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为中华民族

翁淮南

读懂中国需要读懂中华民族,而我们何以为中华民族?

走进中华民族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深处,梳理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中华民族的历史成因便如画卷般展开。

从文字维度看

汉字维系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文字的创造与传播,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识。埃及、玛雅等古代文明的文字早已离去,但是以汉字为主体的中国文字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成为世界上唯一现存的自源古典文字系统。

中国已知最早的文字是距今3300多年前的甲骨文。商武丁时期“人”“中”“华”“民”“族”五个甲骨文字,彰显了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家庭。“人”是侧身的,助人者人也,伸手协作,相互依存。“中”,表意“中心”,就是天上有中心,大地也有中心,占有“天下之中”的位置。关于“华”,学者韩建周、牛海燕认为,“华”是西岳华山,又与“花”同,泛指繁盛。“民”泛指黎民百姓。“族”是武装力量聚在一个旗帜下。

1902年,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华民族”概念。2018年3月,“中华民族”首次写入我国宪法。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各族同胞尽管具有不同的民族称谓,但共享着最重要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3000多年来,“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内涵得以延续。

汉字是世界唯一延续至今且仍在使用的自源文字系统。文字的起始阶段超越殷墟甲骨文。中国早在距今8000年—7000年的淮河流域,柳林溪遗址出土的图案,被认为是完整的九宫图形。初现于距今9000年兴盛于距今6500年—5000年的彩陶文化,如半坡的鱼纹、庙底沟的鸟纹、大溪文化的绞索纽结纹,则代表了先民思想传播的第一次高峰。距今5000年—4000年,在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的一件大口陶缸上刻画着日、月、山的图案,而丁公遗址则出土了较为成熟的文字符号。距今4300年—3800年,被认为是尧都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就曾发现毛笔朱书“文邑”二字的陶扁壶。

秦统一六国开始,“书同文”成为王朝治理的重要传统和保障。秦诏版、辽宁绥中的秦碣石宫遗址、福建崇安汉城的出土陶文、广州南越国宫署出土的简牍、封泥和陶文,或是湖南里耶出土的秦人档案,汉代西北边陲驿塞出土的汉简牍、汉长安未央宫出土的骨签,以及在更庞大地域内出土的秦汉简牍、封泥、印章、石刻,无论其文字书写、载体,还是行文格式等均高度一致。“书同文”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向内凝聚”。

汉字造就文化长城。两河流域与古埃及的居民发明了文字,但就是没有产生史学。古代的印度虽有灿烂的诗篇、远古的法典和宗教,但也没有形成带有精神演化痕迹的史学。古希腊的史学主要是当代战争史,没有产生数代史家连续依时叙事的作品。

中华民族拥有传承经学和史学的传统。经学是连续性的。冯友兰认为,“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若把子学传统上溯,就会看到诸子百家,诸子百家共享了一个统一的精神谱系。十三经的注和传是在汉唐之间完成的,东汉有郑玄《毛诗笺》《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赵岐《孟子注》,曹魏有王弼《周易注》、何晏《论语集解》,西晋有杜预《春秋左传集解》、范宁《春秋梁传集解》、郭璞《尔雅注》,东晋有《尚书》伪孔传,唐代有唐玄宗《孝经注》。由此,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文化的自觉意识逐渐凸显。

史学也是连续性的。3000年前的青铜器何尊,呈现了最早的“中国”称谓。编年体史书凸显了中国历史的贯通意识。中国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将夏商周三代与孔子的时代相贯通,呈现了王道理想。司马迁撰写《史记》,以“通古今之变”的方式达到了“究天人之际”的目的。还有以典章制度为主体的通史著作,如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三通”,与《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合称为“十通”。胡人所建政权也多承中原王朝修史传统,如北魏崔鸿撰写了《十六国春秋》。

历史镜鉴为中华民族发展提供了智慧。唐代坚持为北魏、北齐、北周、梁、陈、隋、晋撰写了断代史。元代为宋辽金修史,明代为元代修史,清代为明代修史。他们都是通过对前代历史进行叙述和总结,来体现对中华政治传统、文化传统的继承。在修史过程中,强调执笔人“史德”“史才”“史学”“史识”,增强历史编纂的可信度。

