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止方有定 淡泊待名利

《史记》中的廉洁文化

于文博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不仅是一部具有重要史学和文学价值的鸿篇巨制,也是一部展现廉洁文化深邃思考的思想宝库。司马迁在《史记》这部史书中并没有直接以说理的方式探讨廉洁文化,而是把对廉洁的高度赞扬和对贪腐的激烈批判结合起来,将其寓于史实陈述、人物臧否和历史经验的探求之中。能否恪守廉洁、拒斥贪腐,不仅关乎个人的身家性命,也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

倡导知止有定,反省克制物欲

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史记》倡导有定力、有节制,反对因物欲的无度追求造成的贪污受贿。渴望富贵是人之常情,但关键在于能否得之有道。在财物的取与不取之间,廉洁者能够知止有定、洁身自好,贪腐者则贪得无厌、堕入深渊。

《史记》记载了清廉自持的典范公仪休的故事。公仪休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博士,因为才华出众、品行正直而做了鲁国国相。他明确提出“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意思是为官者不可以与百姓争夺利益,领取俸禄多的大官不允许谋取小利。公仪休素来喜欢吃鱼,有人投其所好,上门送鱼给他,他拒不接受。他吃了自家种的蔬菜觉得味道很好,就命人把菜园中的菜都拔下来扔掉;看见自家织的布质量很好,就烧毁了家里的织机。他解释道:“难道要让种菜的农民和织布的女工无处去卖掉他们的货物吗?”公仪休遵循法度,按照原则行事。在他任职期间,鲁国官员的品行较为端正。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汉的王温舒。王温舒因敢于杀伐而得到汉武帝赏识,但他却滥用贪赃的下属。随着官职的提高,他和下属变本加厉地大肆敛财。后来,王温舒因贪婪无度而自杀,家人被灭族。《史记》记载“温舒死,家直累千金”,王温舒死后家财竟达到千金之多。数年之后,也在淮阳都尉任上病死的尹齐,家产还不足五十金,可见王温舒贪污数额之巨大。

《史记》仅用寥寥数笔,就刻画了反差强烈的人物形象。公仪休不与民争利,带来了清朗的吏治环境;王温舒贪赃枉法,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相较之下,《史记》的褒贬意图十分明显。司马迁通过这些故事告诫人们,廉洁要从反省克制物欲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慎独慎微、慎始慎终。无法节制物欲,则会导致贪贿无度、家破人亡。

追求公正廉明,反对特权专断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史记》倡导有公心、有法度,反对将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和规则之上的特权专断。腐败的本质是权力滥用。无论是借权力之便为自己谋取更多利益,还是为迎合君主意志以暴虐手段戕害人民,都是特权的体现,都与廉洁背道而驰。

《史记》赞扬了一些公正廉明的人物。比如,战国时魏公子信陵君仁爱宽厚、礼贤下士。无论士人才能大小,他都能谦逊有礼地对待,“不敢以其富贵骄士”,不会因为自己身份尊贵就轻慢他们。由于忌惮他的贤能,诸侯国十余年不敢进攻魏国。汉文帝时的宰相申屠嘉“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他为人廉洁正直,不接受私人拜访,还借机惩罚过恃宠而骄、目无礼法的宠臣邓通,受到时人赞许。

秉公执法是廉洁的内在要求,以特权逢迎君主的意愿则完全相反。《史记》对张汤的评价,就展现了对廉洁问题的深刻认识。汉武帝心向儒家学说,张汤断狱判案,就请博士弟子研究《尚书》《春秋》,提供资源来附会儒家经典的意思。张汤上奏判决的疑难案件,汉武帝认为对的,他就接受并且记录下来,作为判案的依据,并以廷尉的名义公布出去,借此赞颂汉武帝的圣明。如果上奏受到谴责,他就顺着汉武帝的心意认错谢罪,因此罪责常常能够被宽恕。张汤死后,家产不超过五百金,都是他的俸禄和赏赐,没有其他的产业。但即便如此,张汤死后,因为他攀附君主而严苛对待民众,民众并没有赞扬和思念他。

《史记》虽然记录了张汤本人在对待财物上的节制,但是却没有对他如信陵君、申屠嘉那样赞赏,原因就在于张汤将君主的意志和特权凌驾于法律规章之上,甚至不惜以严刑峻法来满足君主的主观好恶。这也是以权谋私、损公肥私的一种贪腐表现。公生明,廉生威。大公无私、清正廉洁不仅要求对物欲的节制,也要求对权力的约束。张汤的行为使百姓苦不堪言,也为西汉带来了长远的负面影响。

崇尚淡泊名利,摒弃庸俗鄙陋

在人与己的关系上,《史记》倡导有修养、有节操,反对只以地位高低或财产多少评价人物的庸俗鄙陋认识。廉洁的根本在于对道德底线的坚守和对道德境界的追求,在于通过制度约束、教化引领、道德修养等方式达到思想和行为的完全一致。

《史记》记载,皋陶倡导为人为政的“九德”,“简而廉”就是其中之一,意思是为人要平实而清正。成汤提出“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意思是人从水中可以看到自己的样貌,从百姓的状态中可以看到国家治理的好坏。成汤一方面注重从制度设计上保证官员清廉、政治清明;另一方面注重加强官员的道德修养和觉悟,自觉体恤爱护民众。

此外,《史记》还记述了恭谨勤勉、淡泊名利的人物楷模,正考父就是其中代表。正考父是春秋时期宋国的大夫,辅佐过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三代,曾经三次受过晋封的任命。但他地位越高,为人却越谦逊,还特地在鼎上刻下铭文:“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意思是一次提拔要低着头,再次提拔要曲着背,三次提拔要弯着腰。连走路都要靠着墙走,别人却都不敢欺侮我。生活中只要有这只鼎煮粥糊口就满足了。

从为人到为官,从修身到齐家,自尊自重、清正廉洁,则人人得以尊敬;自轻自贱、不重名节,则人人得以轻视。《史记》充分肯定了正考父严以律己、谦恭从政、忠义传家的美名,强调廉洁要以自律自守、修身节用为根本,达到心怀天下、淡泊名利的境界。

总体而言,《史记》通过史实记述、人物评价和经验总结,表达了塑造廉洁文化的多个层次和系统思考。真正做到廉洁,要处理好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己之间的关系,知止有定、公正廉明、淡泊名利,反对贪污受贿、特权专断、庸俗鄙陋。《史记》中的廉洁文化内容丰富、细节充实、寓意深刻,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能够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提供鲜活资源和思想智慧。

来源:《学习时报》2024年2月19日第1版

作者: 于文博(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