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消失的电波》后来发生的故事

程立申

这不是故事,是我父亲程浩(地下工作时化名邵祥云)、母亲丁宁(地下工作时化名李冰蔚),也包括我程立申(小名叫小敏)真实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中,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中的女主角原型,李白的夫人裘慧英受到冲击,有人污蔑她在1948年12月29日深夜被捕后叛变了。

为证明自己对党坚定的革命信仰,她找到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我的母亲丁宁,要求证明她的清白。我母亲坚决站在裘慧英一边,愤怒地回答上海外调人员:“你们不了解当时的国民党濒临灭亡、实行白色恐怖的情况,漏出一点可疑,就有可能丢掉性命,我可以证明裘慧英同志没任何问题。没有暴露,更没有叛变,党组织还安排她通过秘密渠道看望李白,上海局领导张执一还花重金赎人。我可以证明。”我母亲在为裘慧英的证明上写道:“裘慧英同志没有被关押,更没有叛变,是坚定的中共地下党党员。当年是我与她接头。”

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中的原型李白、裘慧英夫妇和儿子李恒胜

电影中的主人公李侠,真名李白,也曾用过李霞的名字。被国民党特务捕前住在上海市虹口区黄渡路107弄15号楼三层。原本规定我党地下电台20天要更换一个住处,但淮海战役激战正酣,为保障情报传递的不间断,李白电台没有动。

1948年12月29日深夜,正当李白拍发电报时,国民党上海电监科的特务们包围了李白住所黄渡路一带的居民住宅区,一边侦测,一边挨房搜查。

这时李白知道危险已经来临,他沉着地把电报发完。敌人冲进来了,发现地板下的收发报机,于是逮捕了李白一家人,将他押送到上海伪警备司令部第二稽查大队。

国民党特务连夜动用各种酷刑,连续30多个小时对李白进行轮番审讯,还将裘慧英母子带到审讯室,要挟李白招供。李白口鼻流血,昏厥数次,但坚强不屈,始终守口如瓶。国民党特务拿不到口供,无奈放了裘慧英和孩子。但是李白电台共产党的性质已被敌人猜出来。

李白是经历过长征的红军老干部,他于1937年冬从延安被派往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负责收发电报。当时电台领导人是龚饮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职)。

李白被捕,电台被敌人破坏,开始消息并未传出。第二天(12月30日),正是我母亲丁宁与李白电台接头的日子,地点在虹口公园(现名鲁迅公园)。接头暗号,右手捏右耳的下垂,来接头的交通员就是李白的夫人裘慧英。

虹口公园南门距李白夫妇居住地虹口区黄渡路107弄15号不足百米,国民党特务估计虹口公园门口可能是中共地下组织接头点,在那里布置了许多暗探。

接头地点:上海市虹口公园(现名鲁迅公园)大门

清晨,我母亲按时来到虹口公园,慢慢地朝接头地点走着,她警惕而又漫不经心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离接头位置不远了,她放慢了步子,停在远处,观察着周围,生怕有特务埋伏。接头的时间越来越近,却没见任何接头的人,只有零星的过路人,丁宁的心越发不安起来。接头的时间已过,还是不见人影,我母亲转身就走。然而,在不远处,她隐约地发现好像有人跟着。她不敢多看,只是用眼睛的余光观察着是否自己被跟踪了。她加快了步伐向相反的方向走去,东拐西拐回到了家。她一踏进门,我父亲程浩马上站起身来问:“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回来?东西拿到了吗?”

母亲一边喝着水,一边气喘吁吁地说:“我到预定的地点时间,一直没人来。”

“你是不是记错了地点?领导通知,今天有重要文件交接!”父亲急了。

“地点一点儿错也没有,我记得清清楚楚,虹口公园南门,时间也没晚。”丁宁也着急地说。

“明天再去!”父亲不容争辩地一边说着,一边准备向领导汇报接头情况。

第二天,丁宁又去虹口公园南门接头,仍没见到交通员的踪迹。

我母亲在虹口公园里来回溜达,不时地看着表,观察接头地点的情况。这个时节逛公园的人很少,时局的不稳,人们很少有闲心出来闲转悠。母亲不经意地看着过往人,不知为什么,她老是觉得有双眼睛盯着她,心也开始有点儿不安起来。她装作很不经心的样子,手里拿着提袋,嘴里哼起戏文,慢悠悠地往公园外挪动。果然,发现不远处隐约的有人跟着。她加快了步伐,那人也加快步伐跟着。她慢下来,那人也慢下来。她想坏了,被特务跟上了。不管怎么说,一定要甩掉他。如果自己不能按规定时间返回,组织一定知道出事了,他们会即刻转移,可能连累到其他同志。想到此,我母亲镇定了一下自己,快步往电车站走去。