地中海沿岸3000多年前就出现了表音文字。使用表音文字的罗马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联,后来都分崩离析。在抗日战争时期,很多人问:中国要灭族了吗?钱穆非常自信:中国亡不了。因为中国文化不灭,中国就不亡。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汉字是这种文化共同体的核心标志。

从时间维度看

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长河中已延绵5000多年

中华民族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这一原生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一道开创了人类文明史,成为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态绵延至今的古老文明。

史前时期,文明初现,中华民族起源。距今1.2万年左右,动植物的驯化、陶器的生产、定居等文化要素在中华大地各处出现。距今8000多年前,各地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化,部分地区之间出现频繁交往。距今约6000年起,以彩陶、玉器等为共同符号的文化纽带联结起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后又影响到今西藏、新疆和蒙古高原区域,形成了规模广大的“早期中华文化圈”,也是“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后世发展成为“文化上的中国”。大约从5800年前开始,在黄河、长江流域许多地方的村落群中比较普遍地出现了中心聚落。良渚文化修建了大规模都邑、水利系统。陶寺文化也体现出了较强的政治统合能力。

夏商周时期,天下秩序与华夏共同体演进。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孕育阶段。在近两千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夏、商、周本来是三个不同的族群、政治集团,它们在不同的空间中交替成为天下共主,最终形成了时间上“一个接一个”的连续关系。特别是周朝修建了纵横天下的道路体系,进一步将天下各地的族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华夏共同体。

秦汉时期,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初步形成。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秦汉设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郡县,将七国故地整合成统一国家,匈奴、西域诸族、乌桓、鲜卑、羌、百越、西南夷的大部或部分进入大一统体系。秦汉打通关隘,修建道路,活跃关市,将彼此分割的几大经济区域整合为一个大经济共同体,“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睡虎地秦简记载的秦王朝基层小吏“喜”的事迹,呈现了一个普通小吏为秦汉开创大一统注入历史动力的故事。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民族大交融。370年间,“五胡”入华,汇聚融合。胡人君主确立了清晰的“夷夏同源”历史叙事。匈奴后裔刘渊建立“汉国”,祭祀自汉高祖以下的“三祖五宗”。同为匈奴后裔的赫连勃勃立国号为“大夏”,称自己为“大禹之后”。慕容鲜卑自称“有熊氏之苗裔”。拓跋鲜卑追认祖源为黄帝之子昌意。此时,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传过来的佛教、祆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

隋唐五代时期,中华民族空前繁荣。隋唐两代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以及营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隋唐五代时期,华夷一体,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

辽宋夏金时期,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均被称为“桃花石”。“桃花石”指的是中国。契丹据有幽云十六州后,开始自认“中国”,称辽人为“中国之民”。辽道宗时,耶律俨修《皇朝实录》,明确宣称契丹为黄帝后裔。鉴于欧阳修编《新五代史》将辽朝附于四夷,辽人将宋朝开国历史附于辽朝国史。宋朝统一中原,文教昌盛而军事孱弱。朱熹作《资治通鉴纲目》尊蜀汉为正统,实质正是为南宋争正统,但他同时强调“天下为一”。西夏将王族祖先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北魏拓跋鲜卑又自称黄帝苗裔,建立起西夏人乃炎黄子孙的历史叙事。对立政权的统治者共奉中国,追求的不是“中国”之裂,而是接续大一统的“中国”之合。

元朝时期,中华民族大统合。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元朝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导。忽必烈时期,即便是激烈抗元、宁死不降的宋人文天祥,对实现天下一统的理念也表示认同。忽必烈对文天祥精神加以肯定和欣赏,评价他“是好人也”。元朝所修的《宋史》大力褒扬文天祥以身殉国、舍生取义的孤忠大节。与秦朝统一六国的前221年、隋朝灭陈的589年一样,1279年是中国步入大一统时代的第三个关键性时间节点。元的大一统真正促使整个中原与辽阔的边疆地区在行政制度上联为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凝聚力越来越强。

