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中国人过年少不了吃，说年货，第一要说的也是吃。老一辈的记忆里，过年意味着吃好点。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四川乡村，普通老百姓的吃好点，倒是简单——吃上一碗白米“干饭”。因为换作平时，人们大多时候吃的是添杂着玉米或者红薯等杂粮煮的“稀饭（粥）”。若加上一点点肉，配上地里的蒜苗、莲花白（包心菜）或萝卜，就是上好的过年菜了。不多的一点肉和酒还要留着大年初二“走人户（亲戚间拜年）”或待客用。那时候没什么吃的，有一点扎实、能填饱肚子的精粮干饭，有一点油荤的肉食，便是过年了。然而，有意思的是年代更替，到了物资丰富的现在，粗粮蔬果粥反而成了比精细白米饭更健康养生的食品。

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乡村里的年饭普遍都有了鸡鸭鱼肉，家禽大多都是自家喂的。猪肉倒是不一定有，富一些的人家才杀年猪，毕竟喂猪可是一大生计，普通人家卖掉年猪才能有钱买其他物资。

年饭讲究做满满一桌菜，鱼是必须要有的，为的是讨一个“年年有余”。平日里再简单，年夜饭也要丰盛有余，即使可能接下来的好些天里都要吃剩菜，也要有这样的仪式彩头。即便到了现在，人们虽然更愿意也有条件吃新鲜的菜肴，但过年有余有剩仍是改不了的情结。

大年初一，家家户户要吃汤圆。早些年无论在乡村还是城镇，都是自己“包”汤圆，从做“汤圆粉子”开始，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说话边捏着粉子，兴许还在一些汤圆里塞上硬币，谁吃到就表示谁的运气好。不同于现在买半成品的汤圆粉和心子，或者速食的冷冻汤圆，旧时“包”汤圆多了几分趣味和年味。

南方人的汤圆是湿糯米粉包心子，而北方人的手工元宵是心子滚糯米干粉，这也是传统汤圆与元宵的区别。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中大多还是四合院的平房，几家人、十几家人聚居在一起。那句“远亲不如近邻”，可是实实在在的，若体现在备年货上，就是过年前邻居一起“磨粉子”。一个院里就一台石磨，各家轮着用。到备年货的日子，东家用过西家接上，从早到晚石磨就没有停歇过。大家用两根长条凳子放石磨，石磨两旁又是两根凳子，一边坐一个人，一个人倒泡好的糯米，一个人推石磨，磨出来的糯米浆流进下方的白棉布袋。当糯米浆盛到一定程度时，人们扯绳子牢牢地系上布袋口，然后挂起来滴干湿糯米浆里的水，糯米浆逐渐变成糯米湿团。为了快一些滴干水，人们会把棍子插进口袋，扎紧袋口，再一圈一圈搅动，通过给装着糯米浆的布袋施压来加速挤出水分。有了汤圆粉子，才有大年初一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手做汤圆。那不曾停歇的石磨，承载着多少过年的冀盼以及邻里间的温情，是那些年不可或缺的场景。

四川人过年的风味，自然还少不了香肠腊肉。即使如今大家心知烟熏腌腊食品算不上健康食品，但仍觉得过年总要有这样的风味，才有年的味道。腊肉在四川各地的做法无非三种：第一种最简单，是用烘炒过的“椒盐”，就是花椒与盐，抹在肉上，悬挂起来风干，也叫“盐肉”；第二种相比之下多一道工序，即再抹上甜面酱或者自己配的酱悬挂起来风干，叫作“酱肉”；第三种有一层烟熏的风味，叫作“烟熏腊肉”，但要完成烟熏这道工序，在城市里并不容易。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土灶在乡镇上盛行，这种灶用砖石砌起来，上面放上一口大锅，下面烧柴火。

