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枝花建设的由来和发展

高扬文

攀枝花钢铁公司是我国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大西南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现在以这个公司为主体形成起来的攀枝花市,正像矗立在山野中、大路旁的攀枝花树上的英雄花,放出耀眼的光彩,与钢花汇合在一起,映红了金沙江,映红了山岗,映红了我国西南天空的一角。

攀枝花建设、生产、科研的成就,是攀枝花人的骄傲,是四川、云南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它的光辉业绩已超越国界,引起外国友人的重视。

我正苦思用什么字眼来概括攀枝花的新形象,忽然想起1973年我在攀枝花一次讲话中曾用“画龙点睛”的故事,把攀枝花钢铁厂比作一条龙,希望这条龙能很快腾飞。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攀枝花已成为一条金光闪闪的金龙,从金沙江边腾飞起来。我生在旧社会,孩童时每逢除夕夜晚,家家户户都在街上焚香烧纸,然后脱下衣裳向空中扑打,希望能打着一条“钱龙”,撒下一串串“大洋”(银币)。这当然是穷人家孩子的迷信,聊以自慰。现在攀枝花这条龙,确实是一条“钱龙”,每时每刻都在撒下“大洋”;昔日穷乡僻壤中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老百姓,很多人都富裕起来了,过着幸福的生活。

我有幸曾为攀枝花的开发建设贡献过一点力量,并多次到过这块神奇而富饶的地方。1958年,我曾参与开发攀枝花的前期准备工作。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我戴着“监督劳动,继续审查”的帽子,又于1973年被派到攀枝花蹲点攻工艺技术关,研究新流程,与在现场的同志们劲使在一起、汗流在一起。1977年到1979年,我又多次参与攀钢二期建设规划和二基地选址。我也曾因参与攀枝花的生产、建设,挨过“四人帮”和冶金工业部机关造反派头头的批判。在挨批判时,尽管口号喊得很响,污水泼得很多,但我没有感到难过、委屈,反而感到自豪。我蔑视那一伙,没有向他们低头。虽然我没有参加攀枝花建设的全过程,但我自认为还是比较了解攀枝花的山山水水,了解攀枝花的厂矿、车间,了解攀枝花人的豪气的。我深知攀枝花的每一项成就都是凭雄心和智慧、靠流着血汗征服穷山、恶水创造出来的。新中国的英雄儿女们建成的现代化工厂、矿山,盖起的高楼大厦,使攀枝花成为一个机器轰呜声和乐池歌声交融在一起的生机勃勃、日新月异的奇妙胜地。想想过去,看看现在,一切的一切都是多么来之不易啊!这里创业的艰辛,在世界上确实是少有的!

攀枝花基地第一次上马

在1958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冶金工业部王鹤寿部长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了两个报告,其中一个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更快一些》。报告的最后提到在“二五”计划后期,分期分批建设甘肃酒泉、四川攀枝花、湖北长阳、广东韶关几个较大的和中等的钢铁厂。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把攀枝花建设列入了议事日程。

1958年7月,全国大办钢铁开始进入高潮,我到四川成都开西南钢铁规划会议,西南协作区负责人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杨超,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都参加了。当时已了解到地质部的勘探队从50年代中期开始,根据40年代地质专家调查的资料,在北自四川西昌,南至川滇边界的金沙江岸,长达200公里的安宁河谷两岸,发现几处大铁矿,主要有盐边的攀枝花矿(这是地质队所在地的村名,攀枝花树学名木棉树)、西昌的太和矿、米易的白马矿,储量很大,都可露天开采。附近还发现储量不小的煤矿。为进一步了解情况,会后,李井泉、廖志高、杨超同志和我,坐飞机到西昌,在西昌到会理一带考察了一番。当时正是雨季,到攀枝花的路不好走,没能去到现场。当时这一带经济十分落后,西昌城连一个小机械厂都没有,老百姓生活也很贫苦。李井泉同志很感慨地说,没想到解放这么多年,老百姓仍然衣不蔽体。于是我们下决心开发这里的铁矿,建设钢铁厂和其他工业项目,以发展这里的经济。当即决定成立西昌建设委员会和西昌钢铁公司,由杨超同志兼任西昌建委主任。我听取了地质队的汇报,进一步了解到这里的铁矿是含钒钛的磁铁矿,由于含钛很高,是否能冶炼出铁来,尚是未知数,必须进行试验。因此,建议先在西昌建一个小钢铁厂进行试验。同时还初步选择了离太和矿很近的西昌飞机场作为将来西昌钢铁公司的厂址,开始了攀枝花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可是到了1962年,因为调整,资金困难,准备工作停止,西昌钢铁公司下马,试验厂也下了马。这是第一阶段。

