充补壮丁数量。乡政府妄图用他杀鸡给猴看来吓唬各保的保长。地下党员黄敦厚坚决支持黄绍凡,认为乡公所不敢送他去充当壮丁,如果一送,还有何人为其当保长?结果乡政府将黄绍凡关押了几天就放了。再如十五保保长张锡光消极怠工,不服从乡政府指挥,拒不为其抓壮丁、逼租子,而躲避隐藏,不与乡公所人员见面,使该保处于瘫痪状态。

为配合斗争,迎接解放,徐国钧所在云集党支部研究决定,千方百计变反动武装为人民武装,把云集、汪家两乡的管乡队部大权抓到手,并决定,云集乡由操碧辉负责,汪家乡由徐国钧负责。开展斗争的结果,云集乡进展缓慢,汪家乡达到了预定目的。当时,徐国钧经多方做工作,把汪家乡的乡长袁永刚的工作做好,由舒车旭(地下党员)任乡队长,从而将汪家乡武装队部的领导权掌握在了地下党的手中。

七

瓦解“反共保民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涪陵县伪参议员刘安生、汤启智(本区人)奉命回云集区(今长寿湖镇),在安顺寨召开区、乡长会议,组织反动武装力量“反共保民师”,企图以此与解放军负隅顽抗。徐国钧所在云集党支部知道这一消息后,决定由徐国钧前去了解情况。但由于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是区、乡政府的头面人物和当地土豪劣绅,徐国钧无法参加这个会议。

后来,他了解到他的姑爷汪微五参加了这个会议,便以给汪微五提烟箱的机会,顺利地到了安顺寨,从而了解到反共保民师的组织、领导等情况。其云集区的反共保民师负责人是参议员刘安生、汤启智,师长是伪区长张仿益,出席会议的人员是:云集乡乡长刘英,华中乡乡长汤××,回龙乡乡长袁燎,邻封乡乡长罗仕木,石回乡乡长晏敬之。这次会议决定由各乡负责速募兵源,等候师长通知按时齐集云集乡。然后由各乡负责带队前往涪陵领取枪支弹药、服装等。

党支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分析了情况,认为反共保民师组成后,人民将遭受灾难。决定由徐国钧、操碧辉去说服张仿益(徐国钧的学生)解散募兵。一天,徐国钧、操碧辉二人正在操碧辉寝室商量此事,正好张仿益邂逅此地,徐国钧就讽刺地说:“向你贺喜哟!”张答:“有什么喜可贺?”徐国钧因势利导地说:“听说你当师长啦!”张见徐、操都是熟人,不假思索地说:“刘安生把事情看得好容易,现在到哪去募兵?就是募到了几个人,哪个来负担这些人的生活费?那是刘安生想编我的方,强迫我干。等两天我离开这里到重庆去啰。”徐国钧看到张仿益有消极思想,为坚定他的消极态度,便把话题转到鹤游坪大恶霸何卓然被杀的事上,而且说得玄乎其玄。张听后说:“鹤游坪离这不远,恐怕这里也有那些人。”徐国钧接着说:“当然,不得不防。”操碧辉插话说:“区长,不要犯难,我建议,只要你不发通知,各乡就不来人了。听说只要我们不反对共产党,将来你仍然要当区长。”徐国钧也说:“我们沾你的光,携带我们一下。”这时,张仿益俯首不语,最后说:“操碧辉你提醒了我,死个人我也不发通知。”张仿益被说服了,虽然后来刘安生有过催促,张仿益仍拖着不发通知。结果反共保民师就这样胎死腹中。

八

废寝忘食干地下革命

徐国钧从小热爱学习,上私塾时学习成绩优秀,先生夸他是个秀才的苗子,他立志当一名教书先生。读了4年私塾又读了5年小学3年中学,徐国钧就背起被盖卷,挂起衣服袋,背井离乡到垫江包家乡明德小学任教。

当时的旧中国,贫穷落后,饱受外国列强欺凌,人们吃不饱穿不暖。特别是农村的劳苦大众,受地主恶霸的剥削压迫、吃野菜树皮黄泥巴、穿不起衣服裤子,到处卖儿卖女、兵荒马乱,过着暗无天日水深火热的日子。他看在眼里,发誓要拯救广大劳苦大众。徐国钧把全部精力贯注于教书育人,希望他的学生学业有成后拯救天下劳苦大众。但是,尽管他教书用功,学生努力甚至也出了不少秀才、达官贵人,也没改变劳苦大众穷、地主恶霸富的现状。他迷茫并疾思苦想,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命中注定吗?不!他不信,他不停地寻找答案。

