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来 王志民《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23日 11版）

一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后世对发扬孔子之道贡献最大、影响最大的非孟子莫属。孟子以雄辩著称，在当时就很有影响，他以辟杨墨、弘扬孔子之道自任，有很强的道统意识。虽然，其后荀子学派对孟子有比较激烈的批判，但进入汉代，陆贾、贾谊、韩婴、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等一流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对孟子表示肯定，或受到孟子思想的一定影响。汉代开始就有学者给《孟子》作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注本是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也是他最早把孟子尊为“亚圣”。

叙述儒学的发展，一般多认为“孔孟”并称是在宋代“四书”观念兴起之时，实际上并非如此，“孔孟”并称出现得比较早。东汉马融在其《长笛赋》中就说“温直扰毅，孔孟之方也”，东晋葛洪在《抱朴子》中说“子以天不能使孔孟有度世之祚，益知所禀之有自然，非天地所剖分也”，南朝宋时期的何承天在《上邪篇》中说“承平贵孔孟，政敝侯申商”，《南齐书·王融传》载王融上疏称自己熟悉“战阵攻守之术，农桑牧艺之书，申商韩墨之权，伊周孔孟之道”，等等，一直到隋唐时期也不断有学者（如王通、权德舆等）并提“孔孟”。

唐代韩愈极力推崇孟子，拉开了唐宋时期孟子大幅度升格运动的序幕。隋唐时期，总体上来说，儒门淡泊，佛老兴盛。为了对抗佛教，振兴儒学，韩愈想了很多办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构造了儒家的道统说，认为从尧、舜、禹、汤，到文、武、周、孔，再到孟子，儒家之道依次传承，孟子为儒学道统的嫡传，他去世后，这个道统就断掉了。这就把孟子的地位抬得很高。随后，李翱、皮日休等人也都大力推尊孟子。与唐宋古文复兴运动相呼应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儒学振兴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孟子的地位也越来越高，经过孙复、范仲淹、王安石、二程、朱熹、陆九渊等人的不断颂扬，孟子的亚圣地位最终得以确定，得到公认。宋明理学各大派系，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尽管有各种分歧，但在推崇孟子方面是一致的。孟子思想，深刻影响到中国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为什么孟子在唐宋时期不断升格？这有多方面原因，最重要的可能是其以性善论为主导的心性修养论契合了时代思潮和社会人心。魏晋唐宋时期，人们普遍对性命之道感兴趣，这是佛老兴盛的重要背景。儒学本来也有这方面的资源，但在汉代没有很好发扬出来。为了对抗佛老，儒学在唐宋时期就开始发掘心性方面的资源，重构自己的内圣外王之道。孟子性善论与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宣扬的佛性人人内在本有的思想，确实也有遥相契合的一面。这是佛教特别是禅宗流行中国后，孟子大盛的重要原因。

孟子性善论认为仁义礼智皆内在根植于人心，这四方面的德性为人所本有。在汉代，四德又加上“信”成为五常之德，为儒家道德价值的基本观念，在历史上影响甚大，一直到今天，五常作为儒家的核心价值仍然在社会大众层面流传甚广，深入人心。在伦理层面，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种富有温情的人伦学也明显优于后来董仲舒、《白虎通》提出的“三纲”之说。孟子的柔性五伦说，其伦理精神和指导原则在今天仍有一定价值。

在君子人格修养和人生哲学信念方面，《孟子》中的很多名言警句，其影响范围之广之深，可以说仅次于孔子。如“浩然之气”“良知良能”“舍生取义”“与人为善”“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天时地利人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登泰山而小天下，观于海者难为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些震烁千古的名言警句，至今熠熠生辉，为中国人所乐道。孟子个性鲜明，有英气、豪气、浩然刚大之气，他的很多话特别能鼓舞振奋人心、激发砥砺士气。孟子还强调，“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达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三天下”和“三不能”，集中体现了士君子刚大、弘毅的境界。“三天下”可见其胸怀广阔，“三不能”可见其士君子所代表的凛然正气。这个正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社会正能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中，第一条是讲仁爱，第二条是重民本，这两条恰恰与孟子思想有着特别直接的关系。孟子思想能够对我们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两个最直接的、最重要的基础，即“讲仁爱”和“重民本”。孟子讲仁爱的重点已经不是放在个人的道德修身层面，而是把其扩大到一个社会的价值层面。“以民为本”是孟子全部政治思想的核心和基点，它本身就是目的，而非手段，对民众的同情也就成了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道德价值。

孟子不但深刻影响到中国的历史文化，对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也有广泛影响。近现代以来，很多学者结合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对孟子思想作了新的发挥与诠释，使得孟子学走向世界，得到了新的发展。

二

孟子文献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千余年的历史过程。

宋代以前，孟子文献的传世文本只有赵岐《孟子章句》，孟子在孔门和儒学中一直地位不高。至两宋时代，《孟子》一书，列入儒家十三经之中，进而超越“五经”，入“四书”之列。