荒山野岭起宏图

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

从1964年到70年代中期,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一个三线建设的高潮。毛泽东主席亲自把中国大地划分成一线、二线、三线,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性措施,是从准备打仗的需要考虑的。大西南是三线。那时我国面临的现实是处于一个大环形包围中。毛主席时时考虑怎样对付敌人的入侵。他设想一旦战争打起来,沿海地区可能被敌人破坏或占领,我们必须有一个有经济实力的后方作为基地打赢这场战争,保卫国家的独立。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和部署,是得到全国各族人民拥护的。1964年,我国国民经济调整已取得很大成绩,“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已基本克服。毛主席提出三线建设,首先从恢复在西南停建的钢铁、军工企业、铁路的建设入手。1964年5月,他就明确指出:“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又说:“我们的工业建设,要有纵深配置,把攀枝花钢铁厂建起来。建不起来,我睡不好觉。”批评“为什么成昆铁路停修了?”当大家听到毛主席说:“你们再不安排,我要骑着毛驴下西昌”时,李富春、薄一波立即组织中央工业各部开会,研究方案,布置三线建设工作。钢铁工业是重点之一,冶金部迅速调集人马,开到西南、西北。因地理关系,三线建设重点在西南,兼顾西北。冶金部在西南、西北各设了一个领导小组。西南小组由徐驰、李非平、李超、韩清泉等同志负责。我当时在白银厂有色金属公司蹲点,兼任西北小组组长,副组长是刘学新同志。两个小组都紧张地运转。不到10年时间,西南、西北都建成几十个工厂、矿山,现在都成了冶金工业的骨干企业。

攀枝花的建设,首先由国家计委副主任程子华负责,他率领中央各有关部门到西南规划三线建设,重点是攀枝花钢铁厂、六盘水煤矿和成昆铁路的建设,通称“两点一线”建设。冶金部派徐驰率工作组前去参加选择攀枝花钢铁厂厂址。经过对乐山、西昌、攀枝花地区的比较,认为攀枝花矿储量大、蕴藏丰富的主焦煤的宝鼎煤矿就在铁矿附近,地震烈度比西昌小,从水量丰沛的金沙江取水十分方便,实在是一个建钢铁厂的好地方。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先后亲临现场考察、研究,批准在弄弄坪建厂的方案,并报党中央、毛主席,获得最后批准。于是,一场科研、设计、建设的大战迅速展开。

在渡口建设总指挥部招待所(现13栋),徐驰向邓小平汇报攀钢和渡口建设计划(左起:徐驰、邓小平、王瑞林、李井泉、吕正操、李开信、余秋里、王力、谷牧、程子华、孙勇等)

1965年12月1日晚,邓小平在大渡口招待所会议室再次听取徐驰介绍攀枝花矿山建设情况(右一:徐驰,右二:设计室主任王琳,右三:谷牧)

攀枝花能不能建设,首先取决于能不能在普通高炉中把含二氧化钛高达13—14%的钒钛铁精矿炼出铁来。按常规冶炼方法,钛在炉内使铁水变稠,渣和铁不分,流不出铁水来。不突破这个难关,是谈不到建设钢铁厂的。于是,一个以周传典为首的,攻克钒钛磁铁矿冶炼关的技术专家组成立起来,要在1年之内解决这个世界上还没人能解决的冶炼技术难关。先在承德钢铁厂100立方米高炉进行模拟试验,突破了难关;接着在西昌试验厂28立米小高炉上用攀枝花矿做验证试验,又在首钢516立方米大高炉上做生产性试验,最后得出一套完整的工艺流程,宣告攀枝花钢铁厂可以开建了。试验成功,到处一片欢腾,极大地促进了西南三线建设。

