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继民《光明日报》（ 2020年04月25日 11版）

在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范畴中，“节”也许并非处于核心地位；然而，由节之“象”所拓展出的丰厚意蕴则凸显了东方所固有的“象思维”品质，极具代表性，值得探讨一番。

《说文》云：“节，竹约也。从竹即声。子结切。节，由象而出。约，缠束也，竹节如缠束之状。”由《说文》知，“节”源于竹；由字形看，节是典型的象形字，《说文》所谓“竹约”之义，则源于对竹的观察，因竹节皆从多层缠绕的竹苞中长出，故言竹节有缠绕之状。人们大脑里若有了“竹笋抽节”这幅形象的图画，也许就可以对节之含蕴进行推演了。

空间上的推演。“节”首先表现为空间上的联结，有承上启下之作用——此由竹节之本义发出。“承上启下”，自然是关键要害处，故“节”可引申为关键：人们常言解决问题的节点、“紧要关节”，等等，皆由此出。

节在空间上的“联结”义，推而广之，则形成了诸多相关的词汇，用之于人体则有骨节、关节、肢节；用之于器物，则凡类此的事物亦多以“节”称之，如“多节虫”“八节火车”“三节文章”等。

由于竹节从“缠绕”出，“节”当然较其他部分更为硬实，故又可引申为“坚、硬”。人体的膝关节、肘关节比之于胫骨、尺骨，要坚硬得多。如若不然，则不能很好地发挥“联结”的作用。《晋书·杜预传》言，“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即言竹节之坚硬也。

“节”坚固且无赘物，故“节”又可引申为简洁、节俭。《荀子·天论》中“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之节，即为节俭义——“节俭义”当由“固而无赘物”引申出。

时间上的迁移。中国传统哲学强调时空一体，当将空间之“节”迁移于时序之时，“节”的含义又进一步得到拓展与丰富。

《秋浦歌》曰“常恐秋节至”，杜甫云“好雨知时节”，其中之“节”即是维系过去与未来的“节”点。当然，此节点以阴阳之气的变化为标准。依古人，每年的时序可作此概括：由冬至到夏至，阳息（息者，长也）阴消；由夏至到冬至，阴息阳消；其中，春分、秋分则大致阴阳持平。由是，按照阴阳变化的节点，古人将一年划分为二十四节气。节气者，气之节也，维系（联结）阴阳变化（时间）的关节点之谓也。当然，对于重大的节气譬如春节、中秋节等，人们是要隆重庆祝的，春节意味着万物复苏，预示播种的前奏；中秋节万物成熟，则是收获的标志。可见，节日与节气亦密切相关。

节于时间中的另一典型表现，莫过于音乐。此时“节”引申为节奏、节律。音乐是时间的艺术，离开时间无所谓音乐；同时，旋律又总是具有节奏的旋律，离开节奏，无所谓旋律。亦须说明，音乐中的节奏或节律皆源于“节气”，古人最早根据阴阳之气的变化来厘定节律，“五音十二律”即是融节气与音乐于一体的。

作为“节奏”之节，当然不仅仅限于音乐，它在其他艺术形式中亦有广泛应用，王羲之的书法之所以行云流水，实则其中有节奏在焉；中国的诗词、散文、小说亦讲究节奏，文学作品倘若一潭死水，无节奏、无起伏，孰能卒读？军事斗争亦讲究节奏，高明的军事家尤其重视节奏，孙子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孙子兵法·兵势篇》），即为明证。

超时空的道德蕴含。当“节气”转换为“气节”时，形下之“节”便超越了自然时空而进入伦理学的领域。“气节”，表征的不再是阴阳之气转换的节点，而是超越时空的、形上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节操。气者，浩然之气也；节者，静也（不变也）、硬也。气节，即保持浩然正气而不动摇，引申为意志坚不可摧。儒家伦理倡导的诸如忠孝节义、节操、名节、节烈皆作如是观，此取象于节之硬并化用之于道德人格。苏武持节不忘本心，为古人守节之典范。

促使“节”超越时空的因缘，在于它暗合了儒家五伦的德目：信。“节”原义：承上启下。若上下分离或分割，二者又当如何关联呢？答案在于，分离的双方若能符合原来之“节”（保持一贯性），则可“复原”。即是说，分离的双方若重返本原，须“若合符节”方可。

最早对节之“信”、节之“符（合）”义进行探究的应始于《周易》的节卦。节卦：水泽节以象言，与竹似，初爻、二爻可看作竹根，第五爻可视为竹节——此为卦象。关于义理之节，尚秉和先生曾有如是解释：“水、泽亦先后天同位，故曰节。《节》者，符也，以相合为用。言坎居西，兑亦居西，若合符节也。《节》者，信也。言凡事皆有一定制节，不容改变。故君子以制度数，天地以成四时。天地《节》者，天地信也。全以先、后天同位取义也。虞翻以《泰》三之五艮止为节，失古义矣。”（《焦氏易诂》，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尚先生亦是以象解义，只是此象为位置之象而非象形之象。节之上卦为坎，先天卦象中，位置为西；节之下卦为泽，后天卦象中，位置也为西，故二者“若合符节”。又云：“《节》者符也，以竹为之，各持其一，合之则为信。”若能明了节之象，则能知晓“节之信”“节之合”的演变轨迹。

除了“信”义外，儒家之“节”尚有“中道”义，此为“节”之蕴含的又一次跃迁。“中道”乃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左传》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记载。朱自清先生则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他认为，古代注重礼节，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目的。“他们（封建统治阶级）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会秩序，所以要‘节’。”（《论气节》）同时，他们要统治，所以也要“和”。故而，“节”与“和”是相反相成的。朱先生的结论是：“可以说所谓‘圣达节’等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节其实也是传统的‘中道’。”朱先生从史学的角度阐发“节”之中道义，亦不乏为一家之言。若再进一步，从儒家哲学维度探讨节之“中道义”，《左传》所言之“节”，亦可当作如是解，即：圣人的节（中道）从心体中流出，故能达节；其次则是把“节”（中道）视为外在的规范之道（如法律）；再其次，对中道压根没有敬畏意识，随意违背“中道”，此为（道德意义上的）小人，焉能不失“节”？

（作者：郭继民，系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