明朝时期,中华民族巩固壮大。明朝发展了元代行政大区制、土司制等大一统王朝治理制度,善用招抚等和平手段,施行因俗而治的治理理念,多族群共同治理疆域、共同抵御外侮。明朝对边疆地区开发力度不断增大,中原与边疆农牧经济融合持续深入,中华民族经济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明朝时期中外互通,儒家文化还呈现新旧鼎革之势,阳明心学的诞生、伊儒会通的实现、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发生等,表明文化发展与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

清朝前中期,中华民族格局底定。清朝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奠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1771年,西迁伏尔加河下游的漠西蒙古土尔扈特部,在首领渥巴锡率领下,历时8个月,万里归国。中华一家,土尔扈特部离去100多年最终归来,彰显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

从空间维度看

中华民族在中国五大文化带形成共同家园

领土是现代国家的基础,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

河流是孕育文明的摇篮。空中俯瞰,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形状正如北冥之鲲。从巍巍祁连、莽莽昆仑到苍茫云海间的天山,冰峰雪水凿穿深入中亚草原地带的通道,推开东西交流的门户。“胡焕庸线”东侧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华文明天然地具有内向凝聚力。长江、黄河、珠江等大河巨川的主干和支流带来人的汇聚,逐渐发展成为黄河文化带、长江文化带、珠江文化带、长城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中国五大文化带是个开放的内外循环系统,催生出各经济区域共存互惠的经济结构,成为中华民族绵延5000多年的地缘优势。

在中国五大文化带,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政权意义上的中国和疆域意义上的中国有时并不重合。整体看,中华民族生存的疆域有伸有缩,但只是胖瘦之分,没有器质之变。若向西看,古希腊文明的优秀成果一直留存至今,但古希腊文明的国家载体却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希伯来文明较为完整地延续至今,但它在两千多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不是以国家形态来延续和发展的。中华民族在五大文化带发展形成了共同家园。

中华民族生存的疆域,起步就是“好大的一个家”。世界其他原生文明的摇篮,在古埃及为尼罗河,在近东为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在古印度为印度河,它们的范围不过数十万平方千米。中国的摇篮,仅算孕育早期文明的核心地区,也有近300万平方千米。黄河上中游发育仰韶文化空前统一,其范围已经涵盖后世中国主体区域的大部分。

夏商周三代,王朝疆域逐步扩大。4000年前,“统一的玉礼制度”已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最迟在夏中晚期,中原地区就已经发展出空前繁荣的经济生活与文明形态。这一时期,生活在东亚大陆东部的人群已与生活在今新疆罗布泊等地区的人群有所交往,并发生血缘融合。夏朝的核心统治区域在今河南、山西部分区域。商朝已南过长江,东达今山东,西达今陕西。周朝疆域则北至今内蒙古南部与辽西辽东,西至今甘肃渭河上游,东至今山东,南至汉水中游与长江下游,势力远达巴蜀。

秦汉两朝是疆域空前广大的大一统王朝。秦朝疆域东北达今朝鲜半岛西北部,北抵蒙古高原南缘,西至今甘肃东部及四川、云南等地,南部延及大陆最南端。汉朝鼎盛时期,其疆域东北拓展到朝鲜半岛中部,西北延伸到河西走廊和西域,西南发展到哀牢山脉,向南直抵中南半岛东部沿海。秦汉王朝还通过设属邦或属国,置持节领护及行羁縻、怀柔等多种举措治理边郡,建立藩属体系,将周边匈奴、乌桓、鲜卑、羌及西域各国不同程度地纳入大一统王朝的政治秩序。新疆尼雅遗址出土汉代“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蒙古高原匈奴单于庭龙城遗址中出土汉字“天子单于”瓦当,表明中原王朝对边疆的深刻影响。在随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30余个大小政权兴替,但是中华文明实现了长城边缘地区与中原农耕地区的一体化整合。

万里驼铃万里波,万国衣冠会长安。隋唐时期,其疆域从农耕区扩展至游牧区,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同时,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黠戛斯、契丹、靺鞨、室韦、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646年的灵州大会上,西北番邦请求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天可汗”不仅是一种称号,更是一种治理制度,融华夷为一家,进而将整个东亚世界塑造为中华文化圈。

