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在延安中学的

校长和老师们

口述/王黎明 整理/张高秋

我们这代人,提起延安的往事,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无数感人的故事已汇集出版很多书籍。但在纪念延安中学成立70周年之际,我虽已年近八旬,但对延安中学往事的回忆还是历历再目,言犹未尽。

我愿尽微薄的力量,在尘封的往事及无数珍贵的资料中拾起朵朵小花,献给我深深怀念的每位老师和同学。随着时间流逝及对人生的品味,我对往事的回忆有着不同的感受,如同品着陈年老酒,那么甘甜、醇香。

我在延安中学学习、工作只有两年多,但这里对我一生的思想、人生道路却有很深的影响。我怀念延安中学的老师和同学,永远难忘他们的辛勤教育和培养。那时,延安中学的校长是马济川,副校长卢勤良,第一任班主任是教语文的杜谈老师,以后有裴老师(女)、方俊夫、朱棠、苏子休等老师。他们对我的语文、思想道德都有很好的指导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令我受益终身。同时,我在这里也与老师和同学结下了深厚友谊。

一、进入延安中学学习

我清楚记得,1945年7月,我们结束了延安保育院小学的学习生活,因我生病又在校医务所多住了一段时间。病刚好些,8月中旬的一天,我早早起了床,怀着急切的心情收拾好简单的行李,装上马车,准备向延安中学出发。马车上同行的还有同班的徐宁(徐彬如的女儿)和王得胜(现名王苏坡,延安保育院小学校长王志匀的儿子)。徐宁也是因生病耽误了报到时间,王苏坡在校有事耽误了。这样我们3人凑到一起出发。

王兆卿烈士的儿子王黎明(本文口述者)与我的姐姐王利华在延安保育院小学的照片,照片中那个男的就是王黎明,旁边坐的比较大的,就是我的姐姐王利华(2022年9月18日王兆相将军的儿子王延生注)

一路上,我们显得比较兴奋,王苏坡、徐宁在学校就是比较活泼的,他们不停地说着、唱着。我听着他们的歌声,望着伸向远方的小路,时儿又漫无边际地想着将要进入的中学,那里会有怎样的老师和同学呢?我暗自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争取更好的成绩。

在不知不觉中,学校快到了。徐宁因年龄小身体弱,我帮她把行李送到她父亲的所在地王家坪,随后马车进入一个小山谷。眼前一亮,见到一层层、一排排坐落整齐的土窑洞。这就是桥儿沟,我将要在此学习生活的延安中学。

延安中学的校名及地址也是经过多次变动。

据我了解,延安中学即“行知中学”,开始成立是在党中央、毛主席亲切关怀下,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直接领导下,在边区教育厅厅长周扬主持下,创建于1938年8月,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中学。初创时,曾叫边区中学、鲁迅师范、延安师范、边区师范。1944年春,边区师范和延安大学中学部自然科学院预科合并为延安中学。1946年8月19日,为纪念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陶行知先生,经边区政府第九次政务会议通过,学校正式改名为“行知中学”。1949年7月,与延安大学附中在枣园合并,又改名为延安中学。校址先后在杜甫川、吊儿沟、桥儿沟、现在延安北门外原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旧址。

那时的延安中学,集聚了很多教育人才,他们在文化艺术、政治、历史各方面都有丰富的教育经验。如杜谈、方俊夫、朱棠等老师,他们讲课生动有趣,同学对学习产生了浓厚兴趣。

在1946年的征文比赛中,延安中学有二十多篇作文获奖,当年的《解放日报》也有报道,其中也有我的文章。朱棠老师非常具体地指导过我写日记、作文和通讯报道,使我有时能在报上发表些小通讯。甚至到以后使我养成爱好,喜欢给报刊杂志写些小文章。

二、当选为延安中学学生会主席

1946年入学不久,我被选为延安中学学生会主席。

我想被选应该是一个偶然机会吧。当时,我的学习在班上虽然不错,但不是最优秀的,工作能力也很一般,是一个很普通的学生。我在延安保育院小学虽然做过学生会工作,但现在我总担心过多的社会工作会影响我的学习,所以思想上没有任何准备。