钒钛磁铁矿冶炼成功

金沙江在攀枝花弄弄坪山坡的上方转了一个小弯,然后在弄弄坪的下方又转了一个小弯,奔流而下。这左一转右一转,使得弄弄坪象个弥勒佛的肚子坐在金沙江边。江的南岸原属云南省,为了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把沿江一片土地划给了四川,建立了渡口市(1987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渡口市更名为攀枝花市)。弄弄坪上部较陡,无法利用,下部坡度较缓,设计人员就在下部约2.5平方公里高低不平的坡地上,布置了一个年产150万吨钢的钢铁企业。近年,攀枝花搞二期建设,又在这上面增加100万吨钢。这在中外教科书上都是找不到先例的,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1965年的弄弄坪(攀钢所在地)

2020年的弄弄坪

攀枝花大规模建设期间正是“文革”动乱年代,我就一点情况也无法了解了。1972年11月,我被派到攀钢蹲点,解决那里不能正常生产的问题。我到的时候,攀钢已有两座1000立方米的高炉投产,第三座正准备兴建。炼钢厂安装了3台120吨转炉,装有3台6000立方米制氧机的氧气站也有2台正式投产。大高炉我见过,但大转炉、大制氧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初轧机和焦化厂已经投产,大型轧机正在建设。我登上兰家火山矿场,看到矿石源源不断通过溜井溜到山下,装上火车送到选矿厂。这个选矿厂是全国最大的,年处理能力为1350万吨矿石,大部分已经建成。还有一个年产700万吨矿石的朱家包包矿山正在建设。我从电影资料片中看到,1971年5月21日曾使用万吨炸药实行大爆破、松动岩石1140万立方米的壮面景象。这种相当于4.4级地震的大爆破,超过1956年甘肃白银厂矿山的大爆破,实在是惊心动魄!我还到距厂区不远的石灰石矿和耐火粘土矿去考察,那里正在一面生产,一面建设。煤矿和火电厂也建成相应规模,城市的服务设施也初具规模。

1971年5月21日, 十九冶组织实施朱家包包铁矿狮子山万吨级大爆破成功。这次露天爆破,共装炸药10162.2吨,爆破土石1140万立方米

我被攀枝花建设的巨大成就深深地打动了。就是在风平浪静的年月里,七八年的功夫,在一个大山沟里,建成如此规模的大工程,也是伟大的业绩。更何况它还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特殊的条件下完成的,这就更加感人,更值得钦佩了。

所谓特殊的历史年代,是指1966年到1972年攀枝花建设的高潮时期,也正是我国的大动乱时期。连续不断的武斗,把全国搞得一团糟,许多工厂停产,许多工地停工,而攀枝花却硬是挺过来了。一座连一座的工厂、矿山在这“动乱”中矗立起来了。所谓特殊条件,不只是指高温炎热、暴雨山洪、一片荒山野岭的自然条件,还指在远离成都740公里,距昆明350公里,铁路未通的情况下,硬是用汽车经山高谷深的崎岖公路,把几万人的给养和成百万吨的建筑材料和大型设备、器件运到这个狭窄的山沟里。想到这里,我不禁从内心发出赞叹:伟大的建设者们,你们曾克服多少难以想象的困难,你们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不愧是中华民族的精英。我在攀枝花一次又一次地向群众所讲的话,都表达了我的这种心情。

依靠科技

使攀枝花基地尽快地发挥更大作用

攀枝花建设工程是伟大的,但投产初期却不能正常生产。我们到炼钢厂铸锭车间,一眼就看到几十个约100吨重的大铁砣子,象一排大菩萨塑像排列在那里;一台转炉因大轴断裂已经残废了,另一台转炉因不能正常抽风、送氧,只能“三天打渔,两天晒网”。脱锭吊车也有毛病,脱不出锭来。两座可各装1300吨铁水的混铁炉不敢装铁水,怕铁水凝固在里面,结果不是炼铁影响炼钢,就是炼钢影响炼铁。炼铁厂里,渣口经常烧坏,渣缸冒泡溢出渣液烧坏或凝住铁道,出不了渣,被迫经常休风。炼焦厂的堆取煤机经常发生故障,也影响正常生产。在矿山,100吨翻斗车经常脱轨翻车,汽车修理也跟不上,影响剥离和出矿。正因为有这样成堆的问题,到1972年底只生产了4万吨钢,为计划产量的1/10。1971年,渡口市和攀钢有的领导同志到国务院汇报,建议把攀钢作为一个大试验厂,其调子是低沉的。