元朝时期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辽、西夏、金等政权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元朝疆域一度最北至西伯利亚中部的北海测影所,西北至发源于阿尔泰山的额尔齐斯河的中下游,西南囊括今西藏、云南,南至南海诸岛,东南至琉球,东北至外兴安岭北麓及今鄂霍次克海滨海地区。元朝在中央设置宣政院直接管辖西藏,在岭北与云南设置行省,加强了对漠北、西南边疆的管辖。在元朝的广袤疆域内,大量汉人迁往大漠南北的蒙古草原乃至南西伯利亚的图瓦盆地生活,边疆各族源源不断涌入华北、中原、江南及岭南,形成“混一南北,胡汉一家”新局面。

明清时期,统一的疆域更趋巩固。明朝力图承袭元的疆域,将包括东北、西南边疆、青藏高原在内的疆域纳入管辖。清朝疆域鼎盛之时,拥有1300余万平方千米的陆地国土,以及辽阔的海疆,为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坚实的疆域版图格局。共同家园需要共同的保护。1553年,倭寇主力侵犯江浙地区,年近花甲的壮族瓦氏夫人,请命抗倭,成就了一段保家卫国的传奇。1850年,在岳麓山下湘江边的方舟中,65岁的林则徐勉励38岁布衣左宗棠,“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20多年后,左宗棠舆榇出关,收复新疆。

统一性是基于空间的疆域完整统一。大国版图培育了大国心态,就是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中华民族内聚力越强,中国版图越紧凑。黑格尔对此感慨:“征服无从影响这样一个帝国。”

从文明维度看

中华民族在世界创新竞争中长期走在前列

商武丁时期甲骨文字“文”“化”“明”,呈现了中华民族变革与创新:“化”是两人背靠背协作创新和生产,“明”是透着日月的光亮;文化成为物质和精神不断创新、生产的沉淀,文明成为文化沉淀的精华和光亮。

经济学家弗兰克用数据资料证明,在19世纪以前,“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哥伦布以及在他之后直到亚当·斯密等许多欧洲人都清楚这一点。只是到了19世纪,欧洲人才根据新的欧洲中心论观念,名副其实地‘改写’了这段历史”。

创新性构成中华文明的前进动力。中华民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这种领先状态几乎伴随了整部世界古代史。

中华民族是第一批领跑世界文明史的民族。这些领跑者从西向东,分别出现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这些古老民族率先摆脱了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迈过文明时代的门槛,并率先走出氏族公社阶段,建立起国家组织。上古中华文明的诞生比起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稍晚一些,但当时中原文明已经开始使用青铜器,种植黍、粟、稷、稻等农作物,并掌握了酿酒技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世界文明史的开端处已站在了前列。

中华民族是参与造就世界文明史上古典繁荣的民族。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把中国的孔子、老子、墨子、庄子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代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印度的释迦牟尼所处的时代,并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随后到来的罗马帝国与秦汉王朝的对话,奥古斯都、恺撒、西塞罗、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李维、托勒密和汉武帝、卫青、霍去病、司马迁、董仲舒、桑弘羊、苏武、张衡,群星灿烂,堪称人类文明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罗马帝国只是在建立与其他民族的征服与被征服关系;秦汉王朝时,大一统和中华民族初步形成。罗马帝国覆亡时,埃及人、色雷斯人等散去;秦汉王朝垮台时,中华民族依然凝成一个整体。值得一提的是,秦代实施编户齐民的社会基层精确化管理,领先了欧洲2000多年。编户齐民改变了基层民众的从属关系,证明中华文明具备高度统一的文化形态。

中华民族是引领中古时期创新的最主要民族。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开始了漫长的中世纪。中国的造纸术在公元8世纪由中亚传入阿拉伯帝国,并通过西班牙进入欧洲。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的火药也传入阿拉伯。据统计,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重要的300项发明和发现中,我国占173项,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接着看隋唐王朝,儒释道三教交相辉映,此外还有景教、摩尼教等其他宗教,为中华文明带来了新的思想繁荣。唐代长安城高峰时期常住人口将近5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至北宋时期,中国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商业最繁华的国度。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显示,张扬着北宋都城汴梁的高度繁华。