能够当选,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当时的学生从延安保育院小学来的占大部分,陕北子弟比较多,对我父辈王兆卿、王兆相,以及在保小的情况有所了解。我在班里能团结同学,热心为同学服务,以诚待人,给同学留下较好印象。另一方面,有两名主要候选人,都是再任的学生会的委员。其中肖贵臣是学生会主席,原太行山解放区的青年干部,文化基础差些,又面临初中毕业。班里为了照顾他的学习,不准备再考虑他连任。另外叫王怀玺的委员,是炊事员出身,大家对他的优缺点了解多些。当时是无记名投票选举,没想到结果我的票数最多。1946年4月中旬完成选举及学生会的分工,我就当选为学生会主席了。从此我的大部分时间就与青年工作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此次选举,延安《解放日报》还有详细记载。

三、延安中学学生会工作回忆

学生会的工作头绪很多,要顺利开展起来,对我来说并非易事。当时校教务处的曼秋、王刚等老师秉承校党支、教务处、陕甘宁边区青年联合会的指示,来指导和帮助我们开展工作。

1946年4月,当我们正在筹备“五·四”青年节27周年纪念活动时,4月8日,突然得知王若飞、叶挺、博古、邓发、黄齐生等革命前辈,由重庆飞往延安,途经山西兴县黑茶山时不幸飞机撞山,遇难壮烈牺牲。我们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和部分同学到机场迎灵,又组织同学参加了烈士追悼会及纪念活动。烈士下葬那天,我和王建华、王怀玺等亲眼目睹叶挺的儿子叶华明扶着灵柩失声痛哭的情景。那时,我眼里不禁浸满了泪水,想到无数革命先烈、想到我的父亲王兆卿烈士,他们为革命的成功奉献了一生,甚至宝贵生命。他们将留芳千古,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当时,新华社记者缪海棱还采访了我们,以后报道的文章中,特别提到王建华学习烈士的事迹后如何化悲痛为力量。

现在烈士的墓地,已由东关飞机场迁到杨家岭“四·八”烈士陵园,无数中外人士前往追悼和纪念。

时间过得很快,“五·四”青年节就要到来。我们抓紧搞了征文、演讲、墙报、文体比赛等活动。在同学们热情参与中,各项活动开展得生动活泼。田又生的演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从他的名字“又生”,就能想到他曾经的悲惨、坎坷。他用朴实的语言,生动讲述了他的不幸遭遇,以后得到共产党的解救才有了今天。在他的讲述中,同学们的心灵受到震撼。贺光辉同学听完演讲,还写了一篇感想,并获得征文奖。

壁报宣传方面,我们请了九班能写会画的惠庶昌同学,他于1944年刚满14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学校,各方面也是大家的榜样。印象中,他的毛笔字写得非常好。1946年后,他任清涧县青联主任,参与了早期的建团工作。1964年当选共青团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常委、书记处书记。

开展文娱活动方面,能歌善舞的同学很多。我们组织了歌咏比赛;为悼念“四·八”烈士,组织了挽歌合唱;为欢迎国共谈判三人(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小组,组织联欢晚会;为配合宣传工作,到电台演唱歌曲;春节期间,到延安边区的机关、医院、部队慰问演出。参加的同学有:肖贵臣、王得胜、李精林、赵国华、苏红、李骏、孙学甫、项苏云、贺光辉、金德纯等,他们都是很出色的演员。到了1946年秋季,保卫延安的解放战争开始了,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很多,我们组织到医院进行慰问演出。抗议美帝挑起内战,我们排演了话剧、活报剧,动员人民反对内战、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

开展体育活动方面,学生会组织了篮球、拔河、单双杠的锻炼和比赛。那时运动器材紧缺,我和刘玉凯(刘凯)同学还到西北财经办事处找过副主任贾拓夫和白如冰,他们给学校提供了赞助经费。我们购买了篮球等体育用品。参加的人个个生龙活虎,带动大家锻炼的积极性。