为建钢城运输忙

我和李非平同志经过考察,进行分析,认为这些生产上的难关并不是致命的,只要组织技术力量攻关是可以解决的。于是我们向市委建议召集一次会议,研究、部署技术攻关。在会上我们强调:相信我们的技术人员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并宣布了技术攻关的目标。当时我心里明白,我没有搞大型转炉氧气炼钢的经验,也没有参加过用钒钛磁铁矿石炼铁的试验,只靠我和李非平等少数几个人,要想攻下工艺、设备关是不可能的。攀钢公司有大量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可作为攻关的主力,但他们为现场生产问题所困扰,没有更多时间研究技术问题。于是,我们就从全国各地调集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前来攻关。好在那时有本事的技术人员大多数都“靠边站”,只要单位愿放,他们也愿意来。首先来的是周传典同志,接着余景生同志也来了,他是炼钢专家,对转炉炼钢有经验。他俩人更熟悉哪些人有能力解决攀钢的问题,便提名一个个地找来了:北京钢铁学院老教授、炼钢专家林宗彩带着有经验的周荣章副教授来了,炼钢专家王国忱也来了;我们又把对制氧机有经验的魏荣林同志、对机械有经验的东北工学院教授徐灏请来了;一封电报又把鞍山焦化耐火设计院周宣城同志也请来了。当然也有请而不来的。重庆钢铁设计院是设计攀钢的总包设计院,有一个队驻在攀钢,自然也就成了我们攻关的主要力量之一。他们又纷纷推荐,先后又来了100多人。他们与攀钢现场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合在一起,组成炼钢、炼铁、烧结、设备、自动化5个攻关小组。攻关组把大营扎在十九冶金建设公司一个地处半山腰的招待所里,居高临下,可看到炼铁厂、炼钢厂的烟囱冒不冒烟,听到机器响不响,就知道厂子生产没生产;到生产现场也很方便。

5个攻关小组担负着几十个设备和工艺技术攻关项目,重点抓炼钢和炼铁。炼钢组长是余景生,炼铁组长是周传典。我们选择首先攻混铁炉装铁水这一关。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难题,其他方面攻得再好,攀枝花仍然生产不出多少钢来。为什么不敢装铁水?从上到下都说:含钒钛的铁水很容易凝固,原先在首钢试验时就冻在混铁炉里了,为此冶金部军代表下令停止试验。所以,在攀钢大家均害怕发生1300吨铁水冻结在混铁炉内的大事故;部里军代表来了几次,也说不能装铁水,这个责任谁也承担不起,因此只能眼看着炼钢不能正常生产而束手无策。

为找出问题症结,我们先进行调查研究,试验资料确实有关于冻结的记载,谁也不敢提装铁水的意见。看来攻关组必须下决心冒这个风险了。

我们制订了装铁水的试验方案,讨论方案时,参加过首钢试验的陈亮提出:在首钢试验时,开始铁水并没有冻,后来因煤气停了4天,铁水才冻结在炉内的。他还把当时的试验记录给我们看,还说他曾如实报告了冶金部军代表,但仍遭到下令停试的厄运。我当场并在以后的多次会议上感谢陈亮同志的勇气。要知道,那时知识分子还是“臭老九”,大家都是小心翼翼地在过日子。他敢于如实反映情况,实事求是地提出问题,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马虎,我们还是精心组织试验。为解除试验人员的顾虑,我说,大家不要怕失败,万一铁水冻在炉内,我们“开肠破肚”把铁块炸开,这个后果由我负责。这时,虽听到一些风言风语,但并未动摇我们的决心。

试验开始了,混铁炉工段的工人、技术人员高兴极了,他们早就盼望这一天。但也有的同志害怕负责,不敢到现场,那也由他去吧。我们将炉内温度先控制高一些,精心操作,昼夜观察,3天之内并没有凝固现象,然后又把温度降低一些,继续观察,最后找出合适温度,既保持了铁水的流动性,又不损害炉壁,试验成功了。

这次攻关的成功,鼓舞了大家攻关的信心。接着,在一机部设备制造厂家协助下,攻克了制氧机和转炉抽风机的液力耦合器,找出了转炉大轴断裂的原因,攻克了350吨脱锭吊不好使的问题等等。