电车站等车的人不少,随着我母亲的步伐,那人也快步奔了过来。母亲早已用眼角瞟见特务朝她而来,心生一计,等那人快到跟前时,母亲突然一个转身,正好与这个特务打了个对脸。她揪住他用上海话喊到:“小赤佬,侬跟着阿拉组撒拉,老错气额闹。”随后喊起来“合作屁呀、合作屁呀(耍流氓呀)”等车的人围了过来,那人被我母亲突如其来的行动给闹懵了,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围过来的人中有人喊着“光天化日的,好大胆。瘪三,瘪三,打流氓呀。”特务被围观的人们推搡起来,站也站不住了,使劲挣脱我母亲抓着他的手,往人群外挤,边喊“我没有,我没有!”一口北方话,更引起路人的反感。这时电车进站了,顺着上下车旅客的间隙,我母亲赶快挤上车,没等特务缓过劲来,车开了,特务被甩掉了。母亲多走了几站才下了车,确定不再有人跟踪,才又换车绕道回家,还没有超过接头时间。

到了家,她直冲到屋里,看到上海中央局(当时叫沪局)刘长胜副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正在与我父亲程浩谈话。他们一直在这等着。

我母亲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还是没接上头,看样子是出事了,有特务在那一带转悠,我也被跟上了,跑到了车站,借着站上人多,我大喊抓流氓,才把他甩掉了。”

“你确定,回来没被跟上吗?”父亲不放心地追问。

“放心,没有!我想会不会是裘慧英他们出事了?不然,裘慧英不会不来接头。”母亲迟疑地问父亲。

母亲有一句话没再接着讲下去,她心里想,但愿李白一家不会出事。但是,地下工作就像在风口浪尖上一样,随时都会遇到不测。她坚信自己的战友无论出现任何问题,都会以党的事业为重,那怕是牺牲自己。

刘长胜副书记急切地说:“丁宁同志,看来你有暴露的可能,最近你不要出去,马上有新人接替你的工作,你要转移。这里要马上采取新的联络方式和撤退准备!”商量决定,转移的地点福履理路福禄村(今建国西路384弄10号)许彦飞家。许彦飞时任南京国民党国防部新闻局少将主任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由上海中央局派人接替丁宁的工作,之后刘书记匆匆离去。

我父母受周恩来副主席指定,从南京谈判的中共代表团直接赴台湾执行建立电台的任务,与中共台湾工委的同志,一起经历了台湾“二·二八起义”,完成任务后,于1947年11月底返回上海,在上海中央局领导下,继续从事机要工作。他们负责3个电台的机要工作,其中就有李白电台(李白电台的任务主要是对中央军委情报部门),另外有冯×彬电台系统对陕北、后来是西柏坡尤其是周恩来副主席领导的城工部。

回到上海的一年内,我们已搬了四次家。开始暂时住在霞飞路四明里的伟光医院,假扮病人。几周后搬进上海中央局的秘密机关,法租界的辣斐德路(现改为复兴中路)的一栋洋房里,住在二楼亭子间。在这里住了七八个月,随后又搬到一位姓蔡的同志家中,在那被警察盘查过多次,十分不安全,最后搬到了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金绍朱家住下。金绍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科院技术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一家人都是中共党员。金家的主要任务是机要交通。为减轻敌人的怀疑,金家妈妈每次都用菜盒子装上菜,盒子底下放上用胶纸包装的机要文件交给接头人。

当天,联络信号由二层临街窗台上的花,改为一层临街厨房的筷子筒。二层机要室的阳台上加放一块床板,出现紧急情况,可以往对面院墙搭板转移。

作为李白、裘慧英夫妇电台的联系人,当时不止一人,还有刘人寿的夫人黄景荷同志,张执一的夫人王曦同志,都属于不同的地下工作系统,单线联系。黄景荷回忆说:“12月28日(应是12月30日)上午,我带着急需报中情部的情报电码稿去黄渡路准备交李白电台发出。按惯例,走到虹口公园附近,先借公用电话同李白联系。接电话的是个陌生人,在电话里‘喂喂’喊叫,迫不及待地问:‘你是谁?你现在哪里?……李白刚走开,你马上来吧。’我意识到情况异常,电台出事了!挂断电话后,走到溧阳路在一家店铺里借公用电话用密语向刘人寿报告险情,然后绕道回家。刘人寿是潘汉年情报系统电台负责人,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当即决定,销毁密码、文件档案,立即撤出住所,搬到雁荡路联络点。

