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将士最长者吴玉章

谈八一南昌起义

吴达德

1926年底,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国民革命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为便于指导和领导革命的胜利进行,广州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迁到武汉。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吴玉章也来到武汉,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的工作。武汉国民政府组成五人行动委员会,作为政府的领导核心,吴玉章受任为五委员之一,参与主持军政大计,并具体处理革命进程中的各项急务。

1927年7月上旬,武汉上空阴云密布,汪精卫等逐步暴露出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加紧反共部署与步伐。汪精卫与蒋介石、武汉与南京逐步“合流”,国民革命处在最危急的关头。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7月12日组成后,连续召开会议,先后作出决策:召开中央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今后党领导革命运动的方针;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举行秋收暴动,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推动革命深入发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以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所能掌握的武装力量,立即在南昌举行暴动,并决定组成由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起义。

7月14日晚,汪精卫秘密召开会议决定“分共”,兼有国民党籍的共产党员都被排斥不得参加会议。那晚,吴玉章和林伯渠在一起等候会议消息。直到深夜12点,彭泽民来告诉他们会议的情况,得知汪精卫“分共”、实为反共,彻底暴露其反革命真面目的消息。是夜,吴玉章的寓所已被反共的何键部队监视,电话线也被剪断。第二天早晨,吴玉章接到党中央通知,到武昌集合。为不使国民党造谣诬蔑,吴玉章仍镇定地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将他经管的印信、财物、文件等一一交接清楚,留下一封信,强烈谴责蒋介石、汪精卫之流,严正指出以蒋、汪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放弃孙中山三大政策,背叛国民革命的罪行,然后才从容离去。

15日晚,在武汉三镇的腥风血雨中,吴玉章来到武昌。在此之前,吴玉章还参加了一次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召集的会议。会议主要研究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发动起义后的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会议地点在参加过顺泸起义的川军将领黄慕颜的住所,主要是研讨起义部队是南下广东或是西进四川。

由于四川在大革命中形势发展很快,许多地方都建立了工农群众组织,发展了共产党的支部或左派国民党党部。虽然经过“三·三一”惨案和泸顺起义失败的挫折,各地进步势力仍然很强。吴玉章也已未雨绸缪,派出干部去涪陵、达县等地活动,打算分化一部分川军部队举行兵暴,占领下川东一些县份作为根据地,然后向四川和全国发展,因此会上吴玉章和一些川籍革命将领主张西进。

由于预定将参加起义的部队,大多是从广东北上的,其将士们仍想以广东为依托,加上彭湃在广东领导的农民运动正轰轰烈烈地开展,再加上广东濒临大海,容易得到国际社会支援。讨论的最后方案是南下。会后,吴玉章、刘伯承等即按党的决定,先赴九江作接应工作,然后去南昌组织并领导起义①。

在九江,成立了一个名为“国民党中央办事处”的机构,负责接待并转送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到南昌参加武装暴动。吴玉章到达九江后,主持办事处的工作,并在九江交涉公署和临江街上的一家书店设立接待站,紧张而又秘密地进行起义前干部的聚集、转送工作。吴玉章是在接待和转送工作大体完毕后,在铁路中断前乘九江至南昌的最后一趟火车到南昌的。在途中的沙河车站上车的有林伯渠、恽代英、朱蕴山、彭泽民、章伯钧等人,在黄老门邀请上车的有韩麟符、李嘉仲等。

7月31日晚,吴玉章等一行人到达南昌。8月1日凌晨2时,南昌城打响了革命的第一枪,城头上高扬着革命的红旗,伟大的南昌起义爆发并很快取得胜利。

8月1日午后,前委在江西省政府会议厅(西花厅)召开了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会上,首先由叶挺报告了起义经过,尔后讨论通过了《联席会议宣言》《八一起义宣言》《八一起义宣传大纲》,以及由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署名的《中央委员会宣言》等文件。接着,推举了以共产党员为领导核心,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贺龙、叶挺、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彭湃、徐特立、何香凝、苏兆征、郭沫若等25人组成。吴玉章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并兼任秘书长,负责主持革命委员会各种日常事务。

