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桂榛 王虹霞《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23日 11版）

徐州滕州悬铃建鼓汉画像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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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记》是中国首部专论歌乐舞的乐论专著，系汉武帝时刘德与毛生等所作（公元前130年前）。西汉末年刘向校《乐记》得23篇，11篇于东汉马融时编为《礼记·乐记》，另西汉褚少孙采《乐记》补《史记·乐书》，余篇散逸。郑玄说“名曰乐记者，以其记乐之义”，《乐记》要义为何？“乐”字当作何解？因东汉郑玄、唐初孔颖达（各距刘德约350年、800年）于《乐记》“声-音-乐”概念有未注或错解，致中国音乐学界在1983年《〈乐记〉论辩》后还发生了持续20多年的“音心对映论”大争鸣（见《“音心对映论”争鸣与研究》），如《乐记》“比音而乐之”句就尤其困扰学界，并为“乐”字读音及含义争论不休。

“乐”作名词、动词各读yuè、lè属现代语言规范，但某字各地、各代读音有异属常见现象，故唐宋以来《唐韵》《集韵》《广韵》等古韵书说乐读岳、洛、劳、禄等。然诸形同源、一音多义实是古“乐”字万变不离其宗之本相：乐本写作“樂”“楽”等，皆源自建鼓之象，本读幺字韵（《诗经·关雎》乐字协芼字韵，乐与角、觉、岳等皆曾读ao韵，乐读yao-yuo-yue、lao-luo-le皆属音转）；以高大的建鼓统帅奏乐活动，故奏乐、乐曲、乐器甚至乐人皆可称乐；建鼓或建鼓乐常统帅着群体性歌舞，故歌乐舞大活动总称乐；歌乐舞所关联的人之精神活动亦称乐，且此精神乐绝非只有欢喜式之快乐，精神乐必有多种状态或情况。

一

源自《吕氏春秋》等的“音乐”实“歌乐”意，词义与快乐无关。“音”字在《乐记》出现54次且本指从言之歌咏或歌声，唯《魏文侯》篇讲六音时也指八音类之乐声（详见笔者《“音”字形、字义综考》）；而作为《乐记》第一范畴的“乐”字出现158次，考其义可知《乐记》“乐”概念分行为乐、精神乐两大类，行为乐有奏乐之乐、礼乐之乐二义，精神乐又有心动之乐、喜好之乐、安和之乐三义。下面就“乐”范畴的奏乐之乐、礼乐之乐、精神之乐三大义及其深层来源进行分析。

奏乐之乐：乐人以乐器奏乐谓乐，奏出之声亦谓乐，作动词、名词且其用法直接相关，如“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的第一个乐字，如“吾端冕而听古乐”等。礼乐之乐：包含歌乐舞等，常与礼相提并论，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定义，如“礼乐可谓盛矣”“王者功成作乐”“乐观其深矣”等。精神之乐：指心理层面之乐，如“乐者，心之动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治世之音安以乐”“心中斯须不和不乐”“无哀乐喜怒之常”“圣人之所乐也”等（详见后文论精神“乐”三义）。

“乐”字奏乐、礼乐之义密切相关，二者贯通的核心是“乐（樂）”实为摹写悬铃架鼓的建鼓之象。《逸周书》说“奏鼓以章乐，奏舞以观礼，奏歌以观和”，建鼓主导的歌乐舞活动在大量汉画像石上有集中体现，并与《后汉书》《三国志》等“建大木以悬铃鼓事鬼神”的汉代民俗记载完全吻合，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门庭树鼓形象及《通典》说西汉丞相府为示开放而“门无闑不设铃鼓”亦反映树铃鼓之俗。建鼓又称植鼓、柱鼓、楹鼓、悬鼓等，汉画像中有建鼓的群乐、礼乐活动，其建鼓多置画面中央，且许慎说“乐……象鼓鞞木虡也”“建鼓，乐之大者”，荀子说“鼓，其乐之君邪，故鼓似天”，朱熹说“鼓，革属，乐之大者也”，唐徐景安说“建鼓者，谓少昊氏作，大鼓，为众乐之节”，唐颜师古说“建鼓……悬有此鼓者，所以召集号令，为开闭之时”等（详见笔者《“樂”字形、字义综考》引证44条），此皆足证摹自建鼓的“乐”字有前述两大义且该两大义密切相关（建鼓→奏乐→礼乐）。