外婆做烟熏腊肉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她把大锅反扣着支起来，锅上架上铁条，横着竖着搭成架子，把肉放在架子上，锅下烧木头、树枝或者收集起来的核桃壳、花生壳，这样既没有明火，又能让烟熏到肉，还能帮到一些没有条件熏肉的邻居。在城市里，没有土灶不方便熏肉，人们就开动脑筋想办法。他们找一个铁皮桶，将干果壳、晒干的气柑（类似柚子）皮、橘子皮和柏树枝丫丢进去点燃，闷出烟来熏悬挂起来的肉。主人家全程看守着，既要防火又要防盗。

说到香肠，四川风味的香肠相比腊肉，倒是一种“均肥瘦”的美味，而灌香肠也是一家人过年的美好记忆。做时，捋下猪小肠外面带着油的肠衣，留下一层薄薄的半透明的皮，将码上香料、肥瘦均匀的肉用筷子一点点塞进绷住口的肠皮里，一圈一圈灌好后扎口，再用针点刺肠皮放出空气，悬挂风干。在爸爸下乡当知青的年代，那层小肠外面捋下来带着油水的肠衣，也会被利用起来当作肉食的替代品，增补身体的油水。如果说肠衣都会被如此认真对待，那么香肠腊肉真算是物资匮乏年代里最好的过年食品了。

当然，香肠也不光是在四川流行，只不过在别的地方叫灌肠。四川人会做辣味的香肠，也会做些不辣或少辣的五香味香肠，还会做偏甜的广味香肠。小朋友们大多更喜欢广味香肠。

香肠腊肉几乎是四川人年夜饭、团年饭桌上的必备食品。

除了家常腊味，近几年人们对年夜饭的置办也发生着全然不同的变化。比如“五星大厨”上门服务，大厨自带食材上门，帮主人家筹备或制作星级厨师年夜饭，就连四川火锅汤底都能让大厨帮忙熬制。而制作年夜饭的食材，无须再像往年一样大张旗鼓地洗刷切煮，无论线上还是线下，半成品的分装食材都更受人们欢迎。同样的，年夜饭前的家庭打扫，也可以由家政服务压缩在短短几小时内完成。此外，美甲师、洗车工、全家福摄影师也统统可以预约上门服务。

过年家人亲戚聚在一起，正餐吃吃喝喝，饭后大人们喝茶、聊天、搓麻将，小孩子们凑堆、玩闹、看电视，都少不了茶点——瓜子、花生、糖。瓜子、花生这类炒货，几乎是过年必备，只不过随着物资的丰盛、物流的发展，过年聚会上的茶点也发生着变化。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过奶油味的瓜子、红泥裹着的烤花生，那时候的人们觉得口味别致，到现在反而是经过粗加工的原味炒货更安全健康，更受人们欢迎。如今作为过年时节茶余饭后的零食，品类五花八门，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甚至来自五大洋七大洲都不稀奇。近十年洋年货风头很盛，智利车厘子、巴西松子、德国啤酒、加州开心果、丹麦皇冠曲奇、比利时巧克力等，频繁出现在人们过年的聚会上。比如智利的车厘子，出口总量的95%以上都发往中国。只是似乎过年吃的东西多了，过年的感觉却少了。

找回年味或者说找到不一样的年味，成了现代人追求的目标。物以稀为贵，人们在记忆中找过去的年味，很大原因在于过去的过年方式到如今反而变成了稀有少见的新鲜事物。

过去，赶年货会，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农村都热闹非凡。平日里买不到的或者流行时髦的货品、新奇的物什，在年货会上才能见到。

比如标准年货鞭炮，四川人叫作“火炮儿”，这个儿化音有特别的四川话版本。“火炮儿”还被四川人用来称呼底裤，特别是红色的，带着鞭炮的喜庆。火炮儿有很多种，最简单也是孩子们玩得最多的是“甩炮儿”，一张棉纸包着一小撮火药，揪成一小团，并不用点燃，只要用力往地上一掷，就带着一闪而过的火光，发出爆炸的响声。还有冲天炮儿，一根竹签，一头捆着一小条火药，下面有引线，点燃后会冲到半空，炸出亮闪闪的一团火光，并发出尖利的嚣叫声。再高级一些的，是像金箍棒一样的“魔术弹”，其长短不一，有十发的，也有二十发的，用火点着，对着夜空，冲出像烟花一样不同颜色的火花弹。魔术弹的威力不小，若是对着易燃物很容易点着，燃放的时候还要数着弹数，如果发射不尽，内藏哑弹，查看时也容易被误伤，需要郑重对待，保证安全。

