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晓聪《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08日 11版）

《诗经》是一部内涵丰富的文化经典。诚如宗白华所言：“《诗经》中的诗……它们不但是中国文化遗产里的宝贝，而且也是周代社会政治生活，人们的思想感情全面的、极生动的具体的反映。”（宗白华《中国美学史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作为文化的载体，《诗经》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宗周时代的玉礼风貌。经粗略统计，《诗经》中有涉玉诗篇36首，占《诗经》总篇数的十分之一多。按其功能和作用主要可分为四大类，即祭祀用玉、馈赠用玉、以玉为饰以及以玉比人。这些既是玉礼文化的反映，也是玉文化的“诗化”。

其一，《诗经》中涉及的祭祀用玉，为当时吉礼的反映。吉礼即祭祀之礼。王国维《释礼》（《观堂集林》卷六）云：“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丰若豊，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由此可见，礼从一开始就和玉有着不解的渊源。祭祀用玉中以“六器”最为典型。《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为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古人为了讨好神明祖先，用玉祭献，把它作为沟通生灵和阴间神灵的法物。周代统治者祭祀的主要目的一是为了说明周统治“受命于天”的合法性，二是为了祈求降福，保国安民，巩固自己的统治。如《大雅·棫朴》“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周王寿考，遐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即写文王以玉郊祭天神后领兵伐崇之事。诗中的“璋”，郑玄《笺》云：“璋，璋瓒也。祭祀之礼，王裸以圭瓒，诸臣助之，亚裸以璋瓒。”诗之后三章写文王出师伐崇，以及对文王的赞美和祝愿。《大雅·旱麓》则写以玉祭天祭祖。诗之第二章：“瑟彼玉瓒，黄流在中。岂弟君子，福禄攸降。”《礼记·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郁合鬯，臭阴达于渊泉。灌以圭璋，用玉气也。”可知，周人将祭天与祭祖并重，经常以祖配天而祭。《大雅·云汉》反映了周宣王以玉礼求神祈雨之事。《礼记·礼器》云：“飨帝于郊而风雨节、寒暑时。”由诗中“圭璧既卒，宁莫我听”知，当时的旱情非常严重，已到了“祭神圭璧已用尽”的地步。

其二，《诗经》中有不少篇章涉及馈赠用玉。如《大雅·韩奕》中就反映了天子颁赐玉圭之事。其次章写韩侯“以其介圭，入觐于王”，孔颖达《毛诗正义》曰：“执圭入觐，礼之常也，而诗人言此者，美韩侯之德能称此命圭，至京师而即得见王。”《大雅·崧高》写周宣王时，申伯来朝，尹吉甫“锡尔介圭，以作尔宝”。据周制，天子锡命诸侯、颁赐介圭作为信物。而《大雅·江汉》第四章“厘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则涉及周王对有战功的臣下赏赐玉器一事。普通交际时赠玉示好于《诗经》作品中也有较多反映。如《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王风·丘中有麻》：“彼留之子，贻我佩玖。”《郑风·女曰鸡鸣》：“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秦风·渭阳》：“何以赠之？琼瑰玉珮。”男女相恋，互赠礼物以表达心意，是《诗经》婚恋诗中经常出现的情景。在这种交往中，男女互赠礼物也是有讲究的。赠玉之俗蕴含着丰富的礼制内涵。《左传》庄公二十四年载：“秋，哀姜至，公使宗妇觌，用币，非礼也。御孙曰：‘男贽，大者玉帛，小者禽鸟，以章物也。女贽，不过榛、栗、枣、脩，以告虔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闻一多先生说：“凡男女之诗言赠佩玉者，皆赠之者男，被赠之者女。”道出了男女互赠之习的特点。《木瓜》中女子送男子木瓜以示爱，男子以美玉作为回报。“然疑女子以果实为求偶之媒介，亦兼取其繁殖性能之象征意义。掷人果实，即寓贻人嗣胤之意。故女欲事人者，即以果实掷之其人以表诚也。”（闻一多《闻一多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而男子送女子玉饰也有深刻的文化意义。玉是有德者的象征，是君子的象征，把玉这种象征自己人格品质的物件送给心爱的姑娘，无疑是想说明自己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者。

