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陈联诗(左)和战友林佩尧(左二)为孩子廖宁君(右一)林向北(左三)订婚。此为订婚照(资料照片)

“双枪老太婆”女婿林向北

回忆在起义第二线的往事

编者按2022年8月28日,“双枪老太婆”陈联诗女婿、万县抗日救亡运动中“七君子”之一、104岁的老党员林向北因病去世。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及四川省情网,今日特发布蒋维彦、易复礼整理的《“双枪老太婆”女婿林向北回忆在起义第二线的往事》一文,敬请阅读转发,并欢迎在文尾“写留言”处,留下您的读后感言。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针对国民党缺乏和谈诚意,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

我被派到岳池中和、明月、高兴、走马、复兴等乡去搞策反工作。

那时宁青乡的乡长叫李成,是1932年入党的同志。他早在1944年独山失守时就回到中和乡建立了两面政权。

1946年,我回重庆汇报了以上情况,党组织决定派陈联诗(我的岳母、俗称“双枪老太婆”)同我一起去加强中和乡的工作,搞人搞枪。

1936年,陈联诗奉命去苏联学习军事,行至万县被捕,后被营救出狱。此为出狱当天的照片(资料照片)

1947年后,曾霖同志要我去江北县明月场做当地土皇帝——五县联防司令杨绍云的策反工作,以配合华蓥山区的武装斗争。刚有一定成效时,杨绍云突然被我们的人擅自暗杀了。导致大家暴露,我撤回重庆。

1948年6月,王璞同志的交通员袁尊一同志来通知我,华蓥山起义在即,急需干部,调你去岳池。你尽量动员一些干部,想法找些药品上山去。

不久,廖宁君(我的爱人)从岳池下来,我们把推销《国民公报》及广告费积蓄的钱拿去买了一些万金油、八桂丹、碘酒、纱布等药物。蒋林隐同志还捐了12大瓶固体红汞。这样,我们同林梅侠(我的妹妹)一道,于8月初到了岳池中和乡。

那时,陈联诗同志的家已成了战斗司令部,见到了一些新老战友,从干部到战士,个个兴高彩烈,精神抖擞,都怀着必胜的信念。我也为一家人都参加了这一战斗行列而感到喜悦和自豪。

《华蓥第一枪》135cmx68cm 李江 作(图片来源:四川艺术网)

起义前夕,七工委书记徐庶声从罗渡溪来到中和乡。当晚在太阳坪召开了一次紧急会。陈正言放哨。会议由徐庶声主持,有李吉光、李成、陈联诗、廖宁君和我参加。主要是传达起义时间、路线等有关事宜和检查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当时,陈联诗、廖宁君、林梅侠、陈正言,包括李吉光的爱人等女同志都要求参加战斗,会议考虑到刚起义,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女同志行动不便,同时后勤工作也急需要人,因此决定:女同志暂不到第一线,由陈联诗和我,带着他们在第二线搞后勤工作。

我们就到了余家场魏寿周家。不两天,伏龙就起义了。我同陈联诗去合川县古城乡马家牌坊赵子政同志的家,会到刘石泉同志。刘告诉我:“这里很安全。赵家三兄弟,还有一个革命的妈妈,都是自己人。”赵妈妈为我们准备好晚饭后,就去放哨。老刘就给我们讲这次起义的基本情况,还满怀激情地说:“这次我们要为蒋介石送终,不打垮他,也要气死他。”

随后,他要我负责渠江流域一带的后勤工作,包括输送干部,筹划枪弹、医药、电台,以及前方需要的其他物资。同时,还交待我一个策反任务。他说:“合川有个外号叫‘王元帅’的地方势力头子王止敬。他的儿子王正铭,是共产党员。你就通过王正铭去做他父亲的工作,争取他同我们一道干,如果不行,要求他保持中立。这个工作很艰巨,王很狡猾。这次策反如能成功,可扩大我们的声势,减少阻力。而且对我们交通、补给都有很大的好处。但不成功,说不定你还走不脱”。最后他还很信赖地说:“伙伴,我相信你会随机应变的”。

第二天,我同陈联诗等回到魏家沟,在码头溪找了一条船。陈联诗、廖宁君、林梅侠于深夜同乘一只船直去了重庆。我就到合川去完成策反任务。

华蓥山双枪老太婆雕塑(图片来源:四川新闻网)

我到了合川高石坎“王元帅”家,会见了王正铭,说明来意。他有些紧张,把我安排在门口一间小屋里住着。第二天,王正铭很为难地告诉我说:“不好开腔”。未敢向他老子讲。我说:“你怕,我不怕,你带我去见你父亲。你不说,我说。”王答应再去试探一下,我说:“你去向他讲,我是你的同学,由重庆来,想见见他,谈谈时局问题,看他的态度怎样?”当晚11点,王稍带笑容告诉我:“父亲愿意同我谈谈。”

随即带我去见他父亲。见面寒喧后,我就大谈时局。看来他已忧心忡忡,感到前途不妙。我便联系他的个人出路,指明他的前途,同时交待党的政策,并用一些实际例子教育他,消除他的疑虑。这时,他踱着方步,一时点头,一时摇头,思想斗争激烈。我就直截了当地对他提出要求:“要想得到人民的宽恕,就要为人民做点好事。一是同我们一起干;二是我们的队伍路过时,不要找我们的麻烦。要是执迷不悟,与人民为敌,我们也不怕。何去何从,请你慎重考虑,共产党是说话算话的。”