元、明、清三朝的五百年间，孟子的地位一直在“升格”之中，而到清代达于高峰。这与我们在编纂《集成》过程中，所看到的孟子文献形成的数量、质量及高度、广度、深度，是相契合的。《集成》所收历代刻本中元代学者文献即有17种，内容包括孟子文本解读及义理阐发等多个方面。其中，吴真子《孟子集成》一书，为元刻孤本，辑录了大量宋元时期诸家学者的解孟之说，可见元代孟子地位提升后对文献产生的影响之大。宋代以后，朱熹及《四书集注》受到历代的尊崇和重视，促进了大量孟子文献的产生。从《集成》目前所收604种文献看，由“四书”中析出者为390种，占比三分之二。元代承接南宋朱熹之学，将理学尊为正统，将朱熹《四书集注》定为官学，所存孟子文献，多如许谦《读四书丛说》之类。明永乐年间编纂《四书大全》，“实欲颁布于天下，俾人皆由于正路而学不惑于他歧。家孔孟而户程朱，必获真儒之用”（《皇明文衡·进书表》）。清代从清初即重“四书”。康熙十年三月设日讲官一职，专为康熙帝服务，至康熙十六年“四书”讲毕，成《日讲四书解义》26卷。上重如此，下必效之，整个社会兴起了“四书热”。“四书”之中，《大学》《中庸》虽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经典，但皆以传承、解读孔子经说为宗旨。《中庸》为“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昭后之学者”（朱熹序），因而从第二章到第十一章，就是以记孔子之言为主。《大学》则被程颐称为“孔氏之遗书”。所以从根本上说，所谓“四书”，实为孔孟之书；推崇“四书”，实为推崇孔孟。这就大大提升了孟子及《孟子》一书的地位。清代一朝，“四书”、《孟子》文献丛出，固与印刷术改进、考据学盛行不无关系，其主因还是“四书”及《孟子》地位之高。值得关注的是，在“四书”的光芒下，《孟子》已有独立版本214种，占比《集成》三分之一，也足见孟子的地位和影响。

千余年来，孟子思想与精神，随科举考试对孟子的重视，长久而深刻地影响了童蒙、士子与仕宦之人，进而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孟子之书从宋代进入科考，元明清以来，“四书”作为科考主要对象。皇庆二年（1313），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即以朱熹《四书集注》作考试标准。明代亦以“四书”为科考对象。在目前所收入的明代174种文献中，竟有101种是为科考所用之书。清初开始，实行科考，名为分三场进行，但最重要的是首场。而首场中，“四书”出三题，“五经”出四题。乾隆二十二年（1757），将“五经”移至二场，首场专考“四书”。其中，《论语》一题，《大学》《中庸》共一题，《孟子》一题，由此可见《孟子》在科考中的地位。值得我们对《孟子》之书作进一步分析的是，在“四书”中，其他“三书”更多带有说教性，《孟子》则充分展现其“雄辩”特色，更多活现出孟子知行合一的思想实践，及其品格、气质、德行、操守和精神世界。换言之，唯有《孟子》一书更多地展现出孟子其人。而孟子的养气、性善、王霸、民本、仁政等思想以及“人皆可以为舜尧”的“内圣外王”思想更带有实践激励性。《孟子》以四书进入科考，孟子其人对童蒙教育、士子人格、政德官品影响是最大的。孟子就是以其思想、形象，对社会和人的精神塑造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从而达到了所谓“升格”的高峰，使孟子成为千余年来对传统社会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

纵览《孟子文献集成》（以下简称《集成》）所收文献，从孟子学史的角度看，大致说来：宋元文献多义理阐发，以朱熹《孟子章句集注》为代表；明代文献多从心性之学发掘孟子丰富的思想内涵，以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为代表；清代孟子学最盛，不仅产生了以乾嘉学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崔述《孟子事实录》为代表的大量考据、辨伪著作，还出现了集前人成果之大成的焦循《孟子正义》。大致可以说，以东汉赵岐《孟子章句》为发端，历代学者对孟子虽有所阐研，但唯宋元以降，孟学方为千年之“显学”。这个时期对孟子及《孟子》一书研究范围之广度，探究辨析之深度，都是前无古人、后难为继的。尤为重要的是，历代学者，秉持儒家之人生价值观，一生所系，立德立言，以“为往圣继绝学”为生命追求之本，往往倾其一生，终研一经。孟子文献，不仅真实系统地展示了孟学乃至儒学传承发展的历史，也留下了历代学者精于治学的心路。

编纂《集成》，汇聚孟子文献于一体，不仅为全方位深入研究孟学，深入挖掘孟子思想之精髓，提供了资料文献之便利，也有利于加强珍贵文献的保护，展示《孟子》世代传承的历史场景，泽被后代，惠及子孙，其意义之重大，定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显现出来。

（作者：陈来 王志民，分别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