这时,上海中央局也证实了李白电台遭到了破坏;随即,备用的电台开始了工作,上海地下党组织与中央始终保持着联系。

可是,在当时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噩耗还是传来。1949年3月17日深夜,另外一组上海市委秘密电台被敌人用仪器测出了方位,敌特军警立即包围了打浦桥新新里秦鸿钧的家。秦鸿钧在发出最后一串电波后,将机器藏匿好,翻身从阁楼爬上屋顶,想趁天黑突围,但被早已埋伏好的敌特蜂涌而上捕获。

秦鸿钧烈士,原新四军电台系统

3月19日下午,上海市委秘密电台张困斋也遭埋伏的特务逮捕。

张困斋烈士,中共上海市委电台系统

这3位同志的被捕,使上海地下党组织的电台工作遭受严重破坏。在这即将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里,上海地下工作人员更加艰险。

当时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之一的张执一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职)感到敌人溃败前的慌乱,冒险动用重金赎买被敌人关押的同志,在救助出第一批同志后,再筹集资金赎买时,晚了一步,敌人的屠刀已经挥向了同志们。他懊悔不已,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有更早一点行动。

1949年5月7日晚,上海解放前的20天,人民解放军攻城的炮声已隐约可闻,特务头子毛森按蒋介石“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手令,将李白、张困斋、秦鸿钧等12位同志秘密押赴浦东戚家庙杀害。临刑前,张困斋等向国民党特务高声说:“听到了吗?解放军的炮声响了,你们国民党就要完蛋了!难道你们还要做对人民犯罪的事吗!”随后一起高呼口号,高唱国际歌。仅仅20天后,上海解放,他们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终于实现了,而他们却牺牲在曙光到来的前夜。

作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第二战线的地下领导机关,中共上海中央局有统战、学运、情报、策反、商业物资筹措、地下交通、部分地区的武装斗争等工作系统,具有严密的组织机构和工作纪律,电台、机要、联络人都是单线联系。

我父母负责中央主要是周恩来副主席电报的译电工作。当时党的地下工作主要在中央城工部(后更名中央统战部)和周副主席领导下。由于对敌斗争的复杂,在上海地下工作的主要人员,都以社会权贵的身份出现。上海中央局的领导,都住在花园洋房,出入都有汽车接送,主要是为了隐蔽身份。当时父亲程浩基本不出门,每天背密码,与中央联系的密码本就有一百多本。在外活动的主要是母亲丁宁,经常打扮成阔太太的模样,梳着上海当时最时尚的发型,穿着高级料子的衣服(见下图)。虽然她自己心里厌恶资产阶级这一套,但是为了工作需要,也要适应环境的需要。

1947年冬,上海霞飞路四明里伟光医院,程浩、丁宁夫妇与孩子小宝合影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在即,国民党军队开始在上海全城宵禁,进出上海城区的人一律要经过严格的盘问、检查。大街上,每天都在杀害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白色恐怖笼罩在全上海城。

1949年5月上旬,上海街上,国民党军队和特务公开杀害共产党人

周副主席根据黎明之前的黑暗形势,要求各地地下党组织必须坚持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指示上海地下党要避免冒险倾向,深入隐蔽,发动群众,最后配合解放军的进攻,解放上海,接管上海。指示还要求:不论党内党外,凡是已暴露或为敌特注意的人,都应设法离开岗位,首先向解放区撤退。

周副主席的重要电报发到了上海中央局委员钱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监察部部长)处,由于密级高,译电员居然无法译出。钱瑛很是着急。因为不是程浩这边负责的电台,按照地下工作单线联系的纪律,不容别人插手。所以,钱瑛委员干着急没办法。为了及时了解中央精神,钱瑛委员带着译电员找我父亲想办法。父亲在延安时担任中央机要科译电组长,重庆谈判时,担任周恩来副主席译电组组长,有长期的工作经验。