每到过年，特别是大年三十，放火炮儿的大人孩子太多，尤其到跨年那刻一起鸣放，通常家里电视放着的春节联欢晚会都是听不见声的。燃放火炮儿还有可能会点燃木头结构的房屋引起火灾，每年都有事故发生，以致进入20世纪90年代不久城市里就禁放烟花爆竹了。现在城镇里只能在指定地点购买、燃放烟花爆竹，孩子们接触的机会少了，有机会被大人带着到指定地点或在乡村放火炮儿，会感到特别新奇好玩。

过年还让孩子们感到兴奋的，是置办新衣新鞋。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的新衣新鞋大多都是自己做的，布料要到集市或商店购买，而且不是想买拿钱就能买到，要凭票供应。那时候商业用的是“号票”，所谓号票，是规定了哪一天卖什么，每家人按人口数量分配，限量供应。轮到卖布的时日，会在商店发出公告，要想攒做一套新衣新鞋的布料，可能还要花上几轮号票。

这种情况下，私底下自然也有交换，比如老王家有五个孩子，小孩做衣服省料，用不了这么多的布料，就会拿出来私下交易。原材料紧缺，除了在长个儿的孩子，大人们并不会每年都做新衣，大多添置的是新鞋，因为手工鞋一年到头总会被磨坏穿不了。

在四川，做鞋会用到一种很特别的材料——竹笋壳。四川竹子多，尤其在乡村，大多数人家房前或屋后都有那么一笼竹，更不用说村子里的风水林地。大的楠竹至少有面碗口粗，长出的竹笋也差不多大。笋子的外壳上面有一层细密的“毛”，说是毛其实更像是刺，扎手扎脚的。笋子壳掰下来用水刷洗后用来做鞋底的基础材料，一层一层叠实，再用布扎起来，纳出来的鞋底既轻巧又结实。若是在城镇里，找不到这样方便的材料，纳鞋底就会用到旧的或破的布头。旧的衣服扯开来——带线缝的还不能要，扯成一小段一小段，用水泡软，加上米糊或者面糊，搅成稠稠的布浆，再摊成厚厚的浆板，用木板压实。不论加了笋壳还是布浆板，都要用针线一针一针地一穿一钩，将鞋底纳实在，使得鞋子耐磨且轻巧。这手上的活做得好不好就要看女人们各自的功夫了。

农村的阿婆说，过年做鞋也是要插空的，平时还有其他活计要忙，没有闲工夫。手工灵巧的女人自然也是受欢迎的，通常也帮邻里做，是大家夸赞的能人。

凭票交易差不多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才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年货集市也有了不一样的热闹劲。成衣成鞋的工厂变多了，色彩、款式也逐渐丰富，集市上衣食用耍物件更是样样齐全，而且每年都会流行不同的物件和衣装。当时成都人的年集主要在西门沙湾老会展中心，妈妈带着孩子去买新衣，实行的是“三年计划”，就是一件衣服至少穿三年，买的时候够长够大，第一年穿上肯定会不太合身，要到第三年才最为合适。即使这样，过年的物资都跟早前拿钱买不到的时代不一样了。人们逐渐告别木构的旧房，过年搬进新楼房，有的人家花上万元买一台29英寸的大彩电，而当时成都的房价不过几百元1平方米。年货上大件，曾是那个年代时髦的做法，渐渐富起来的老百姓通过放开的商品市场有了更多的选择。