8月3日起,南昌起义的部队按原定计划开始南征。吴玉章因年纪大,又患有严重的痔疾,分配有一乘凉轿。秘书长重任在肩,行军中有许多事情需要他照应、处理,不但要紧跟前方部队,到住地后也得不到休息,一遇突发事件,就顾不得病情,常常骑马或步行赴现场解决。行军途中,最紧迫的是解决起义部队3万多人的粮饷问题,粮食是靠沿途征发。过江西瑞金时,吴玉章邀集当地工商界人士中的近郊士绅地主开会,讲解南征大义,动员大家捐助粮食,以助大军南征。开始,这些士绅地主犹豫观望,装穷叫苦。这时起义军抓住一个“清共”委员,公开枪毙了。地主们慑于革命声威,才找到吴玉章,主动表示捐助。吴玉章立即要他们把捐助数字落实,还对捐粮太少的富户晓之以理,要他们尽早开仓。吴玉章亲自下乡检查督促,组织催收,保证了起义大军南下的粮饷。起义军占领汕头后,遭到敌人分围合击,战斗部队都到汤坑去了。只有吴玉章带领的文职人员留在汕头。周恩来在指挥战斗的间隙,还亲自部署警卫人员加强戒备,保证文职人员的安全。

汤坑一战失利,起义军受到严重损失,敌人的军舰又派兵登陆,袭击汕头。在此关头,起义领导机关在流沙开会,研究起义部队的下一步发展和去向,前委书记周恩来作了报告,从政治和军事上总结了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并对善后工作有条不紊地作了安排,指示武装人员退往海陆丰地区,非军事必需人员一律分散。

这个决定会后,由吴玉章召集文职人员开会宣布。会后,分发了路费,销毁了印信和文件,各自分散撤离。处理完善后事宜,和吴玉章在一道的只有他的侄子吴鸣和了。他们只会一点点闽南客家话,在潮汕地区无法问路。幸好遇上谭平山一行人,结伴转移到达甲子港,雇了一条小渔船,冒险飘海,偷渡香港。在香港,吴玉章找到了党的组织,并见到了贺龙和刘伯承同志。

杨尚昆同志回忆起吴玉章这段经历时充满敬佩之情地指出:“七·一五”汪精卫分共后,吴老奉党中央之命,赴九江,转南昌,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溽暑之中,千里转战,备极辛苦。起义军在潮、汕失利后,吴老等出走流沙,驾一叶之扁舟,渡浩渺之大海,漂流到香港,辗转到上海找党中央”。②

吴玉章自己回忆道:“在香港住不多日,党就把我们送到上海。由于认识我的人太多,不便在国内工作,党决定我到苏联学习。”③于是,吴玉章在1927年底又辗转抵达莫斯科,投入新的工作和斗争。

吴玉章到达莫斯科后,1927年12月22日应邀在苏联东方大学就“八一革命”经过情形作报告。后因痔疾入医院割治,病愈后到苏联克旦姆海边疗养。疗养期间,吴玉章将在苏联东方大学的报告进行整理,“并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作此次暴动的报告”④。

报告题为《八一革命》。吴玉章在报告中首先对1927年8月以前的中共中央,特别是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及其错误进行了批判。指出“8月会议以前的中共中央,没有遵照共产国际指导的路线,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吴玉章在报告中也严于解剖自己,勇于承担责任。他说:“我虽未参加中共中央的指导工作,我却也担负在国民党中的重要责任,而且南昌暴动后,我也处于很重要的地位,我自然应该共同负责,我也是应受批评处罚的一人。我不能以未参加指导工作来卸脱我的或无先见之明,或知道而不言,或言而不力的一切责任。”“我只有诚恳的服从党的纪律,而不能不公开的承认错误,尽量批评,因为不如此则对于党为不真实。”不推诿、不隐恶,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质跃然而现。

报告分为八个部分,加上绪言和附录,共10余万言。报告详细分析了八一起义的远因和近因,详细叙述了起义的过程和失败原因,指出了八一起义的巨大影响,总结了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书后附有“八一革命行军日志”。书中所述史实,除吴玉章亲身经历外,其关于军事部分,“大半取材于刘伯承同志的报告”。报告是关于八一起义的极具权威性的历史文献,为我们研究八一起义提供了准确而详实的史料。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吴玉章在国共两党内都从事着重要的工作,他十分了解这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及其破裂的全过程。他将“八一革命”放在国共合作的全过程进行全面考察,其目的在于以事变参加者的身份把事变发生的事实以及原因和结果,“很确实的披露出来,以作目前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具体材料,并当作将来革命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因此,《八一革命》一书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论述八一起义本身的价值。报告首先指出,八一革命“是中国革命阶级力量转变的一个暴动,是无产阶级夺取革命领导权的一幕,在中国革命史上要占最重要的位置。”报告指出,八一革命“虽然失败了,却开辟了将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和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得到了以后革命的紧要关键之准备和教训。就是说:八一革命是最近的将来中国革命完成的演习”。

