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天红《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20日 16版）

清乾隆 金瓯永固杯

两千年前，东汉，一场伤寒侵袭了一个两百余人的家族。十年之内，近百人因此毙命。作为家族一员的张仲景，虽被后人称为医圣，却是捶胸顿足、无计可施。

此后不久的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瘟疫又一次横行。曹植将当时的惨状形容为“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

哀鸿遍野之下，一位英雄横空出世。传说每年除夕，他都让邻里把一个药囊浸到井里。正月初一，取井里的水倒入酒中，一家人面向东方，由年幼至年长者，依次喝下，连喝三天，可不染瘟疫。

这一药方最早见于晋代葛洪著《肘后备急方》，含中药七味：大黄、川椒、白术、桂心、桔梗、乌头、菝葜，名“屠苏酒”。另有一方加进了防风。这几味药大多有益气活血、祛风散寒、安和五脏之功效，后代典籍也多有著录，如明《本草纲目》载，“元旦饮之辟瘟疠”。千百年传承间，此方偶有改良，如唐《四时纂要》中将菝葜改为虎杖，唐《备急千金要方》、宋《伤寒总病论》等则调整了各味药的配比。一次次地引用与修改，说明历代医家对此方的认可。

许是大家面对瘟疫的忐忑，许是医家的肯定与推广，屠苏酒渐渐成了家家户户的春节日常饮料。自唐至民国，人们延续着晋代的认知与饮用传统：契丹贵族出身的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西征之时，曾写下“辟疫屠苏饮一杯”，充分肯定了屠苏酒的祛疫防病之能；依旧是春节饮用，一首首《元日》《元日试笔》中，飘荡着屠苏酒的清香；依旧是幼者先、长者后，明代大书法家文徵明从中享受着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后饮屠苏且笑歌”。由是，每年春节的一杯屠苏酒渐渐演变成了团圆的标配。

独在异乡为异客之时，也与同僚共饮，或是独饮。团圆酒前，有每逢佳节倍思亲，“思家心断屠苏酒”；有子欲孝而亲不在，“谁向泉台致一尊”；也有遍插茱萸少一人之感，“酒进屠苏少一人”。或许因为屠苏的祛病功效，以及长者后饮的风俗，屠苏又有了延年益寿之意。晚辈向长辈奉上屠苏酒，即是奉上了长寿的祝愿。

就屠苏酒的饮具而言，似乎是凡酒杯皆可。北宋晏殊笔下，屠苏以“金斝”盛饮，最为奢华。宋代，斝用以饮酒、祭祀，常见玉制，有祝寿之意。金斝当更为稀有珍贵。银杯灼灼，亦满载屠苏。

1192年，鬓角斑白的陆游被削职罢官已两载。又是一年除夕夜，67岁的诗人看着万家灯火，听着爆竹声声，回忆起了过往经年。儿时的壮志凌云早已远去，自觉雪染双鬓、时日无多，叹自己识别世事晚慢。难以遣怀，只有命儿子“明当满奉屠苏觥”——用屠苏敬一敬你的老父亲吧！诗中所称之“觥”，据宋代郑獬所记，或为角形酒杯，有以犀牛角为之。

早年，陆游也曾对新一年充满期待：“美哉丰年祥，入我屠苏觥”。80岁时，陆游虽感家贫衰弱，却好在有屠苏酒，可以让衰弱的他饮“一卮”。卮，即单耳杯，形制承自商周青铜器。或觥或卮，屠苏酒伴随着陆游的一个个除夕、初一，肇始着丰年，亦抚慰着衰年。

最具特色的酒杯当属海螺杯。唐代有人用之，明代亦有人用之。宋代欧阳修曾评价说一个海螺值千金，见其稀罕珍贵，似不输晏殊的“金斝”。

在最早的记述中，葛洪称屠苏酒为华佗之法。但葛洪著书之时，华佗已死近百年。此后，又有轩辕黄帝、孙思邈等人创制之说，似更无依据，但也说明“华佗”之说未被广为传播。

屠苏原意指某种草，有紫苏、菝葜等不同说法。古时，南方一些地方有在房屋上绘屠苏的习俗，故屠苏后用以代指草庵、房屋。唐韩鄂《岁华纪丽》中提到，以前有个住在草庵中的人，每年除夕夜里给邻里留一服药，用法与葛洪描述的相同。后来人们得到了这个药方，但不知那人姓名，只能以草庵的别称，称药帖为“屠苏”。《本草纲目》也引用了这一说法。