学生会在参与学校生活管理方面,也起到一定积极作用。我们协助校领导参加食堂的民主管理,星期天组织同学下厨帮忙,还提出若干改善伙食的建议。考虑到女同学身体需要,妇女委员王建华、李凤莲、苏红建议给女同学多打些热水,给些必要的卫生纸。这些很受同学们欢迎和赞扬。

1946年,学生会成立不久,解放战争开始。在校领导指导下,我们组织了战备活动,动员同学捐钱、捐物。大家动手做鞋袜,搞文艺演出,慰问伤病员。当年八、九月份,王震率领的359旅从延安突围,我们组织了欢迎活动,场面热烈,同学们很受教育。苏红还请来359旅的女战士汪志萍作战斗事迹报告。

学校结合形势,转变教学,编制班、排、连队组织了军事训练,开展了射击、拼刺刀、投手榴弹、野营拉练等实战演习。这些活动,对我们后来参加解放战争起了很好的实际作用。

本文口述者王黎明延安留影(2022年9月18日王兆相将军儿子王延生注)

四、全国第一个青年团诞生前后

1946年10月,在延安中学建立团组织,是延安中青委贯彻党中央试建青年团组织的决定。此决定是任弼时同志听取地方青年工作干部杜前、马仪、李云洁、李诚、王治周等的工作汇报,组织中央青委的冯文彬、黄若暾、何启君等经反复调查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多次向党中央汇报,于1946年9月13日任弼时同志代表党中央在枣园会议上作出了建团提议。

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青年团的组织是在“五·四”运动后,一些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等,深入工人群众,领导罢工斗争,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十月革命等。1920年8月,在陈独秀等倡导下,各地建立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我们所熟知的革命先辈任弼时同志,就是最早加入青年团的成员之一。之后,他在党中央工作期间,仍分工主管团的工作。他的一生是与中国青年运动紧紧相关的。他是青年团重新创立的首倡者和最初的领导者。为此,在1984年任弼时同志诞辰80周年纪念时,何启君同志以其亲身经历,深情回顾了党中央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编写出版了《青年团的初建》一书。何启君同志真实、亲切、全面地叙述了青年团的历史及重新创立的全过程,其中也详细叙述了在延安中学建团的情况。

1946年9月在中央提出重新建团的提议后,延安中学作为学校建团的试点,10月中旬,中央青委何启君同志来到学校,指导建团工作。副校长卢勤良和党总支书记王鼎勋同志具体领导,党总支委员贾芝老师以及王刚、刘允一等同志参与了研究和组织工作。各班党支部书记和部分优秀党员也参加了建团工作。同学有:高诺夫、韩陆、苏红、高鸿文、李泽荣、李精林、刘玉凯、韩秉义、郝来成、王黎明等。我作为十二班的党支部书记,又是校学生会主席,有做学生工作的基础,建团工作义不容辞。党总支和卢副校长决定:让我参加全校青年团成立大会筹备工作,从此,我的主要精力投入青年团的工作中。

由于延安中学各方面的条件比较好:大多数学生长期受革命气氛的熏陶,思想进步,革命热情高;校领导能力强;教员的政治觉悟与教学水平高。因此,建团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我们结合当时备战形势组织时事政治学习,进行军事训练以及备战活动,激发积极分子的热情和觉悟,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逐步建团。12月2日,成立了全校青年团筹委会,成员有高诺夫、韩陆、苏红、高鸿文、王黎明等。经过近两个月努力,1946年12月9日,我国第一个学校团总支——“延安中学毛泽东青年团”正式诞生了。这天下午,在延安中学校部的一个大窑洞里,隆重召开了全校团的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来宾有:中央青委何启君,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江隆基、科长辛安亭,延安中学校长马济川、副校长卢勤良、教职员代表王刚、曹达、曼秋、郭春泽、冯世仪等。大会选举产生了首届团总书记王黎明、组织委员高鸿文(候补委员李泽荣协助)、宣传委员高诺夫(候补委员李精林协助)。团总支决定苏红任团总支妇女干事,张珍任团总支秘书。