1927年,在涪陵新盛镇自新小学教书时,受李洪钧、徐康宁、杨再清3人的影响,徐国钧懂得了一些斗争的道理,便同3人一道,积极组织农民自卫军,大力宣传地主恶霸、反动军阀压迫剥削劳苦大众的滔天大罪以及涪陵驻军头目郭汝栋搜刮劳苦大众苛捐杂税的罪行。

通过20年的奋斗,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还是改变不了当时的现状。

1948年,以张寒谷为代表的早有耳闻的地下党出现在长涪边区,徐国钧碰到了救星,第一批光荣地加入了地下党。白天,在学校认真上课,晚上到三王庙、灵官塘、安顺寨、兴隆、黄葛、沙石开会、开完会又急忙赶回学校,第二天又继续上课。来来往往的脚迹丈量了他的艰辛、迎来送往的春夏秋冬放飞了他的执着。他为的是让广大劳苦大众早日脱离苦海过上好日子。他一切为了穷人,千方百计帮助穷人。

1948年冬的一天,家住石马桥一位患肝腹水的病人,缝云集罗家庙赶场时,在李草药摊抓了一副中草药。李草药对患者说:“吃了几副就会好转。”患者高高兴兴拿回家,当天晚上熬来就喝了一碗。一家老小信心满满,眼巴巴地盼着他的腹水消退。千万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却死得硬邦邦的,全家人惊呆了,个个哭得死去活来。

大儿一下回过神来,顿时怒发冲冠,手提一把菜刀,在磨刀石上“沙沙沙沙”磨得非常锋利,然后将刀插在腰间,大步流星来到罗家庙李草药地摊。

李草药一眼认出是昨天陪同患肝腹水父亲抓药的高毛二,正要开口招呼,一看高毛二凶神恶煞的面部表情,吓得尿都流了出来,双手颤颤抖抖地问:“高毛二,清早八晨的,啥子事让你冒这么大的火哟?”高毛二双眼瞪得比一对二同还大,张嘴吼道:“冒火,我要你脑壳冒烟。”李草药吓得魂飞魄散嘶声嘶气地说:“我又没惹你,脑壳啷个要冒烟啰?”高毛二说:“你没惹我,我又没发疯,昨天我爹来抓药,你说抓几副吃了可能会好。拿回家昨晚立即熬来喝了一碗,今早一看,好了,好死了。”李草药忙说:“啷个快嗦?那好噻。”高毛二上前一步:“好个铲铲,死得硬邦邦的。”李草药一听,一头栽到地上昏了过去。高毛二一看,李草药栽到地上不动了,更加怒火冲天:“咦!你还会装嘛,还没找你赔人命,你就装死嗦?”上前抓住衣领“拍”“拍”“拍”就是三个耳光。可李草药一点反应都没有,高毛二凶狠狠地说:“装得还不错。”边说边转身在路边捡起一个破碗,在阴沟弄来水朝李草药脸上泼去。

一会,李草药醒来,看到高毛二杀气腾腾的样子,抱着脑壳哭着说:“别杀我,家中还有个80多岁的瞎子妈。”高毛二“嘿”“嘿”“嘿”冷笑三声:“不杀你可以,你马上赔我爹的人命,不然,我就要你的命抵我爹的命,哪个都晓得杀人偿命。”李草药“扑通”一声跪在高毛二面前,撕心裂肺地哭着说:“兄弟,我哪来钱赔人命啰,我都靠卖点草药维持生机,家里经常是吃了上吨没下吨,三敦石头垒个灶,两敦石头搭间床,你叫我哪来钱赔你爹的人命啰……”

高毛二哪里听得进这些话,一把抓起李草药的头发,抽出腰间的菜刀,对着李草药的脑壳大声吼道:“人些站开点,免得血沾到身上,到时候莫怪我哟!”边说边举起菜刀正要砍下去。说时迟,那时快,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的徐国钧见势不妙,大声吼道:“刀下留人!”飞身将身边围观的众人分开,一个箭步跨到高毛二跟前,“唬”的一声,将高毛二手中的菜刀击落地上,喘着粗气说:“高毛二,千万使不得呀,他家那么穷,哪来钱赔你爹的人命?”

“没钱赔人命,那就拿命赔命噻!”

“拿他的命赔你爹的命,也不是你去拿呀,那是官府的事噻,你去拿了你也要赔命噻,这样一来一往,不就成了3条人命了吗?”