创制之人自华佗，至黄帝、孙思邈几易，但“屠苏酒”之名千年未变，带着股草根气。韩鄂“草庵人遗药帖”更像是关于屠苏酒的一个美丽神话：居于草庵之中，不留名姓，仿若隐居尘世的扫地医僧，又似救人于瘟疫水火的仙者，在历史上来去无踪，化为一剂药酒，安抚千百年间的万家灯火。金斝银盏、犀觥螺杯，承载之物无论多么光鲜耀目，却无改其瓦盘粗陶的草莽属性，带着茅屋可能为秋风所破、却一心泽被天下的豪气。

今天，美国研制一款新药可能要花十年时间，投入10亿美元甚至更多。不久前，比尔·盖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中发文呼吁，在大流行病期间，疫苗和抗病毒药物不能只是价高者得，而应让身处疫情中、最需要的人也能买得起。屠苏酒的药方中没有什么名贵的药材，草庵中送来也不求回报，正合于盖茨的呼吁，也是千百年悬壶济世的医者仁心。无论贫富，人人皆得饮一杯，似乃屠苏酒的真谛。

至清代宫廷，屠苏酒又有了新的演进。

每年的正月初一子时，养心殿东暖阁。乾隆皇帝皆端坐案前。书案上置紫檀木小香几一对：其一陈设玉烛长调烛台，象征风调雨顺；另一设金瓯永固杯，象征江山永固。

将要举行的，是每年正月初一上演的“明窗开笔”仪式。乾隆皇帝将饮下屠苏酒，点燃玉烛台上的蜡烛，再用万年青笔，饱蘸朱墨，写下“时和年丰”“丰年物阜”“三阳开泰”等新年吉语。清宫中的这一仪式始于雍正时期，乾隆、嘉庆一以贯之，至光绪帝仍照此行事。

清代的帝王们认为，他们通过做文章、批奏折，得以日理万机、统治天下，故手中之笔关乎国运民生，似承千钧之重。天子以新年第一笔字写下吉祥的祝福，意在为天下祈福。吉语书毕，便入匣保存，子孙皆不许开看，似是天子向“天”祈祷，似有天机不可泄露的意味。仪式中饮屠苏，似也颇具象征性，有天子代天下人饮、盼天下人皆远离病疫之意。

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初一，乾隆赐宴太和殿。乾隆手捧玉爵，与席间众人同饮屠苏酒。

明窗开笔时陈设之金瓯永固杯与宴饮的玉杯，皆以爵为形。乾隆以爵饮酒，上承宋明乃至商周祭祀之风。明窗开笔时，或是宴会中天子与众亲臣同饮屠苏，都极富形式感与象征意味，已近乎国家仪礼，正如乾隆赋诗所云，“玉爵屠苏百礼洽”。重在防病，亦在“礼”。屠苏从个人死生、家庭欢聚，延伸至国家层面，成为国家仪轨的重要一环，成为国泰民安的重要象征。

国人与疫病的抗争，蔓延了千年。张仲景有感于族人离世的切肤之痛，发奋著成了《伤寒杂病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广为采用的“清肺排毒汤”，便由此书中的多个方剂优化组合而来。两千年前的悲痛，终化为今日我们的力量源泉之一。

相比医书，屠苏酒显得更接地气，更加“深入人心”。或许类似于放鞭炮，人们忘记了驱赶怪兽“年”的“初衷”，却留下了年年不变的习俗，成为春节里热闹的一抹烟花。一个个个体、家庭的悲欢离合，天伦之乐，长寿之愿，平凡的祈愿皆融汇于杯酒之中。它没有富丽堂皇点缀，起自平凡，归于平凡。

千年后，屠苏酒的习俗随风而逝。人们甚至还发现，“乌头”这味药毒性颇大。但相比事后的治疗之法，屠苏酒这一剂预防性质的药酒，更像今日的疫苗，体现了中医“治未病”的理念。回味故纸堆中的一个个家庭，面对东方，阖家共饮，有种温暖而神秘的仪式感；点点滴滴融汇成一个民族共同的祈愿，成为元日国家之礼。年复一年，“治未病”的理念与仪式般的坚持，传递出先人对大自然的谦卑与敬畏。

    （作者：邵天红，系艺术品与文物鉴定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