全体团员由苏红同志带头,在毛主席像前庄严宣誓。当时那庄严隆重而又活跃的大会场面,令人永远怀念!各位领导讲话语重心长,勉励团员们谦虚谨慎,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起模范作用,努力争取入党。特别记得老校长马济川回顾了陕北革命历史,要求团员们在毛泽东思想抚育下,大踏步前进。

何启君同志最后讲话:这是重建的第一个团组织——团员必须起模范作用,当工作模范,当生活模范,当学习模范。团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团员要遵守团的纪律。

在最初建团的两三个月中,延安处在紧张的战备状态中,团组织面临着战争的严峻考验。青年团员们加强战备观念,增强了胜利信心,随时准备以实际行动听从党的召唤,奔赴战场。

在“不给胡匪军留下一颗粮、一寸布”的口号下,延安从11月中旬开始了坚壁清野,学校把教学用具、粮食等各种物资转移到后方或埋藏在附近的山洞里。团员们不怕苦不怕累,主动背运学校的东西,带领同学一起完成了任务。

在备战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进行军事训练。团员们个个个生龙活虎,刻苦训练。这些,对后来在实战中出色地完成任务,起了很大作用。

在战斗紧要关头,延安中学由学校变成第四后方(野战)医院《第四军医大学的前身》。全校约三分之二的团员到医院工作。我叔叔的女儿(我的堂妹)王利华也到医院当护士了。在医院还成立了团总支,这也是我军重建青年团最早的一个团组织。

这期间,还是毛丫头的苏红同志任医院团总支书记。在战争的风浪中,团员们经受了严峻考验,作出了突出贡献,多次受到西北党政军领导机关表扬。

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心中无限自豪。在战火中,延安中学的青年团员们,实现了团对自己的要求,为团争得了荣誉,赢得了信任,提高了团的战斗力,成为党的得力助手和可靠后备军。

在延安中学建立起的全国第一个青年团组织,不愧为一面鲜红的旗帜。她的成功带动和影响了全国青年团组织的发展,并在以后的解放战争及新中国建设中,都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

五、回忆延安中学的校长及老师们

我刚进入延安中学就知道,校长是马济川,副校长是卢勤良。马校长虽然年龄不小(大概有四五十岁,那时四五十岁在延安就算大的了),但是很高大健壮。我们的教室、宿舍都是在山上山下,他上来下去一点也不费劲。他还有一个显著特征——有着一脸学者风度的胡子。马校长给我们的感觉和蔼慈祥。

由于我搞学生会和共青团工作,与马校长接触比较多些。1946年底转战陕北,有时我和马校长住在同一个窑洞里,聊起父辈们的事情,才知道原来他还是我父亲王兆卿和叔父王兆相分别在绥德师范和榆林中学时的校长和老师呢。现在我又是他的学生了,想到在工作、学习中马校长对我细心的指导和帮助,心中感到很是温暖。

马济川校长,192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事教学工作。他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工作又积极热情,毛泽东、周恩来曾赞扬他办学有方。1943年,他光荣出席了延安文教大会。

卢副校长比马校长要年轻许多,中等身材,给我的印象朴实稳重,工作办事是那种习惯深思熟虑的人。,工作中非常容易和同学们接近。

20世纪30年代时,卢副校长在河北唐县就承担过青年工作。1939年在延安抗大毕业后,到定边县苦战6年,创办了三边公学(原为三边师范)。他对工作热情,有方法,取得优异成绩,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受到三边分区和边区政府教育厅领导高度重视。1945年,组织上调卢勤良到延安中学主持全面工作。为适应当时形势需要,把延安中学办成一所综合性的学校,卢副校长为党的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1946年秋至1947年春,卢副校长又为建团工作日夜操劳,出色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建团工作。在刚建团后,卢副校长又随延安中学大部分同学参加到第四野战医院工作中,并很快在医院组建起我军第一个青年团组织,充分发挥了团组织的作用。