“你这样说来,那就算了?难道说我还要自己贴一副棺材埋我爹哟?至少他也得出10块钱,把我爹埋了才摆得平噻。”

李草药忙说:“高毛二,我屋里所有家当都管不到10块,哪来钱赔你买棺材哟,这点草药2角钱都没人要,你叫我啷个赔你哟。”

徐国钧见状,从内衣取出布袋,将里面的钱全部拿出来一一点数,不多不少刚好10块钱。他苦笑着递到高毛二手上说:“我只有这点钱,就算帮李草药赔你爹命价,买副棺材把你爹埋了好吗?”

高毛二见状连连摆手:“这啷个要得哟,你来劝架,还倒帮他赔钱,那不是媒人倒还贴个女来嫁,要不得,要不得。”

旁边有位认识徐国钧的人说:“高毛二,接到起,人家是张官坪学校的校长徐先生,是出了名的大善人。打架望人拖,官司望人合噻。”

高毛二接过钱感激涕零:“徐先生,我记住了你的大恩大德。”

李草药更是千恩万谢,一边磕头说:“恩人嘞,你的大恩大德我啷个还啰!”

无巧不成书,半年后,徐国钧到重庆办完事,担心耽误了第二天给同学们上课,急匆匆跑到朝天门沙嘴船码头乘划儿(客船)回长寿。上船买船票时,全身摸遍了也没摸着钱,他一下急得汗水直冒。他忙给售票师傅说:“哎呀,我的钱包丢了,能帮帮我吗?赶回长寿明天还要给同学们上课。”售票师傅看了徐国钧一眼:“你上不上课是你的事,没钱买船票就下船,各人起旱。”

“哎呀,好师傅,重庆起旱到长寿要走三天三夜,这啷个得行嘛。”

“先生嘞,我只是个卖票的打杂工,除此之外的事情我做不了主。”

这时,从船舱走出一位头戴瓜皮帽、身穿船工服的中年人。一见徐国钧正与售票师傅争执不休,打算上前调和。走到徐国钧面前看了一眼,顿时觉得面熟。忽然,又把徐国钧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又反复看了几面,一下将徐国钧紧紧抱住,眼泪刷、刷、刷掉了下来。徐国钧认为是要抱他下船,用力将他双手分开:“莫抱我下船,我到了长寿借钱给你要得不?”

中年人擦干了眼泪:“救命恩人,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李草药。”

“啥子呢?你是李草药,没卖草药了嗦?”

“自从那次回家后,就到这船上来打杂了,比卖草药强多了。”

售船票师傅见开船时间快到了,崔徐国钧快点下船。徐国钧正要下船,李草药急忙拉住:“伙计,他到长寿的船票我来买。”

下船时,两人挥泪告别,依依不舍。

一周后,徐国钧专程到船上去还李草药帮他买船票的钱,船长说李草药昨天去了解放大西南的支前队,徐国钧就把船票和准备还给李草药的船钱用布包在一起,保存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徐国钧当选长寿县人大代表

1952年2月2日,徐国钧得知一消息,“石马桥的支前模范李草药凯旋归来喜结良缘,婚礼在李家大湾举行。”他高兴得一下站了起来。急忙到衣柜取出用布包好的船票和船钱,风风火火赶到李家大湾。两人相见万分激动,紧紧抱在一起、像个包包白越抱越紧。李草药跪谢徐国钧刀下留人救命之恩,徐国钧感恩李草药雪中送炭慷慨解囊买船票,在场的人都为他们感天动地的事迹泪流满面。

徐国钧带领着云集地下党支部全体党员奋力拼搏,积极工作,终于在1949年11月2日迎来了云集的和平解放,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国钧被选为长寿县(今重庆市长寿区)第二、三、四、五、六届人大代表,任过多个小学校长。他非常执着地坚持理想信仰,工作求真务实,多次评为区,县先进工作者。除了桃李满天下,他把子女也培养成了男豪女杰。大儿徐玉森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中共党员,后任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三儿徐良才中专毕业,中共党员,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三医院团职军医官;四儿徐良模,中共党员,大专文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武汉空军后部油料处处长,大校;幺儿徐良科,大学毕业,中共党员,工程师,重庆市轮胎厂检验科科长。

徐国钧全家有10名大学毕业生、15名国家干部、17名科技工程师,是一个团结和谐、知书达礼、互敬互爱的模范大家庭。

徐国钧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为党和祖国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

作者简介

黄盈明,1951年8月生,中共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曲艺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重庆市长寿区名人事业促进会顾问,重庆市长寿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会长,重庆市长寿区老年书画研究会秘书长。曾在《曲艺》《重庆文艺》《重庆艺术》《巴渝文化》《巴人》《长寿文艺》《澳门法治报》、中国新红网、中国民生新闻网、华龙网、方志四川等报刊、网站及新媒体平台发表作品多篇。与人合作编辑《长寿民歌选》《长寿曲艺作品选》等书籍。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黄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