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华建光（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 龚术婷（中国人民大学古代中国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秘书长）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根本上是文化的复兴。高校人才培养理应心怀国之大者，自觉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具体到国学专业，就需要在新时代找准定位，深入思考如何在新文科背景下培养国学专业人才。因此，新时代的国学专业人才应该在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高度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脉络。这就要求从中华民族整体的角度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正是通过兼容并蓄、守正出新，才最终形成了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也正是通过中国古代各民族的互译互通、互谅互解，才最终汇成了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因此，在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新时代国学人才一方面需要深入理解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还应该积极吸纳多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样的人才，不应该只是熟稔《诗经》，还应该对《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等少数民族史诗也有较深的研读。这样的人才，在研究公元10—12世纪的中国历史时，其学术眼光不应该局限于宋史，还应该投到辽、金、西夏、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身上，在中国疆域大背景下，综合分析各民族之间从中央到地方、从精英到民间、从战争到贸易、从思想到艺术等多个层面或角度的互动交融关系。

　　语言文字是文化传承和文化记忆最基本的载体，是国家极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因此，新时代的国学专业人才应该在国家语言文字安全战略的高度理解中国的语言文字格局，夯实自己的古代语言文献阅读能力。这就要求学生在深入研习历代通用语言文字的基础上，对古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也有一定掌握。唯有如此，才能全面把握中国古代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发展源流，具备解读中国古代各民族第一手文献资料的能力。纵观中华文明史，以汉字为载体的文言文献一直占据着主体地位，对中华文明的奠定和发展、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格局的形成发挥了举足轻重的积极作用。因此，在进行国学专业教育时，古代汉语理应是核心素养之一，以甲骨文、金文为代表的古文字也需要得到更多重视。在此基础上，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古代少数民族语言文献在国学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不同地区高校的国学教育，可以发挥自己的地域优势，齐心协力培养出一批能阅读汉文、藏文、西夏文、契丹文、蒙文、满文等多种文字形式古代经典的国学专业人才。比如，青藏地区的高校，可以着力培养兼通古汉文和古藏文、致力于汉藏对比研究的国学人才。更理想者，这些新时代国学专业人才，还应能在专题研究中，综合运用多语种文献，细致比勘不同文字的同一文本。比如，在研究中国佛教经典文本时，除了能借助传统小学研读汉文版本之外，还应该具备分析藏文、西夏文、蒙文等版本的基本素养。

　　当前中国早已进入知识驱动型社会，任何现实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尤其是高精尖领域，学科深度交叉已是基本趋势。有鉴于此，国家已经在学科门类中新增了“交叉学科”门类。因此，新时代的国学专业人才应该在交叉学科视野下合理有序地构建自己的知识结构。交叉学科的首要任务，就是整合不同学科的知识，实现知识从简单加和到有机结合的转变。国学天然就是交叉学科。国学知识的生产，本质上是一种集成式创新，需要在掌握文史哲等学科基本知识的基础上，根据具体问题整合相关学科的材料、数据、理论、方法，最终得到一个整体的解释。比如，古代中国是如何对知识加以分类的？这一问题至少需要综合文献学、思想史、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又如，如何评价秦的“书同文”政策？这一问题至少需要综合文字学、文献学、中国古代史等多学科知识。

　　落实到国学人才培养上，除了传授学生文史哲等学科的相关基础知识，还需要训练和提升学生运用交叉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此，就需要大幅度提高课程的交叉培养深度，尤其是原典精读课程。以具体经典为载体，整合各分科研究成果，提取出基本问题群，以此引导学生对各学科理论和方法加以分析和批判，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来对相关问题作出回应。以《诗经》为例，教师需要充分吸收文学、史学、考古学、语言文字学、文献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提取容易激发学生进行交叉学科思考的学术问题，如“西周金文与《诗经》语言”“《诗经》与先秦考古”“《诗经》与礼仪”“《诗经》与音乐”“《诗经》文本形成与口述、书写传统”“《郑笺》的训诂方法与义理发挥”，等等。如是，方能充分彰显《诗经》的综合特点，也才吻合国学交叉培养的理念，真正实现考据、义理、辞章的统一。当然，这在实践层面难度不小，一方面教师需要走出自己的学科舒适区，时刻对路径依赖保持警觉；另一方面，需要积极组建跨学科教学团队，在多学科协同解决问题的具体实践中，引导学生建立起多学科之间的动态联系和共同语言。

　　当前正处于两大变局的宏观形势之下，全球化进程放缓，地区民族主义不断抬头，文明对话益发迫切，需要平等倾听不同文明发出的多样化声音，进而积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因此，新时代的国学专业人才应该在全球学科视野下准确把握中华文明的特质，积极提升自己的跨文明深度对话能力。这些人才不仅需要具备有关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基本认识，还需要对各国家、地区、民族的历史文化有较为综合的了解。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两希文明、古印度文明，都应该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涉猎。古代文明之间有哪些接触和交流？中华文明是如何传播的？西方古代文明如何孕育出现代文明？传统如何与现代对接？文言和白话是什么关系？诸如此类的宏大学术问题，当代国学专业人才应该在跨文明对话框架下不断加以思索和解答。当然，受制于高校课程体系，将其他文明相关内容整体纳入国学人才培养方案并不现实。为此，高校国学专业教育需要学会“借力”，发挥好学校通识课程和其他学院专业课的积极作用，用好慕课等线上资源，根据国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加以全面梳理，给出选修指导意见，引导学生尽量选择与国学课程体系形成互补关系的课程，激发学生主动构建属于自己的“西方文明”“当代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等通识模块。

　　新文科旨在培养知中国、爱中国、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文科人才，要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新时代的国学专业人才，就应该是这样的人才。毋庸置疑，要培养这样的新时代国学专业人才，任重道远，有一系列的教学改革需要着力推进。我们需要创新管理制度，建立本硕博顺畅衔接的培养机制；需要打破专业路径依赖，构建跨学科教学团队，提升课程的交叉学科深度；需要加大学术实践力度，在具体问题的实际解决过程中激活学生多学科知识之间的潜在联系；还需要在数字人文背景下，加强学生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并重的方法论意识，实现国学教育中的人机互通及科学与人文的互通；更需要在大思政背景下，将课堂教学和学生工作深度整合，将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实现知识整合和价值涵养的有机统一。

　　国之大者，铭记于心；敢于担当，守正创新；一体多元，蹄疾步坚。相信新时代培养的这批“肩负历史使命，坚定前进信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的国学新人，将创造一个新的国学春天，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学特色交叉学科的创建过程中，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转化、传播事业中，积极贡献力量，从中华民族整体和交叉学科视角，对各族人民、对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做好文明互鉴。

　　《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23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