把学校变成医院的同时,卢副校长清楚地意识到学生们急需学会医护知识和实战训练。他请来医生给同学讲解、指导,请359旅的战士进行实战演习,把部队医院变成了一所特殊的大学校,在实践中培养出许多优秀的医务工作者。他们在解放战争和朝鲜战场上都作出了突出贡献,有的还贡献出年轻的生命。

在同卢副校长一起工作时,我也得到他耐心指导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任副厅长、省委副秘书长,在繁忙的工作中,他抽时间给我和苏红写来回信。那是1950年10月,我们正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时收到他的来信,至今难忘他对我们亲切的鼓励。他写道:“希望你们不仅要有决心,将来还要有优异的成绩。今天学习的成绩,就是你们对人民的贡献,把学习好,提高到对人民负责的高度来看待。”这些话给了我们极大鼓舞。几个月后,惊悉卢副校长因脑溢血不幸去世,我们为失去一位革命的良师益友而无比悲痛,我们无限惋惜党的教育事业失去一位杰出人才。卢副校长给我们的回信,成了对我们一生最后的嘱咐和希望。

1952年暑假,我去了趟西安。延安中学的同学李精林与我及卢副校长的女儿一起到西安烈士陵园,祭奠长眠在此的我们敬爱的卢副校长。我特为卢副校长女儿朗朗在墓碑前照了相,并保存至今。

今天,我能对读书看报以至写作有很大兴趣爱好,要感谢几位教过我的老师:杜谈、方俊夫、朱棠、寒十坡、苏子休、裴老师等。我们的第一任班主任杜谈老师,当时给我的印象极普通,他穿着也很随便,甚至有些不修边幅,但说话却是和声细语、文质彬彬,一副知识分子的摸样。看得出他是那种很有知识、善于思考的人。他在延安中学时间不长就调走了。

我们相处的时间虽短,但每当回想起杜谈老师,我总有歉疚感,总想对他说:对不起,杜谈老师。他不仅教会我们文化知识,还教育我们如何做人。

那时,杜老师身体不太好,经常咳嗽,当杜老师经过同学身边时,有些年龄较小比较调皮的同学出于好玩,当着老师的面作怪样,嘴里说着吐痰、吐痰,非常不礼貌的举止。当时我虽知道这样做很不对,但是也没有劝阻制止,而是默认纵容了这些不礼貌的行为。我非常懊悔自己对老师的大不敬,伤害了敬爱的老师。而杜老师对此事虽然知道得一清二楚,并没有简单地批评指责同学,他结合同学之间发生的挖苦嘲讽、恶语伤人等不团结现象,教育同学要懂得自尊自爱,更要懂得尊重爱护别人。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爱心,才能团结友爱,共同进步。在杜老师的耐心教育下,同学、师生之间的关系有了很大转变。

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延河儿女》一书中,我看到李一克(现名史一克)同学写的一篇回忆杜谈老师的文章,更加敬佩杜谈老师。杜老师是位很早追随革命的热血青年,1931年加入了“北平左联”组织,1935年在参加左翼文化活动时不幸被捕。1940年在延安入党,之后他更加勤奋创作,热情歌颂新人新生活,是比较有影响的现代诗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创作了多部电影剧本,其中《翠岗红旗》反映的是上世纪工农红军在江西的战斗故事,搬上电影银幕后受到极大好评,特别是老同志看后很感动,教育了我们几代人。

杜谈老师在延安中学的时间短暂,在他的简历中几乎没有记载。但他在我们大多数同学中却留下了难忘印象。当同学把《延河儿女》一书赠送给杜老师的爱人张庆亚时,才了解这段历史。后来我也去拜访过张老师,她还送给我一本杜谈老师的诗集。遗憾的是我没能见到杜老师,他早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了。

六、退居二线后为延安中学团组织的纪念活动而奔忙

由于我从延安中学调到陕甘宁边区青联工作(边区团筹委会)后,我的工作就是学生工作,以延安中学为重点。1950年来京学习工作后,又与许多延安中学的老师、同学们有了不少接触见面的机会。1983年退居二线后,我的不少精力放在了宣传弘扬“延安精神”、宣传“延安中学”革命传统上,参与编写了延安中学建团方面的回忆录等文集。

