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来

《光明日报》( 2022年03月26日 11版)

自南宋以来,迄止近代,从庙堂到江湖,儒学以朱子学一统天下。儒学流派众多,何以是朱子学?从宋元变革社会转型的历史脉络中考察,以下尝试给出简单的回答。

从地域而言,朱子学是江南儒学的主干。承继这样的客观现实,宋元易代之后,没有遭受战争重创的江南,朱子学更为发展,成为影响统一后全国的学问集散地。特别是元朝后来恢复的科举考试规定以《四书》为主要内容,以朱熹的集注为唯一标准,则更使道学的官学地位确固难移。

在南宋中后期的理宗朝,以朱子学为中核的道学已经确立了官学的正统地位。淳祐元年(1241),朱熹从祀孔庙,朝廷正式规定《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官学和科举的教材。王朝鼎革只是作为历史演进的自然段,并不反映时代变革的逻辑关系。政策的延续性,则反映了超越王朝的帝国同一性。历史的结果往往由合力构成。以朱子学为主的江南儒学之所以能在元代占据官学的正统地位,也是多方面的合力所致。

一是朱子学自身的因素。产生年代久远的六经或佶屈聱牙,或歧义丛生,还存在断编残简,又真伪难辨。因此,朱熹等宋代理学家在重新诠释六经的基础上,将六经的衍生物《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特别抽出,确立了“四书学”。这四部经典既保留有六经原旨,又有时代发展,最重要的是四书通俗易懂,容易为各种文化层次的人接受。对于六经与四书的关系,元人胡炳文有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六经,天地也。四书,行天之日月也。”并且说:“子朱子平生精力之所萃,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之心之所寄也。”这句话也是强调朱熹对四书的提倡与阐发。四书学的确立与推广,让儒学走出了原始经学狭小的象牙塔,使经学走向理学,二者结合,为儒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广阔空间。

二是源自宋朝的政治遗传。由于朝廷的提倡,大量习举业的士人都把朱子学作为通往仕途的敲门砖,来加以研习。宋理宗朝的许月卿就指出过这样的现象:“嘉定以来,士大夫专以朱氏之学为仕途捷径。”从这条捷径成功走入仕途的士大夫们,又成为后来士人所效法的榜样。实惠的利益驱动,首先让朱子学在产生士大夫的士人精英层获得了广泛接受。而这样的接受必然会像水波漫延,影响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同时为了对应大量的需求,一贯以刊刻科举时文牟利的民间书坊也刊刻了大量朱子学的著作,这在客观上也扩大了朱子学的影响。

三是出于朱子学目光向下的通俗普及。以朱子学为主的江南儒学,一反艰深烦琐的经学注疏传统,以通俗易懂的言传身教来普及教化。朱熹主张下学上达,学由渐进,当时陆九渊认为朱熹一派的做法支离破碎,主张“见性明心,不涉笺注训诂,而直超于高明光大”,但朱熹则“每不然之。以为江西之学近乎禅”,其实朱陆异同仅仅在于寻求真理的路径有别。朱熹的主张针对资质平平的普通人而言,陆九渊则是面向悟性很高的聪明人。所以朱熹死后,“其徒大盛,其学大明。士大夫皆宗其说,片言只字,苟合时好,则可以掇科取士,而象山之学反郁而不彰”。入学取径的差异,让后来很多学者由陆学转向了朱学。钱穆先生指出,“朱子在经学中,于礼特所重视”。在具体操作上,比如对乡饮酒礼,朱熹也做了简化的改革。钱穆先生又说:“朱子治礼,则以社会风教实际应用为主。”当然,虽说当时道学显现出的表象为由陆转朱,其实并不是对陆学的简单放弃,而是二者融合。按南宋后期刘辰翁的话说,就是“贯彻朱陆”。

四是朱子学整合诸学说的结果。南宋各学派学说之间并非处于泾渭分明的状态,而是通过交往论辩而互相吸收。其中强势的朱子学则整合了诸如湖湘性学、陆九渊心学以及浙东事功之学等各种学说的一些因素,最终成为主流,从而在元代定于一尊。

回溯道学的发展史,各个学派当初的确是壁垒森严,井河难犯。正如《宋元学案》所言,“当乾道、淳熙间,朱、张、吕、陆四君子皆谈性命而辟功利,学者各守其师说,截然不可犯。”这种状况首先由陈亮开始大声疾呼扭转,逐渐走向趋同。道学诸学派间的融合贯通,不仅体现在学问的内容上,还反映在学者的师从上。比如被《宋元学案》列入“东莱门人”的巩丰,就是“学吕氏者也,然亦及学朱氏”。而另一个学者孙应时的师承,则为陆九渊、朱熹、吕祖谦。一个人连起了几个学派,也是折射道学流派非斥而兼容的典型案例。

在朱子学的基础之上,元儒有着继往开来的使命感,有针对性地对道学进行了补充和弘扬。比如与朱熹同里的熊禾就认识到具有开创之功的朱熹还有许多学术事业尚未来得及做:“谓朱子平生精力,惟在《易》与《四书》两部,《诗》仅完稿,《尚书》开端而未及竟,三《礼》虽有《通解》,缺略尚多。勉斋黄氏、信斋杨氏粗完《丧制》二编,而授受损益精意,竟无能续。若《春秋》,则不过发其大义而已。”“当吾世不完,则亦愧负师训矣”。使命感使然,熊禾“因于每经取一家之说为主,而裒众说以疏之。剖析异同,多扩先儒所未发”。由此一例,我们可以概见道学在元代的发展与充实。

过去,伴随着政治中心之所在,儒学的中心也根植于中原。然而,北宋的靖康之变,让政治中心南下,与经济重心合一,共同铸成了文化中心。而江南的文化中心,在元代全国统一的格局之下,向全国弥散,江南成为新的文化源头。其中以朱子学为主的江南儒学也乘文化弥散的大潮终于一统天下。而在这一现实所奠定的基础之上,此后明清时代的承续建构,又让江南儒学增添了新的内容,以朱子学为代表的江南儒学,承载着文化的中国,屹立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作者:王瑞来,为四川大学讲座教授、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