    其三，《诗经》不少篇章写人物时“以玉为饰”。《礼记·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由于周代“礼玉制”的确立，读书人又渲染玉有七德或十德，兴起小件佩玉。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喜欢佩带玉饰。在《诗经》中，玉作为一种装饰曾被多次写到。如《秦风·终南》：“佩玉锵锵，寿考不忘。”《小雅·采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玱葱珩。”《鄘风·君子偕老》：“君子偕老，副笄六珈。”“玼兮玼兮，其之翟也。”《卫风·竹竿》：“巧笑之瑳，佩玉之傩。”《郑风·有女同车》：“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将翱将翔，佩玉将将。”《齐风·著》：“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小雅·大东》：“鞙鞙佩璲，不以其长。”《小雅·瞻彼洛矣》：“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充耳琇实。”《大雅·公刘》：“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毋庸多举，可见，周人对玉饰是何等重视。周代等级制度森严，上下尊卑有序，也由此形成了以“合礼”为美的审美观，而最能表现德的名物就是玉，是“合礼”的表现形式。《诗经》中在描写人物，特别是上层贵族之时，几乎都要写到玉饰，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君子的“玉”“德”世界。

其四，《诗经》中形容描摹君子时常以玉比德。《礼记·玉藻》云：“君子于玉比德焉。”“君子”一词在周人的意识形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卫风·淇奥》“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赞美卫武公的学问道德之精益求精；《魏风·汾沮洳》“彼其之子，美如英”“彼其之子，美如玉”，赞美人有才德；《秦风·小戎》写女子怀念远征丈夫时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语，《郑笺》：“念君子之性温然如玉。玉有五德。”《小雅·白驹》是一首别友思贤的诗，其中“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形容友人的品德像玉一样纯洁。王先谦《集疏》：“‘金玉’者，珍重爱惜之意，恐其别去后不通音问。”《大雅·卷阿》歌颂周王礼贤求士，写群臣出游、群臣献诗的盛况：“颙颙卬卬，如圭如璋，令闻令望。”以圭、璋比德，描摹其风仪及其感召力量。诸如此类，均以君子如“玉”来美化其人物形象。

《诗经》中的玉文化是当时社会人们用玉方式、用玉观念以及用玉心理的一种真实表现。上述几种典型的模式，是周代礼乐文明的一种体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典范的文化意义与诗史意义。它是先民们类比性的借喻思维的诗化表现，诸如《诗经》中“礼玉”的普遍运用也是孔子等儒家提出“玉德”说的一个契机。如后来《礼记·聘义》中提出玉的十一德行，即仁、义、礼、智、信等，几乎涵盖了儒家所有的伦理核心概念。孔子将儒家君子人格塑造的审美理想外化，首先是符合了原始宗教人们的玉崇拜心理。其次从玉的属性特点来看，玉具有温润和泽的审美特征，而孔子也是善于运用“取譬”和“类比”的方式作为推论形式。礼是君子人格的行为规范。《论语·雍也》云：“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君子要以礼法约束自己的行为，所谓“不学礼，无以立”。孔子对学习《诗》极为重视，曾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学而》载：“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切磋琢磨”本是玉石制作的方法，这里用来比喻治学、修省深入研讨，精益求精。又《论语·先进》载：“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复白圭，即反复诵读《大雅·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孔子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适时地提出了“玉德”说，不仅是对《诗经》玉文化的引申和发挥，而且体现了儒家之审美理想。

英国的李约瑟曾说：“对于玉的爱好，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三千多年来，它的质地、形状和颜色，一直启发着雕刻家、画家和诗人们的灵感。”的确如此，玉是神灵的化身，玉是美的标志，玉是财富的象征，玉是礼仪、等级的护照，玉还是道德的载体，神秘多彩的玉文化渗透和影响着中国文学、文化的方方面面。王逊《玉在中国文化上的价值》也指出中国的“一切艺术趋向美玉”（《中国艺术论丛》1938年版）。这就意味着多着力探究《诗经》及其他艺术中的“玉”文化是必不可少的。

    （作者：袁晓聪，系运城学院黄河文化生态研究院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