当年,何启君同志以满腔热情指导、协助学校领导建团工作。他有丰富的青年工作经验,对延安中学有着深厚感情。1983年秋,何启君同志受团中央、中国青年出版社委托编写《青年团的初建》一书。他多方打听找到我,希望我写些建立青年团的回忆文章,并协助他与郭可瑛做有关工作。我欣然接受。在王刚、朱棠、贾芝老师的指导帮助下,我组织在京的20多位延安中学同学开座谈会,收集大量历史资料,仅用了半年多时间写成了《延安中学试建青年团的回忆》一文,经何启君推荐,发表在团中央的杂志《青运史研究》——1984年第5期上。贾芝老师写的延安中学建团回忆文章及苏红写的医院青年团工作回忆文章,被编入何启君主编的《青年团的初建》一书中。

受到《青年团的初建》一书出版启发,何启君和青年出版社的吴书杰提出,编撰出版一本以当年延安中学学生的学习、生活为主线的书籍。有了前面的经验和大家的热情,我联系贾芝老师和谢绍明、苏红等商谈,大家一致认为可行,并推举以贾芝老师为主编。

贾芝老师对延安有着深厚感情,在北京离休后一直积极倡导编写回忆延安学习、生活,宣传“延安精神”的书籍。他带领我们四处奔走,尽可能地动员知情者回忆往事,编写回忆录。在他的影响下,我们许多老师、同学都积极参加了《延河儿女——当年延安的中学生们》《延河儿女——延安青年的成才之路》等书籍的资料收集和投稿中。老师、同学们写出了很多高质量的回忆文章。经多方大力支持,《延河儿女——当年延安的中学生们》于1992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3年1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延河儿女》出版座谈会。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等作了报道。该书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得到有关领导机关高度重视。1995年,中宣部、文化部、新闻出版署、团中央将《延河儿女》一书选为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读物之一。以后又两次再版共约两万六千册,在回忆录类的书中,出版数量之多也是少有的。

在贾芝老师和师秋朗同学倡议下,又编写了《延河儿女——延安青年的成才之路》一书,作者扩大到延安保小、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等师生。此书我也积极参加了组稿、联络、协调等工作。在多方努力下,《延河儿女——延安青年的成才之路》于1999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贾芝老师任主编,师秋朗、金茂年和我为副主编。特别有幸的是:我与部分同学在1946年2月为感谢神府县领导对我们学生的关怀,拍摄的纪念相片,被责任编辑孙兴民选为书的封面。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播出过此书和封面相片。

还有一书,1996年冬,我按刘虎生的嘱托,协助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黄德蓉出版《红孩子丛书》。我组织推荐采访了彭士禄、罗西北、金德纯、苏红、任远志、李骏、齐翔安等。该书出版后,很受少年儿童欢迎。

1996年是延安中学青年团成立50周年的日子,在贾芝老师和高诺夫、苏红、鲍克明、李骏等老同学积极倡议下,在共青团老领导何启君、张黎群热情帮助下,并得到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书记,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袁纯清、刘鹏等的大力支持,于12月10日在核工业部地质总局大会议室召开了纪念大会。团中央派郑洸、徐文新(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副主任)参加大会并在大会上讲话。中央电视台及有关报纸作宣传报道。十几名老团员深情回忆了当时建团初期的情况及对一生的影响,新团员表达了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信心和决心。这次纪念活动,生动活泼,很有意义。为组织开好纪念大会,鲍克明、王苏坡还慷慨解囊捐了款,苏红、张珍、王升学、李骏、易达美等老同学不辞辛苦积极筹办。

七、我心目中的延安精神

对我们这一代来讲,什么是延安精神?