即使近代走入百年低谷期,也难以抹杀中华民族的创新潜能。欧洲开辟新航路以后,迅速强大起来的欧洲资产阶级开始了殖民主义扩张。因时而变,是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内在逻辑。近代中国虽然没能继续走在世界创新潮流的前列,但中华文明对自身传统的创新变革取得了巨大成功,特别是中国人民主要凭借自己的力量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并独立自主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从发展维度看

先锋队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人类的星辰大海

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中国梦”概念启航之地,展出的商武丁时期甲骨文字“梦”,表达中华民族对物质和精神的双追求。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梦非梦。若以1921年为坐标,呈现的是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人民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追求。

1521年:明世宗即位,加封王阳明为“新建伯”。王阳明曾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具有要求冲破封建思想禁锢、呼吁思想和个性解放的意义。1521年,莫尔的《乌托邦》在欧洲传播。社会主义五百年序幕拉开。

1621年:明天启元年,努尔哈赤攻陷沈阳。明末,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同期的托马斯·康帕内拉创作《太阳城》,虚幻了一个实行绝对的公有制和没有贫富对立的社会。1621年4月,“五月花号”捕鱼小船再度从英国起锚时,“美国梦”也随之起锚了。

1721年:清文武百官庆贺康熙帝御任60周年。当年,让·梅叶创作《遗书》,提出建立平均共产主义制度。同年,英国正式形成内阁制,西方“民主政治”开始向全球推广。此时,彼得大帝改国号为“俄罗斯帝国”,“俄国梦”开始了。彼得大帝比康熙帝小18岁,两人较量,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中国”作为国名第一次呈现在外交文件中,传统中国的“王土”观念开始向近代民族国家的领土意识转变。

1821年:清道光元年,清政府重申严禁鸦片贸易,再次筹划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当天朝的国门一旦被轰开,中华民族便跌入历史深渊。1821年,马克思3岁。马克思一直关注中国,并预言,中国“最终会挤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然而,究竟如何唤醒睡狮?百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直接回应:“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为如何唤醒‘睡狮’、实现民族复兴这个重大历史课题所给出的答案。”

1921年:苏俄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了成功的探索。这一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中国共产党成为先锋队。1935年,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这一年,中国共产党人田汉、聂耳谱写的《义勇军进行曲》一经诞生,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全社会普及了“中华民族”观念。1950年12月,在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上,全区26个民族(含支系)的代表与地方党政军代表共同立誓:“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其后,“民族团结誓词”及签名按原样刻在石碑上。先锋队始终高举着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大旗。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将其写入新修订的党章。2023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每一个目标都是一段艰难的奋斗历程。

值得关注的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标识符号引起世界舆论的热情关注:从东海之滨到大漠戈壁,从泰山、昆仑、秦岭、珠峰等高山到长江、黄河等大川,从盘古开天、女娲补天、炎黄始祖、伏羲画卦、后羿射日、嫦娥奔月、愚公移山等远古传说到《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英雄史诗等文学作品,从都江堰、大运河、坎儿井、故宫、布达拉宫等伟大工程和石窟、岩画等历史文化遗产到皮影戏、剪纸、算盘、二十四节气、针灸、书法、戏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载人航天、深海探测、天眼望远镜等重大科技成果到青藏铁路、三峡大坝、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等等,它们成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印记,成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战略资源,也成为读懂未来中国的鲜活物证样本。

美国著名右翼学者福山教授1992年出版《历史的终结》,称社会主义的历史将终结。美国前总统奥巴马2010年在澳大利亚讲话直言:10多亿中国人过上美国人的生活,将是“全球灾难”。然而,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就这样,风一更,雪一更,炎黄子孙跨过了千山万水。眺望世界民族大花园,中华民族正走向人类文明的星辰大海。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华之道: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哲学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版。

2.中国历史研究院编著,《文明中国: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考古学阐释》,科学出版社2024年版。

3.本书编写组编,《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23年版。

4.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22年版。

5.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

6.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社

作者:翁淮南(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审,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