这种译报方式是自编底本加以限乱,乱码是加密的一种方式,通常是重复使用的。使用乱码,对方指页组要告诉译电员,电报那一页为乱码,才能译出。这封电报没有告诉乱码页数,只有对密码非常熟悉的译电员,才能判断出哪页电码为乱码。换句话说,由于这份电报非常重要,对方要求译电员必须是可靠的老译电员译电。因为只有这样的译电员才能分辨出密码和乱码的区别,保证不被破译失密。

父亲拿着译好的电文,交给钱瑛委员。根据这个电报精神,上海地下党组织和爱国知名人士要开始撤离。

钱瑛委员要走了,她自己没有孩子。1928年7月,钱瑛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谭寿林结为革命伴侣。1931年春,谭寿林在撤离上海时被捕、牺牲。此后,钱瑛心头留下了永远的伤痕,决心不再考虑个人婚姻问题,一直珍藏着谭寿林烈士的遗物,随身携带着丈夫留给她的一块怀表,房间里悬挂着丈夫的照片,还写了许多缅怀丈夫的诗词,倾诉自己对丈夫的深切怀念。电影《洪湖赤卫队》中的县委就是钱瑛领导的,剧中的女主角韩英就有钱瑛的影子。她一直想把“小宝(笔者哥哥)”交由她抚养,但是在撤退的白色恐怖中,一切都不可能了。她抱着小宝,看了又看,亲了又亲,然后,她把一个小布包交到程浩和丁宁的手里说:“这是当年我在监狱时,烈士留下的遗物,我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们,把这东西留给孩子,如果出了问题,这是我给孩子留的一点儿念想,等小宝长大了交给他,说是他钱妈妈留给他的。”这位坚强的革命老前辈,将自己心中的母爱留给了在战争年代出生的、在白色恐怖中成长的一个普通革命者的孩子。这些遗物至今尚留在小宝(程立江)手中。

替换丁宁的康林同志来了。她原是南京的学生,在学校闹学潮,男朋友被捕牺牲,为躲避国民党特务追杀,组织上调她到上海以小学教师为职业隐蔽工作。

上海地下工作者、中共党员康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外交部工作)1949年3月留影

接头工作分三步进行:1月份,首先由联系人通知康林,上海局派人告知接头暗号、时间、地点。随后要康林到鉅鹿路中学附小请假,理由是母亲病重,要回南京照料。抱病的家信由交通带到南京向上海发出,让附小的老师都知道康林请假的原因。第二步,2月上旬,康林如约与刘晓同志的机要秘书朱志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提前接上联系,由朱志良通知程浩接康林到译电组。为让程浩提前认识康林同志,约好2月下旬的一天下午2时,由朱志良带着程浩由东向西走,康林由西向东走,到了接头地点,双方目视对方,点头示意,认清了对方,算是接头成功。第三步,朱志良通知康林,定于3月18日上午10点半在上海火车站指定地点由程浩接康林。为防止国民党特务监视,整个交接工作不能有半点疑点,到上海火车站接人,表示是接从外地来到上海的。

我母亲也要撤离了,只不过撤离改为去南京执行机要交通任务。

留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领导刘长胜与程浩商量,要将上海地下党与解放军三野联络的密码、上海守敌情报尽快送往南京,另外为南京地下党组织建立地下电台、提供经费。

这次出城风险也很大,程浩考虑再三后说:“这次任务很重,关系着解放上海与南京,我看派丁宁同志去没问题。一,丁宁同志是经过白区工作考验的老同志了,对敌斗争有经验;二,她是抗大毕业的优秀生派到中央机要科的,对党忠诚没得说,周副主席和邓大姐、钱大姐都了解她,南京地下党组织也会信任她;三,电台方面的业务,她很熟悉,帮助南京方面没有问题。”

“好。你代表党组织和她谈话吧。派了几波交通都不敢去,这个任务很重要。这不是撤离,而是完成很重要的战斗任务。”刘长胜同志果断地说:“可以派庄佩林同志去,起点保护作用。这个方案很周全,就这样定下来。”

程浩马上在晚饭后和丁宁谈了组织决定派她去南京的任务。

“这次任务重大,又是你一人单独行动,组织上派庄佩林与你一起走,有事也好临时有人商量,上海局派庄佩林到南京地下组织从事译电工作,你要负责教会她。”