乐本字“樂”“楽”等的核心皆是“木＋白”（建木大鼓及羽葆），樂之幺符衍自悬铃，幺即小铃，糸即铃旒，玄即悬铃（玄色本自铃色），系（ノ头亦作爫）即执绥或吊旒，幽（图1）即耳听悬铃，幺糸玄系幽玆等字皆非来自蚕丝。《说文》曰“旂，旗有众铃，以令众也”“铎，大铃也”，金文多见旂旗悬小铃之象，汉画像亦多见建鼓上端悬铃（或串铃或大铃）且铃旒作飘荡状者。可佩旒饰的小铃在礼乐活动中古老而重要，陶寺遗址有约4000年前高2.65cm铜铃1件，二里头遗址有高7.7cm～9.0cm铜铃12件，金沙遗址、三星堆遗址各有铜铃12件、43件且小者各高3.4cm、5.1cm，安阳殷墟至20世纪90年代初已出铜铃350余件且有高2.6cm者。

另要说明：从禾、木之象的甲骨文“图2”实非乐字，徐中舒《甲骨文字典》说“卜辞中乐无用作音乐义之辞例”甚是。从木白幺的金文“图3”与从木白丷的金文“图4”才是真乐字，从幺表悬铃，从侧写丷表鼓鸣（还有从图5或彡者，见黄光武《释“穆”》引魏碑）。清代周亮工、刘心源以来因“樂”字两幺符似“8”等而谓“乐”字源自乐器弦丝、禾穗、葫芦、栎树、药（藥）草、栾（欒）树等实是完全错谬的（花生大豆等果实也像“8”），《说文》说“乐”字“象鼓鞞木虡”实有根据并得大要（石鼓文及汉唐砖有“图6”等）。

二

厘清“乐”字来源及“奏乐之乐→礼乐之乐”的概念发展，《乐记》“精神之乐”就好理解了。《乐记》核心议题之一是音乐与感情的关系，如《乐本》首章定义“音—乐”概念，第二章就专论“情—声（歌）”关系，说哀乐喜怒敬爱六情各显发为歌声之噍杀、啴缓、发散、粗厉、直廉、和柔六征，并说感情关乎社会治理（情→声→治）；第三章又说安乐、怨怒、哀思等歌声各体现民风政气之和乖困等，并说声音关乎政治（声→情→政）。《乐言》说人心哀乐喜怒无常及六类音声各激六类民心，《乐化》《乐象》《乐施》说“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者乐也……乐者，心之动也……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哀乐之分，皆以礼终”之精神乐。

（一）最高境界的安和之“乐”。《乐记》论哀乐喜怒敬爱六情时，乐喜二字并非同义，郑玄未注其别，孔颖达各解以“欢乐”“喜悦”并谓“乐是长久之欢，喜是一时之悦”，南宋卫湜说“喜是乐之初，乐是喜之终”，此皆不合生活情理与歌唱现象。然精研《乐记》谈精神乐之章句，可知六情之“喜”实是欢喜欢乐义（即今谓快乐），所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即喜心歌声特色为高亢发散；而六情之“乐”实是安和康乐义（江文也谓“法悦境”，朱熹曾曰“乐则和平之极也”），故曰“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又曰“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孔疏“康，安也”）、“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等。

《乐记》论人心感情时用“喜”字而不用“乐”字以表欢喜快乐义，其深层原因当是“乐”字所源之建鼓及建鼓乐在当时从属礼活动，故乐活动、乐概念皆主精神安和之旨（《魏文侯》篇可证）；而“喜”字所源之“壴”本指一般矮鼓，故多用于俗乐活动及代表俗乐心理。儒家重礼，故论乐则言礼乐、大乐，论乐心理则言和乐、安乐，故《乐记》说“乐者敦和”“乐极和”“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等。若明《乐记》精神“乐”的安和义项及儒家重“和”的主张及原委，则《乐本》篇“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性］……则王道备矣”“是故乐之隆非极音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之旨即明。

（二）统摄诸情的心动之“乐”。《乐记》首篇这样专论六情与歌声之关系：“乐者，音（歌）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此章“音（歌）之所由生”之“乐”，显然不是行为乐中的某义（如奏乐、乐曲、乐舞、礼乐等），而必是精神乐下的某义；那分论六情前的此“音之所由生也”之总论“乐”是后文六情中之某情吗？显然也不是！