我们谈到晚上12点,他没有立即表态,要我多住几天,让他想一想,然后答复我。王正铭送我回房间,我们估计肯定有作用。但王止敬顾虑较多,虽然王正铭也一再保证我的安全,但我想趁热打铁,不能久拖,第二天就催王去进一步做他父亲的工作,希望立即作出决定。早饭后,王跑来告诉我,他父亲答应“第二条,同意井水不犯河水,互不侵犯”,并说“今后有事由王正铭转达”。

我想,虽然未达到预期目的,总算有几分收获,又教王继续做他父亲的工作,他表示有信心。

下午,我在街上得到杨奚勤牺牲、徐庶声被捕的消息。我想情况有变,以防万一,我便马上离开合川到了重庆。

1948年秋,我撤到重庆,和刘石泉一起搞起义的组织清理和安置工作。年底,刘被捕后由我负责至1949年解放。我们在清理中,凡是在重庆接上关系的同志,都做了安置。未撤到重庆、留在本地坚持斗争的,很多失掉了关系。

合川的联络工作由杜文举负责,金子镇的工作是唐荣华、刘瀛州两同志单独抓,在清理中曾三次派杜文举到合川。第一次是1948年10月初,到龙市、肖家等地,与杜宜藩、杨岫云(女)、张友藩接上关系。第二次是1948年20月底,到小沔、渭溪、龙市、肖家、钱塘、会龙等地,因还有急躁情绪,去清理了武工队,调集枪支,派王治熙注意联系袁昌遂,准备第二次起义。第三次是1949年初,传达中央“停止武装斗争,迎接解放”的指示。

1949年8月,我同杜文举约定在合川北门外东岳庙河边会晤。当时,我害疟疾病,但为了避免敌人耳目,还借洗澡为名,浸在河里谈了1个多钟头。9月,我回到重庆,杜来说“秦鼎叛变,其弟杜文成被抓,本人越墙逃跑”。

秦鼎在重庆表现不好,是与之割断联系后,他跑回合川永兴被捕叛变的。他哥秦耀,化名刘汉清,于1949年3月因吸烟毒,在化龙桥河边被捕。为了营救他,派观音岩段青云,即段麻子和秦联系,并找李子坝郭保长保释。不巧,被敌人秦固成派专人到监内辨认出来,4月壮烈牺牲于重庆大坪刑场。

我分管的是岳(池)、武(胜)、合(川),但与合川的同志接触要多一些。为了安置撤到重庆的同志,我们在重庆夫子池、沙坪坝、东方学院、造纸厂、蔡家场、南泉、巴县师范、二十四兵工厂、廖石城住址等十多个地方设立了安置点,保障了同志们的生活与安全。这些同志都是在组织和同志的帮助下自谋出路的。如从事帮工、挑水、卖菜、卖冰糕、卖面食、卖汤元、卖银元等生意,以解决燃眉之急。同时,把多余的钱交给组织。王屏藩同志在重庆表现很好,服从分配,他爱人还到处借了许多钱交给组织。我和我的爱人卖报、拉广告,也做过银元生意。特别为了营救刘石泉,有的同志卖衣服,学生募捐,陈亚民还专程跑回合川搞了些金、银首饰。总之,有钱的出钱,有物出物,十分踊跃。

2021年6月16日, “双枪老太婆”女婿、103岁的老党员林向北同志在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讲党课。图为党课结束后,林向北(前排左)和女儿林雪(前排右)与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四位党支部领导合影(后排左起:呼吸科党支部书记党思杰、肾病科党支部书记周发明、行政后勤第一党支部书记曾成惠、老年科党支部书记张梨林)

当时,重庆艺术馆,总务主任吴昌文是老同志,这里成了我们的活动中心。刘瀛州进去当了工作人员,实际是我们的交通员。许多同志没有身份证,就是通过刘瀛州找吴昌文,吴又找他的姐姐搞到一些空白身份证来解决的。黄友凡、蒋仁凤两同志要去香港的身份证就是这样搞来的。一次,我和刘瀛州正在印七大的党章,特务包围了夫子池,我和刘迅速把东西藏到隔壁王嘉仁(因受我们影响,同情革命)的寝室里,才得以幸免。

我们还积极进行劫狱活动。这个点子是卢光特同志出的。在蒋介石侍从室里,有个叫陈昌的同志,他于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还是贺龙的上尉随从副官,兼任贺龙手枪队队长,同年底加入了我党的老同志。这时,他在敌人的雨农部队当中队长(对外叫交警队,负责白公馆渣滓洞的警卫),通过他的关系,派华蓥山游击队的徐荣恒先打进交警队,准备营救白公馆渣滓洞的难友。然后,调张平河、杜文举、陈立洪进去当勤杂。陈立洪就利用打洗脸水等机会,骗得特别通行证,进入第二道防线,详细察看地形,绘制成图,标明要道、炮楼位置。张平河又在二十四兵工厂,通过其兄张平江掌握了厂警队两挺机枪,他们商量组建“敢死队”。正在迅速发展,解放军进军神速,重庆解放,劫狱未成!

为迎接解放,保护山城,我们集中在重庆的合川同志,还成立了地下武装,由陈立洪、唐荣华任正副组长,在维持秩序、保护工厂、收容脱险同志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文根据中共重庆市合川区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在纪念西南民主联军川东游击纵队暨华蓥山金子沱地区武装起义60周年活动时征集的当事人林向北的回忆文章而整理)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整理:蒋维彦(中共重庆市合川区委原党史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易复礼(1948年时任中共合川县利泽区区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