丁宁二话没说,回答:“没问题,你放心吧。”可是如何出城呢?两人商量来商量去,一时还没拿出注意。

出城的任务如此艰巨:密码、情报、地下党的经费、建电台,每项都对解放南京、上海至关重要。程浩仔细想,还是坐火车快,最主要的是如何通过上海和南京火车站。

夜深了,程浩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子,忽然,他推醒熟睡的妻子说:“我看你带上小敏,把密码、情报塞进他的尿布里,金条……?”听到这,本来还睡得迷迷糊糊的丁宁,还没等程浩说完,就抢着说:“我缝进呢子大衣的垫肩里,你说行吧!”“好,好,太好了!”从不喜形于色的程浩兴奋地使劲地攥着妻子的手摇着。丁宁连夜用油纸包好了密码本、文件,放进小敏的尿布,将两根金条缝进了大衣的垫肩。

第二天上午,庄佩林同志来了。她胖胖的,一副少奶奶的打扮。庄佩林同志于1939年4月在上海培明女中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2月进入南京中央大学学习,从事地下工作,1946年被国民党特务盯上,1947年10月转移到上海,在“法声新闻社”担任编辑,1948年3月到上海晓光中学担任教员,已有不少地下工作经验。她也曾在南京从事地下工作,对那里的情况很熟。组织上派她和丁宁一起去,无疑是最合适的。

上海地下工作者、中共党员庄佩林同志1949年4月留影

快要出发了,程浩和丁宁夫妇仔细检查了所有准备工作,与丁宁同行的庄佩林同志也来到了他们的住所。临行时刻,程浩又嘱咐了万一出事采取的紧急措施。他坚定地告诉妻子,“无论出了什么状况,必须将密电码、金条和中央的指示交到南京地下党组织和三野江北司令部。”

丁宁心里很清楚,她与小儿子也许永远回不来了,她恋恋不舍地看着大儿子小宝。小宝拉着爸爸的手,瞪着大眼睛眼巴巴地盯着妈妈,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强忍着没掉下来,看着妈妈抱着弟弟出了门。这个在白区长大的孩子,大概是耳闻目染的原因,很少问大人去何处,他似乎知道妈妈这一走的凶险。

1949年4月7日清晨,丁宁带着二儿子小敏,与庄佩林一行3人雇了黄包车前往上海火车站。这时的上海火车站,难民、乞丐、伤兵,大人喊,小孩叫,扛着行李的,提着包裹的,到处都是乱乱哄哄的。

此时,上海的国民党政府正处在风雨飘摇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军事力量已超过国民党军队。正在北平谈判的国共两党,虽然达成了协议,但李宗仁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国民党政权已从南京搬到了广州。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时局不稳,人都往城外跑。车票也是千金难求。许多地方铁路都断了线。车站周围几乎都被国民党军队、特务和警察控制。国民党兵端着枪到处盘查,不时的有被殴打的老百姓骂着这些兵痞们。

丁宁一行3人下了黄包车,朝进站口走去。门口有特务和宪兵把守。丁宁紧紧地楼着睡得正香甜的小敏(即笔者),沉住气走了过去,高跟鞋踩在地上发出有节奏的声响,黑色的呢子大衣随着脚步款款摆动,下巴微微向上扬着,眼睛连看也懒得看的神情。特务和宪兵不由得显出一幅奴颜卑膝的样子,略略鞠着弓,轰赶着挡在道上的人,不敢惹“阔太太”。丁宁心里不住地骂着:“狗特务,没几天好神气了!”眼睛不停地搜索,警惕着会不会遇到那天的狗特务。同时不停地拧小敏的屁股,小敏就不停地嚎啕大哭,让人看着谁见谁烦。哭声让人心烦,却成了不为人知的掩护,终于混过检查进了车站。

1949年4月的上海火车站

1949年4月的上海火车站

1949年4月,挤满塌车的上海火车站十字路口

车厢内、车顶上到处都坐着人。要打仗了,人们都往城外跑。向南的是国民党遗老遗少奔向广州逃命,向西的大部分是国民党军队,前往长江防线负隅顽抗。丁宁一行3人总算是坐下来了,虽然四月天不热,可她们早已是浑身大汗。第一关算是闯过去了,但是不知后面还会有什么事,她们还是提心吊胆的,大气都不敢出。