炼钢厂解决了这些主要设备工艺问题后,生产逐渐正常,可以保持“二吹一”,另一个转炉换上新大轴后也投入了生产。1973年生产了40多万吨钢,比1972年增加了10倍。

攻克高炉冶炼关是一场硬仗。投产初期,攀钢的高炉生产比较顺利,那是因为使用泸沽铁矿的富矿石比例较高。后来两座高炉投产,富矿比例减少,用钒钛铁精矿的比例增加,高炉冶炼就发生了困难。经过到现场观察,翻阅全部操作记录,周传典发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原来,所有在现场操作的炉长、工长,都没有参加过钒钛磁铁矿的冶炼试验,虽有按试验结果制订的操作规程,他们仍习惯于按冶炼普通铁矿石的方法去操作,结果造成冶炼的一系列困难。攻关组重申冶炼钒钛磁铁矿的工艺操作规程,并由攻关组包一个炉子作示范。周传典成了炉长,包炉期限为1个月。在严格按试验方法操作后,炉子顺行,渣口损失减少,利用系数保持0.8左右,有时提高到1。这是最有说服力的。两个炉子都严格按此办理,1973年产铁82万吨,比1972年增加26万吨。高炉攻关告捷,同时还攻克了堆取煤机存在的问题,以后制造的第二台堆取煤机性能很好。

攀枝花铁矿石中共生有钒。钒是贵重的金属,是冶炼合金钢的主要元素之一。我国只有承德钢铁厂、马鞍山钢铁公司生产一些钒渣,不敷应用,急需攀钢拿出钒渣来。冶金部要求攀钢年产3万吨钒渣,供应铁合金厂提钒,炼出钒铁,攀钢原设计用转炉吹钒渣,因炼钢还不正常,没有用转炉生产钒渣。攀钢和钢铁研究院、钢铁学院的科技人员、老工人借鉴包钢雾化提铌的经验,在自己建的试验炉上用雾化吹钒的方法生产了一些钒渣。对于两种提钒方法,人们有不同看法,攻关组主张对两种方法都做试验。雾化法已积累相当多的数据,于是又开始联合法的试验,效果也很好,回收率、质量略优于雾化法。试验一个阶段后,我反复听取了双方意见,权衡了两种方法的利弊,最后主张采用雾化法提钒。我的理由有二:一是联合法要占用一个转炉的炼钢能力,为达到二期250万吨钢的生产水平,必须再建投资较大的转炉;而雾化法则不建转炉即可达到,等于解放了炼钢厂的能力。二是雾化法虽然提钒的效益不及联合法,那是试验装置简陋,如果建成正规的雾化炉,把压缩空气改为氧气,效益会大大提高。攻关组决定建设正规的雾化提钒车间,渡口市委和攀钢党委都投了赞成票。1979年,我看到新的提钒车间生产很好,钒渣产量随着铁水的增加,已达到很高水平。

在紧张的攻关战斗中,攻关组并没有忘记和放松思想政治工作。我们深知要建设好攀枝花,第一,必须使广大职工安心在这个炎热的山沟里住下来,进行长期的斗争;第二,必须把全体职工,包括后进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在攀枝花亲眼看到建设的伟大成就,又听到介绍当年建设者们是如何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的事迹。我认为,这是攀枝花的一笔极为丰富的精神财富,应该发扬光大,为后来攀枝花的同志所继承。

基于这种考虑,我向市委和攀钢党委建议,召开一个宣传工作大会(后来和勘察设计会议同时召开),请白良玉同志做攀枝花基地建设的报告,我也做了要为攀枝花建设的好传统、好经验写书和为英雄写传的报告。我们还请在攻关过程中涌现的先进典型在小会上介绍自己的思想、学习、工作经验,以及落实帮助后进青年的做法。后来,一些后进青年也自动上台说自己的思想、工作转变。以后我们将这种好典型组织在各厂矿宣讲,产生了很大的感染力。四川省冶金局还邀请宣讲团到各冶金企业进行宣讲。这些生动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广大职工中起了很好的作用。攀枝花人的精神振奋起来了,生产、建设热火朝天,一些原来不想迁家的职工,也纷纷把家迁到攀枝花,作长期打算。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年代,出现这样既安定团结又生动活泼的局面,在全国各地是少有的。可惜我提议写先进职工事迹的《攀枝花英雄谱》第一集,一切准备就绪,因我第二次被揪斗,成为了“黑书”,未能出版。