吴玉章远在苏联,且在八一南昌起义后不到半年时间所作出的对起义的分析和论述,是相当精辟的,中国革命后来的发展证明了吴玉章论断的正确。吴玉章在报告中指出了“中国革命直到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带有殖民地民族革命的性质”。分析了中国革命(1911—1927年7月)的发展及其经历的三个阶段。吴玉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精辟地论述和剖析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分裂革命、背叛和镇压革命的原因和经过,分析了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上层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武汉政府领导人在无产阶级同反革命资产阶级的阶级大搏斗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动摇、投机,直至最后叛变革命的全过程。吴玉章指出,在1927年1月—8月“革命发展的迅速”,相应而来的“阶级分化的剧烈”。在这过程中,“革命领袖(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变节的离奇真是瞬息万变。往往有昨日的言论行为均是彻底,而今日之我则不惜与昨日之我挑战”。他们丧心病狂“比旧军阀的反动还来得厉害,这是偶然的吗?不是的。都是由于他们个人的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意识生出来的,革命危害到他们的阶级利益,自然会产生这种反动”“阶级的分化,诞生了蒋介石。”蒋介石又诞生了武汉的反动将军们,“这样便在军事上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的联合”。吴玉章对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吴玉章进一步分析指出: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叛变,证明了中国革命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来领导。

“八一革命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取得全部的中国革命领导权,把一切叛变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动摇的小资产阶级丢开,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领导城市与乡村的劳苦群众以战胜资产阶级的反抗,达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同时更主要的是时时刻刻利用目前中国革命的可能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而带有民族性的革命很快的向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成为世界革命之一重要部分。”但是在中国无产阶级取得全部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情况下所领导的八一革命,依然悲壮地失败了。其原因何在呢?吴玉章在报告中深刻地分析和总结了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其中最根本之点,就是没有能解决这次暴动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和农村革命。八一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村革命。“八一革命这个阶段很明显的是因农民运动的开展,小资产阶级叛变,而转变了革命的阶级力量,农村革命土地革命为这个阶段的中心问题。”但“八月会议前的中央指导机关,没有注重这一点,所以就不免有许多错误的政策和行动”“不以农民革命为我们的主要力量,轻忽视之,这是失败的第一原因”。

1928年初,在中共党内,还有相当多的人对毛泽东等所开辟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的土地革命持怀疑态度的时候,吴玉章对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原因的总结是相当精辟的。吴玉章在报告中指出:“八一革命”虽然失败了,“但他仍是有伟大的价值”,仍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吴玉章在报告中分析了“八一革命”对全国革命的影响,指出它“引起了各地的工农暴动”“形成了广州暴动及苏维埃政权”“造成了中国共产党波尔雪维克派的胜利”。吴玉章坚信:“革命有了健全的党,就有了真实的力量,有已成熟的客观环境,有数千百万的工农革命群众,有邻近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的帮助。以共产国际列宁主义的策略来指导。加以波尔雪维克的精神,来努力奋斗,成功之期,就在目前了。”

一般说来,对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本质的认识和全面的科学总结,往往要经过若干年后才能做出。吴玉章在八一南昌起义的硝烟尚未散尽之际,又只身于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毫无参考文件”,又无身边同志研讨切磋,竟能做出如此科学的论述和总结,可见当时的吴玉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掌握和运用已达到极其熟练的程度。吴玉章不仅是八一南昌起义的参加者、组织者之一,而且是最早详细地向共产国际报告和向国际社会披露八一南昌起义详细经过的人,也是最早对起义进行科学总结的起义的参加者。

参考资料

①李嘉仲,《大革命和南昌起义中的吴老》,《怀念吴老》,第44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

②杨尚昆,《一辈子做好事、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载《人民日报》,1984.4.4。

③《吴玉章回忆录》,第154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

④吴玉章,《八一革命》,第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吴达德(四川自贡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理论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