火车朝南京的方向开出。这时的国民党政府已濒临崩溃,兵败如山倒,只是做着垂死的挣扎,车上的国民党士兵毫无士气,不断有国民党军官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两位“太太”,不断有特务查看你的身份,不断有“包打听”查问你的去向。有许多逃难者半途上车,人心惶惶,各种传言不时入耳。

火车走走停停。中午时分,终于到了南京站,检查非常严,国民党宪兵扛着大刀,底朝天的搜查。下车后,随着出站的人群慢慢朝前走。妈妈下意识地摸了摸我的尿布。密码的外面包着一层油纸,如果宪兵摸尿布,油纸就会发出声音,所以,丁宁连夜把尿介子拆开,把油纸赛在中间,正好夹在孩子的裤裆中间,检查时,也不会引起注意。一路上,妈妈拼命给我喂吃的,我就拼命往尿布上拉屎,臭气熏天,旁边的人都捂着鼻子。

总算是轮到她们了。

“住哪呀?都带什么了?”宪兵斜着眼上下打量着丁宁。

丁宁沉着应答着:“我们到南京看亲戚。”

她拿出事先准备的假地址递给宪兵,又打开了小敏的小被子,故作声张地对庄佩林说,“你看,我说在车上换一次尿布,你说不用,瞧,屎都这么多了。”

“谁让你没完没了地给他喂吃的,小孩子是直肠子,那还不是吃了就拉嘛。”庄佩林也故意抱怨着。

宪兵一听,赶紧捂着鼻子连地址也顾不上看了,急急忙忙打发着她们说:“二位少奶奶,赶快走,赶快走吧。”

“哎,地址。”丁宁一把从宪兵手里抢回了纸条。两人显得漫不经心地走出了车站,直到瞧不见站口的宪兵后,两人才舒了一口气。丁宁、庄佩林带着我闯过道道难关,终于顺利到达了南京,小敏屁股底下夹着的密电码安然无恙。谁也没想到在敌人鼻子底下,她们成功地完成了任务。

这时的南京,街面上已是一片逃难的景象,道路两边到处是难民搭的五花八门的帐篷。市面乱象纷纷,店堂里看不到存货,平时人来人往的夫子庙、三山街等闹市区,早早“打烊”,满街一片萧条。大街小巷许多招兵告示,旗号十分显赫,有“国防部”,有“XX军司令部”等等,不过是国民党军队在收罗最后一批“炮灰”。

马路上格外地忙乱。出租马车、“野鸡汽车”(即出租车)上面堆满大包小包,挤在大中桥路口上,蒋介石下野了,国民党军队一败涂地,李宗仁代总统一筹莫展,国民党中央政府已成瘫痪状态,往日骑在人民头上的反动派赶着飞机去台湾。即使有军队的“派司”(证件),飞机票也一票难求。

庄佩林找到联络人的住处。按照规定的方式,她们与南京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

与丁宁接头的史永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见到她们后又惊奇又感叹:“哎呦,都到这时候了,我都将家人送到乡下去了,你还只身带着孩子到南京来接头,听说上海已经宵禁了,我们正担心密电码怎么送出来,没想到沪局派的是女同志,还带这个小孩子,了不起!”

史永同志时任中共地下党组织南京市委委员

丁宁来不及和史永同志多说话,马上提出尽快执行任务:一是找地下交通,尽快把密电码和中央给刘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电报指示、情报转交江北三野司令部,务必在今天晚上送到;二是转交南京地下组织的活动经费;三是立即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

史永同志知道与江北三野司令部联系的重要性,马上说:“江北已经派人来了,我马上与他们取得联系。”

从上海出发到现在,她们3人一刻也没停脚。在史永带领下,她们赶到了长江边三野司令部临时开设的接头地点。地下交通员一老一少,都是三野司令部侦察连的(与解放后的电影《渡江侦察记》情景一样)。三野司令部负责接待他们的同志,见到她们后非常兴奋和吃惊:“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到了,还带着孩子,真不容易。”

1949年5月,程浩、丁宁的二儿子小敏(程立申),在南京大家叫他“小明”

丁宁回答说:“你别看带着这小孩子,没他密电码也送不出来,从出上海,这一路盘查得非常厉害,中途还有特务上车检查,我们是把密电码藏在他的尿介子里带过来的。”丁宁说着,三野的同志听得嘴都大了,又是赞许又是敬佩。“行,咱们要给小家伙解放南京记大功……”看着两个地下交通划着小舢板开始渡江了,她们一行3人才离开。