此章明说六种歌声皆由“人心之感于物”的“乐”而生，故此“乐”属精神乐但又非六情中某情，它只能是包罗六情、总称诸感的总体性之精神乐，且此“乐”正与该章前后文“人心之动”“情动于中”及他处“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乐者乐也……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完全同义。也唯明此，才能理解《乐本》篇“心（情）→音（歌）→乐（歌奏舞）”与“乐（六情）→音（歌）→声（六声）”的论说演进以及“情→教→治”之思想主旨。但遗憾的是，此总称六情的心动之“乐”也被孔颖达误解了，故他无视经文分述六情前所总起总论的“乐（情）→音（歌）”关系而疏曰：“此……乐声生起所由也。合音乃成乐，是乐由此音而生，故云音之所由生也。”他已将此“乐”解为乐曲之类，且将此“乐→音”生成次第倒为“音→乐”次第。

（三）作为喜好或欲愿之“乐”。《故训汇纂》将精神“乐”用法分为各读lè、yào的喜乐、喜好两义（读yuè则作名词）。前文已述欢喜快乐义的“乐”在《乐记》用“喜”而不用“乐”，而其义为喜好、欲愿之“乐”在《乐记》也明显存在（有目标指向、心理对象之心乐），如“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此同《论语》“知者乐水”、《孟子》“乐善不倦”、《荀子》“乐富贵者也”之乐（注意：《荀子》《乐记》“乐者乐也，君子乐……小人乐”如“乐者，心之动也”表心动情生义，此乐非喜好义）。

先秦两汉表示精神乐、心理乐的“乐”字似多广义泛义，其感动、喜好、快乐、安乐等义似多未详分。但《乐记》明显区别使用了前述精神“乐”数义，此恰恰反映了《乐记》作者的思想性与严谨性，反映了原创性的《乐记》篇章有深刻的思想体系（惜完整《乐记》不存）；且这种区分使用并非无依据无渊源，譬如荀子《礼论》“喜乐之文-哀痛之文”对言的喜乐二字当有分际，《天论》“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藏］焉”及《正名》“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其喜乐二字亦有别，且《白虎通》“喜怒哀乐爱恶”六情说、《礼记·礼运》“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说等也同理。

三

《墨子·公孟》里墨者曾以“何故为室，室以为室”来讥儒者言“何故为乐，乐以为乐”，此故事不仅证明墨家未洞察人类乐生活、儒家乐理论（“乐以为乐”即心乐心动故为乐）及荀子批评墨子“非乐”实有根据，而且更加证明《乐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者，心之动也”这类统称诸种感情的精神“乐”用法并非孤立之论（《关雎》“钟鼓乐之”实感动打动义之乐），更证明孙诒让《墨子间诂》说乐字“古读二义同音”完全正确（很多方言至今如此）。

《荀子·乐论》11段里第1—4段、6—8段共7段明显被照搬或改入《乐记》，尤其荀子“乐者乐也”这类统称心动诸情的精神“乐”及其体系性论述不仅被《乐记》照搬，且先秦仅《荀子》出现过及《墨子》引过。史载献王刘德好儒并招养东方儒生，与毛生等作《乐记》时采诸子言乐事，毛公毛生的诗学源自荀子，《毛诗序》措辞及主旨多同《乐记》，《乐记》精神“乐”三义在荀子《乐论》尤明显，《乐记》讲“血气心知之性”且论六情时“六者非性也”句在刘向《说苑》作“人之善恶非性也”正与荀子说材性本朴、血气知虑或材性知虑同，此等皆可证《乐记》主创者浓墨重彩地吸收并运用了荀子思想学说（详见笔者《〈乐记〉基本范畴与思想体系研究》《〈乐记〉辑佚汇注及文字校勘研究》两书，未刊稿）。

总之，“行为乐-精神乐”之互应，精神乐“心乐-喜乐-安乐”之发养，是《乐记》乐概念、乐理论之要门与法宝。歌奏舞之乐不仅是《乐记》所谓“乐者乐也”的人情之“发于声音，形于动静”，也当是《孔庙大晟乐章》作者江文也所云“含有优秀的心灵”“清净而无邪的正乐”，即是荀子所谓“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也）”。

（作者：林桂榛 王虹霞，分别系曲阜师范大学副研究员、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