进入新世纪的几年后，人们的年货集市更是逐渐转战到虚拟的电商平台。年货的购买方式已经变得十分便捷，不断完善的物流配送，让年货轻松“上门”。现在大多数人一个月的工资就能买到一台70英寸4K超高清智能液晶电视机，而且，第二天就能免费快递到家。

“云囤货”的主力军是26—35岁的城市白领。奋斗在一线的打工人们，出生在改革开放前后的“新青年”们，更多倾向于在电商平台选购年货，丰富多样的选择，快捷便利的物流，让年未到人未归时，年货年礼就先到了。

中国人是讲礼的，过年自然也是要礼数周到。过年是家人团聚、亲友拜访、礼尚往来的时节。回家的人，要给老人小辈准备礼物，拜年的人要带上礼信，主人家也要准备着待客的酒水菜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四川乡村，过年走人户带的年礼大多是一包糖。可贵的是，糖并非现在工厂生产的包装糖，而是土法制作的冰糖或者红糖。这样的礼物，即使放到现在也是稀罕物，土法、手工都是精贵的制品，从现象上看好像是折腾回去了，理由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村里年长的阿婆说，乡村里按理说吃的东西比城里方便，但是糖依旧是奢侈的食物。或许，糖并非像盐一样是必需品，转换成能量的效率又不如淀粉高，制作起来费时费力，再加上四川并非糖来源的甘蔗和甜菜的产区，糖就注定还是稀罕物。但小朋友们对甜味的追求却是跨越古今且经久不变的，当年在厨房蹭点白糖、冰糖或者偷吃别人送的年货麦乳精，都是过年才有的记忆。

糖也用作祭祀物品，比如各地民俗里都有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祭灶神的说法。“二十三，糖瓜粘”，用糖来祭灶神，是要用糖来粘住灶神的嘴，让他传报时“好事传上天，坏事丢一边”。对于不接招的灶神，人们也有办法对付他，据说灶神平时要记人间过错，屋尘是他的记事本，为了去掉灶神的备忘录，人们在祭灶这天也“打扬尘”。扫尘本是为了干干净净过年，民间却将它与祭灶联系起来，赋予其充满趣味的民俗意义。

讲礼，重在“讲”字。说到这儿，就必须要讲一讲必备的过年礼——压岁钱。过年走人户除了带礼信，也要准备红包。跟粤广闽地区发“利是”一样，四川人也会象征性地给孩子发压岁钱，一元二角、十二元等讲个“月月红”的口彩，不一样的是很多家长会根据当时生活状况包上二十元、五十元、一百元等，到现在基本是两百元起了。有的孩子收压岁钱数额之大，已是大人间重礼往来的体现，反倒失去了年礼的意义。倒不如从前大人们在过年包汤圆时，塞上一枚或几枚硬币在某个或某几个汤圆里，祝福吃到的人来年有好运，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礼金”更生动更有趣。

如今电商网购兴盛，物流便捷发达，要想买到什么样的年礼都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的。年礼尽管还是离不开传统的糖果、烟酒茶、肉类制品等“老三件”，但更多的人开始置办无糖低脂的健康类食品、消费类电子产品、景点酒店套餐等“新三件”。翻篇年货老皇历，颜值即正义，电商年货数据显示：“50后”“60后”奶奶辈们最爱买的居然是连衣裙，连衣裙排在年货购买榜单第一位；而面膜、香水、BB霜、染发膏等也跻身热购榜单。年礼随着时代变着花样，展现着生活场景的变迁。

年货，随着时代的变化，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粮票到网购，从收音机到如今的人工智能，其根源在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时代变迁。但不管怎么变，追求年味总是过年不变的情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常说年味在失去，其实是因为过去很多没有被满足的需求和愿望都借助过年这一个契机实现，而如今已经不需要这样的契机了。那么，无论承载着美好愿望的年货也好，过年的形式也好，都随着时代变化赋予它们不同的意义，让不同的年味延续下去。

来源：学习强国四川学习平台（四川人民出版社《龙门阵》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