丁宁到达南京的当天晚上,上海与三野的机要通信就建立了起来。这在通信手段相当落后的20世纪40年代是很不容易的。为躲避敌人追捕,密电码的传递,有时是按月、年计算时间的。在上海的刘长胜、程浩收到在三野司令部刘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外交部副部长)、张执一的电报后,知道丁宁他们已经出色完成了任务,非常高兴。

当晚,她们住进靠近玄武湖的豪宅,国民党青年军少将军官、我地下党员卢则文家。为掩护她们,卢则文着军服站在房前迎接丁宁、庄佩林,有意让附近的军警看到与国民党少将的关系。

第二天上午,丁宁立即与南京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庄佩林在一家银行找到接头人,取得了联系,约好在银行见面。

接头这一天,庄佩林在银行的营业厅放哨,丁宁抱着孩子与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在银行的一间小屋里见面。陈修良穿戴讲究,看得出是有知识和极富修养的人。丁宁向她转达了刘长胜书记的指示,从大衣的垫肩中拿出了南京地下组织活动经费——两根金条,交给陈修良书记,同时汇报了从上海到南京的简单过程。陈修良也介绍了自己和爱人沙文汉。沙文汉当时叫张登,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因为不在一个系统,丁宁并不知道沙文汉的详情。两人的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与陈修良的谈话给丁宁留下了深刻印象。

陈修良与丁宁会面后,对丁宁冒险从上海往南京送情报给予高度评价:“丁宁同志冒险出城,是九死一生!”

南京解放后,庄佩林同志一直在南京教育界工作,相继在南京的中学担任副校长、校长。

庄佩林走后,丁宁按照陈修良书记的指示,几次到南京地下电台指导译电工作,使南京地下党组织迎接大军解放南京的电台工作异常活跃,为南京、上海解放奠定了基础。

1949年4月12日,丁宁带着小敏与庄佩林,一同来到了玄武湖边,她们边走边聊,憧憬着全中国的解放,畅谈革命的理想,并且一起合影留念。

庄佩林(左站)与丁宁、小敏在南京玄武湖留影

庄佩林在照片背后给小敏留下的话

庄佩林的话:“一九四九年春四月十二日,令既患肋膜炎,次日与玉妹携明侄(即小敏)摄于玄武湖,他日明儿长成,尚可忆记娘娘否!”

60年后,丁宁将这张珍贵的照片交到了二儿子程立申手里,她只说了一句:“好好保存,记住那时的岁月!”

南京解放了,没过多久,上海也解放了。

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的故事继续着。上海解放后,李白的夫人裘慧英四处查找他的下落,直到1949年6月20日,才找到李白和同志们的遗体,才知道他们已壮烈牺牲了!

1949年8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在交通大学礼堂隆重举行李白、张困斋、秦鸿钧三烈士追悼会,中挽联上写着:“你们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斗争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们的英名永垂不朽!”

解放后,经过上海市公安局侦察,最终查出主持破坏李白烈士电台的国民党军统中校特务叶丹秋的下落,给予逮捕。1951年1月13日,叶丹秋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裘慧英在上海解放后,先后担任中共上海电信局基层支部副书记、上海邮电技工学校副校长、邮电工会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和顾问。1959年被评为全国邮电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裘慧英同志于1983年离休,1992年去世,享年75岁。

李白、裘慧英夫妇的儿子李恒胜,1946年出生,由于父母的革命生涯与牺牲,他比常人更加深刻理解党的伟大,对党有着深厚感情,懂得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长大后,他在北京邮电大学毕业,入了党,在父母曾工作的地方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担任领导职务。为纪念和歌颂先烈,李恒胜退休后成为“李白烈士纪念馆”馆长,2015年去世,享年69岁。

李白、裘慧英夫妇之孙李立立又接过红色接力棒,为的是让永不消失的红色电波继续传播。

1949年6月,程浩和丁宁带着两个孩子会师在南京。当时,二野已接替三野的防务,二野司令部驻扎在当时美军已撤出的美军南京机场。丁宁已调到二野司令部机要处工作,程浩也拟上任二野18军师政委。根据周恩来副主席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童小鹏致电二野,调他们即刻启程到北京中央统战部工作。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程立申(小名小敏,隐蔽战线老战士程浩和丁宁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