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统区走向延安

——记我家的邻居王政、于文英夫妇

刘苏谊

20世纪60年代,我随着父亲搬进总后干休所,我们家和王政伯伯及夫人于文英阿姨做了邻居。我们楼住有4户人家,户主都是红军时期的早期干部,唯有王政伯伯有着一段与众不同的经历,听说他做过国民党东北军张学良的副官。王政伯伯言语风趣,亲和近人,于文英阿姨温婉贤淑,言语不多,四户人家相处友好和睦。

随着人生的成长,王政伯伯的往昔经历,在我心里始终是个不解之谜。一个地道的北京城市青年,如何进入了东北讲武堂?以后做了张学良的副官?又如何走进红军队伍?他的背后究竟隐秘着怎样的一部历史?

2022年6月,我走进老邻居的家,王政伯伯于文英阿姨的独生女、85岁高龄的王长安,93岁的女婿张坚良,以及孙子张燕安热情接待了我,并给予我极大支持。我翻阅了有限的参考资料和家庭老照片,孙子张燕安又从网上购得《叶剑英传》送给我,这些坚定了我想写写二老的信心。

01

张学良的“替死鬼”

王政,北京市人,1902年3月生。青年时期满怀爱国志向,考入当时的中国四大军官学校之一的东北讲武堂北京分校,1928年6月分校学员由北京移入东北讲武堂,至8月毕业。此后,王政一直在东北军中任职,先后做过王以哲军长(王以哲筹备北京分校时,兼任上校队长)、张学良将军的随从副官。王政在讲武堂学习期间勤奋好学、出类拔萃,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这为他今后的军事生涯奠定了基础,他不仅会开汽车、驾驶飞机,还会双手打枪,左右开弓百发百中,酷有“神枪手”之称;又因他的长相貌似张学良,经常装扮成张学良外出,故被人戏称为“替死鬼”。

王政在东北67军任王以哲将军的随从副官,他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办事勇敢果断,社会经验丰富,为人很讲信用,受到王以哲将军重用。当67军驻洛川时,张学良为了和红军联络方便,迷惑蒋介石和特务的耳目,在肤施(延安)与西安之间的洛川设立了洛川指挥所,并经常乘飞机来往于西安与洛川之间。王政当时兼任洛川空军前哨站站长,他能文能武,有勇有谋,颇得张学良将军重视,并将王政调往自己身边担任副官。

青年时期的张学良

02

红军代表的得力助手

1936年1月20日,红军代表李克农奉党中央委托前往洛川,同东北67军军长王以哲进行秘密会谈。我方揭露了蒋介石一意孤行“囊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打内战的政治阴谋,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此期间,双方达成联合抗日的协议:东北军与红军一致对日,互不侵犯,各守原防。苏区与67军防地开放通商,互有保护之责。双方和睦相处,互派代表、互通情报。红军与67军由原来的敌对势力,变成了友好邻居。

1936年春夏之交,党中央派红军代表刘向三同志,到67军做联合抗日统战工作,王以哲派心腹之人王政协同红军代表工作,并负责红军代表的生活照顾和安全保证。王政身为王将军的副官,他的特殊身份,为红军代表在67军开展工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了特殊的党的工作,刘向三许多事情都要与王政商量获取意见,事务性工作更是由王政出面办理。

为了保证我党、我军人员、物资顺利出入陕北苏区,张学良、王以哲面示王政负责红军人员和物资运输的交通工作。王政同刘向三来到西安,经王政引见,刘向三和67军副官长宋学礼建立了联系。宋学礼身兼西安留守处处长,掌握着军需财政大权,他思想进步,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双方初次见面,态度诚恳且又谨慎,宋学礼帮助红军购买了苏区短缺的道林纸、油墨、蜡纸等,搜集了部分旧报纸及书刊。王政找来一辆军用卡车,亲自把刘向三和所购买的物品送到肤施(今延安),刘向三又转借军队的马车,日夜兼程到了保安(今志丹县)。当时,苏区因为敌人多年的严密封锁,纸张和办公用品都很缺乏,苏区的同志们见到从西安带来的办公物品,喜出望外,如获至宝。以后,刘向三借助和王政疏通的关系,源源不断地将成麻袋的报刊、杂志、军用地图、办公用品、棉布、汽油、无线电器材等短缺物资运往苏区。