人的一生,有许多的往事。有的过眼烟云,毫无痕迹;有的悲伤、遗憾,不堪回首;有的欣喜无比,事过境迁,不过如此;唯有在延安的往事,令我魂牵梦绕,永不磨灭。他影响改变了我的一生,这是革命前辈流传下来,渗透血液、灵魂的一种精神。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教育了我们:为了国家民族的独立,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从小立志、艰苦奋斗,肩负起国家兴亡的重担。这种精神贯穿在延安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深深映入了我们的血液,这就是后来人们称赞、宣扬的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产生于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70多年过去了,弘扬延安精神必须紧密联系当前实际。现在我们的国家还不够强盛,振兴陕北,责无旁贷地落在青年一代肩上,任重而道远,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犹为重要。

延安精神是广大青少年“好好学习”之本、“天天向上”之道。从我们毕生的感受坚信,延安中学是用延安精神教育青少年、武装青少年的领先阵地。在老师们辛勤教育培养下,他们一定会像习近平总书记希望的那样:爱国爱民,从党史学习中激发信仰、获得启发、汲取力量,不断坚定“四个自信”,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树立为祖国为人民永久奋斗、赤诚奉献的坚定理想。

衷心祝愿延安中学革命旗帜永放光芒!延安精神代代相传!

扩展阅读

延安中学的同学们

王黎明

1945年,我到延安中学学习。开始班里人很多,达到70多人,窑洞容纳不下,分为2个班。我所在的是十二、三班,班里大部分是保小、延安抗校、东关小学毕业的同学。

大家文化程度比较整齐,年龄适中。也有从解放区或大后方来的青年或干部,他们冲破封锁线越过重重危险来到这里。还有经过长征的战士。总之军队干部、烈士子弟占了较大比例。

刘思齐同学(毛岸英的爱人)1946年夏秋到延安中学,学习时间比较短。

任志远同学(任弼时长女)1946年从家乡湖南来到延安,当年冬天就响应号召到后方医院当了护士,后又因病回到班上。转战陕北时因摔伤,走路困难,同学抬着她行军,也决不让她掉队。后来她离开延安中学调到中央机关。在校时,她生活简朴,待人热情,给大家留下很好的印象,以后她也经常和延安中学的同学来往。1988年,我陪同她从北京到延安中学参加建校50周年活动。这次延安之行,参观了黄河壶口瀑布、黄帝陵等。任志远的母亲陈宗英出身于工人家庭,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成为少有的女共产党员之一,是长征干部,具有优良的革命传统和劳动人民的品质,这些对儿女们都有较大影响。任志远在离休后还不断学习,在书画方面有很大进步,还参加了书画展览会。

朱仪礼同学(朱其文儿子)、黎虹同学1946年底从华中新四军来到延中,很惹眼的是他那一身黄色的军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党中央部门工作。

(《回忆我在延安中学的校长和老师们》一文由王兆卿烈士儿子王黎明口述,王黎明己去世,材料十分珍贵)

今日延安中学(2017年4月6日蓬州闲士 摄,图片来源:四川方志图库)

口述者简介

王黎明,王兆卿烈士之子,1928年10月出生于陕西省神木县王家坬村(其父亲王兆卿是1925年在绥德师范由李子洲介绍加入的共产党员,是陕北特委军委书记,1933年在米脂无定河牺牲的六烈士之一),1937年冬至1943年,在家乡上私塾,在绥德分区干部子弟学校上学。l944年,入陕甘宁边区延安保育院小学。l945年l月,在延安保小八党。1945年8月,入延安中学学习,任学生会主席、陕甘宁边区青联委员。l946年秋,参与在延安中学创建毛泽东青年团的工作并任校团委书记。l947年,胡宗南进攻,转战陕北,任校党总支组织干事、团总支书记。l947年11月,任陕甘宁边区青年团筹备委员会组织干事,在米脂县印斗区六乡任土改工作组组长。l948年春,回到边区任青联委员,在延安负责边区建团工作。l949年,任陕甘宁边区学联副主席。1949年6月,东北哈工大预科和沈阳党校学习。l950年l月至1953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l953任重工业部科员、副科长,l956年后,任首钢副厂长、代厂长、党委书记,北京家用电器研究所党委书记等职。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口述:王黎明

文/图:张高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