组织综合利用科技攻关

在攻关过程中,我了解了攀钢全部生产流程,发现渣中铁含量高,钒的回收率不高,而钛全未回收利用,钛一半进入尾砂,当时排入金沙江;另一半在铁精矿中,不但在高炉内捣乱,还使炉渣不能当水泥掺和料用。总之,现有的高炉流程,虽然获得冶炼钒钛磁铁矿突破性的成就,但对铁、钒、钛的回收还是不理想,需要完善、提高现流程,或者另辟蹊径。正当我考虑如何充分回收利用钒、钛的时候,东北工学院炼铁教授李殷泰在罗马尼亚参加了“铁矿直接还原”国际学术会议回来,他向我介绍了会议内容。我听后更增加了这方面知识,就把探索回收钒、钛和直接还原法联系起来,考虑用这个新流程,更好地回收利用钒、钛的问题。同李非平、周传典、余景生等同志和攀枝花钢铁研究院(前身是西南钢铁研究院)专家们商讨后,都认为这是应当研究的课题。研究这个新流程,也不是只为处理攀枝花钒钛磁铁矿,我还考虑到长江以南,特别是华中、华南、西南的铁矿资源比较丰富,水力资源更为丰富,而焦煤资源却是缺少的,如果直接还原法能成功,在长江以南利用丰富的水电资源,建一批采用直接还原法的钢铁生产企业,对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这项研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既要研究铁矿的直接还原,还要研究回收钒、钛的新工艺,又要研究回收的大量二氧化钛粗制品如何加工成各种钛产品。于是我向当时冶金部的领导建议,开一个“钢铁冶炼新流程”会议。我意识到由我主持召开的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不会被批准,因而把开会的目的限制在为攀枝花钢铁二基地做准备工作上,以争取批准。开始他们同意了,但限定参加的单位少些。会议定于1973年7月25日在攀枝花召开,并征得四川省的同意。不料在临近会期的7月17日,冶金部突然通知会议延期,既没有说明延期的原因,又未说明延至何时,显然是要取消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单位对无限期延期非常不满,有的向冶金部写信提出意见;我又亲自回北京汇报,终于争得在10月15日召开会议。原来通知只有30多个单位参加,经过这一折腾,许多科研单位纷纷要求参加,又增加了10多个单位,参加会议的代表达200多人,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科研会议。这出乎我的意料。

会议由冶金部科技办公室主任孙鸿儒主持,开得非常成功。我也在会上讲了几次话。会上各研究单位交流了过去试验研究的成果和经验,议定了几十个科研项目。会议把每一个大项、小项的研究任务,分别落实到各个研究单位,有的几个单位合作,便确定了主研单位,并规定了研究进度。参加会议的代表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这是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综合利用第一次全国性会议。在会后不久我“二进宫”后,由于这次会议是由我倡导、争取、组织的,故遭到批判,把会议确定的研究项目打成“黑项目”,停止拨发研究经费,但绝大多数单位并未因此完全停止试验工作。值得高兴的是,粉碎“四人帮”后,方毅同志将攀枝花资源综合利用作为国家科研重点,亲自组织领导这项工作,连续10年,坚持不懈,取得重大胜利。我有幸1978年又主持了一次这样的科研会议,会后向来攀枝花视察工作的方毅同志做了汇报;1979年还参加了方毅同志主持的会议。这几次会上与第一次会议昼夜在一起研究课题的学者、专家、科技人员又见面了,大家相视而笑,庆祝新的胜利,并对我的报告报以热烈掌声。过去一切不愉快的情绪,随着研究工作的重新恢复而烟消云散,只可惜整个科研工作被耽误了好几年。

当我结束这篇回忆时,我再次向过去和现在为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发展、生产和科学研究作出贡献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向为攀枝花献出宝贵生命的同志们深深地鞠上一躬,以示深切的悼念。

(此文摘自1990年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金色的攀枝花》一书)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高扬文(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煤炭工业部部长)

供稿/供图:攀枝花市地方志编纂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