刘向三

1936年秋,冬季即将来临,苏区红军急需筹集统一的御寒冬衣。叶剑英根据党中央的安排,向张学良提出帮助解决一万套棉服的要求,张学良爽快地答应红军帮助解决困难。王政接受重任后,把目光投向了西安同合军服厂经理王静寰。王静寰原是67军退役军官,除了包做67军的军服,还做一些工作服之类的服装。王政的号叫王震寰,与王静寰仅一字之差,一般人认为他俩是亲戚关系。王政和刘向三常到同合军服厂店里,与王静寰闲谈吃喝,宛如一家人。

西安是国民党统治区,特务横行、关卡林立。王政从同和军服厂提取的一万套棉服,为瞒过蒋介石便衣特务的侦知,每次都是用多辆军车送往兰州方向,再由红军从半路取走,而这些棉服结账落款处,却醒目地写着67军留守处。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杨虎城在甘肃省平凉开过一次秘密会议。平凉会议保密性极强,参加会议的除张学良将军及东北军于学忠、王以哲、高福源、唐君尧等几位心腹,西北军只有杨虎城将军一人。张学良的随从副官只带有王政,负责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这次会议上,张学良兵谏蒋介石的主张得到与会者一致赞同。

1937年,王政、于文英夫妇在西安

03

支援苏区 亲力亲为

王以哲将军在得知苏区红军面临困难时,尽其所能对红军的军需物资给于援助。王将军常说:“我们反对箕豆相煎的内战。蒋介石决议内战,我们进言不成,只有在军需上向你们表示友谊和支持。”

《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书曾有过记载:“1936年洛川会议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的停战协定。王以哲军长拨给红军七九式步枪两千五百支,枪弹六万粒,子弹袋若干,由军部少校副官长王政用汽车运交红军。”这批武器是从67军军械处中提取,处长范长庚对支援红军态度积极,他数次清仓把多余的账外物资,统统交给王政再运往苏区。以后,王政还经手了,从设在肤施的军械库里提出账外的七十万发子弹,红军用二十匹骡子驮了两次都没运完。这些武器,对当时装备匮乏的红军发挥了重要的武装作用。

王政把所办之事考虑得周密细致,安排得井然有序,他知道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招来杀头之祸。王政在运送军火武器、军需物资和护送重要人物时,每次都是亲自随车行动,以确保在东北军防区内安全无恙,畅通无阻。

67军汽车司机李加乐是位东北人,性格豪爽,做事顽强不息,王政和他处得很熟,经多次考察,确认他忠诚可靠,愿为抗日救国出力。王政请他为红军代表刘向三开车,经常来往于西安各联络点。由西安去洛川到鄜县再到112师,多是在夜间行车,司机一路十分辛苦,为避免开车途中出事,王政送给李加乐上等香烟,以便路上提神。为红军代表开车要担很大风险,除给司机多加薪水,返回时允许李加乐带些土特产回来出售,以补贴家用。以后,李加乐在西安开个汽车行,苏区红军来人修车、买配件,李加乐都会给予照顾,车行还为红军停放车辆及物资,给苏区红军带来很多方便。

红军要办的事情,哪一件都具有危险性,王政和红军代表刘向三克服重重困难,把党中央交办的事情做得风生水起,为困难时期的红军办了不少别人做不到的重要事情。他的功绩难以一一列举,这里只是零碎的记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红军代表刘向三任水利部副部长,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及常委。谈及王政,刘向三说他是其在东北67军秘密工作期间工作和生活中的好伙伴,是须叟不可离的得力帮手,是在特殊时期结交的极为诚挚的同志。

20世纪50年代,王政、于文英夫妇在重庆办事处

全国解放后,王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管理局任副局长。1964年,王政离休。“文化大革命”中,王政遭受不白之冤,叶剑英、李克农、叶季陶等领导相继为他证明:王政是为革命立过大功的人。1973年11月,王政在北京去世,享年71岁。粉碎“四人帮”后,王政被追认为烈士。

王政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毅然爱国投身革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的那些惊心动魄的过往,一直被隐藏在岁月深处,为了使命,他不曾向外人炫耀表功。现在把这段尘封的历史写出来,是让人们不要忘记他们,让历史铭记他们是中国革命无声功勋的获得者,他们的名字永远不会被历史的烟尘隐没!

王政、于文英和独生女王长安合影

【参考文献】

1.刘向三,《我在东北军中做统战工作》。

2.《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刘苏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