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3年第3期

苏轼民本仁政思想的现代价值

王水照 周裕锴 潘殊闲

近年来,研究论述苏东坡民本仁政思想与实践及其现实意义的文章太多。这里,本刊特辑录王水照、周裕锴、潘殊闲3位专家学者近期在有关论坛演讲或著述中的精彩论述,期待能对我们更进一步认识了解和学习苏东坡带来启迪。

永远的苏东坡

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到宋代有了一个质的变化,宋代科举制度使得一般的平民知识分子大量涌入知识分子圈子。“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一大批“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综合型知识分子精英对社会起着更大的作用。

苏东坡一是大诗人。他流传至今的诗歌有2700多首,他及门生黄庭坚对于宋调的奠定起了决定性作用;二是中国豪放词的开创人;三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四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首;五是中国重要的文人画家;六是经学家,《东坡易传》在中国《易经》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七是医学家;八是美食家,这点应更多地从人文的背景去理解;九是政治家……苏东坡是说不全的。他给了我们一个证明: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发展到怎样的一个高度。他是一个通才,不仅涉及面广,而且在每个方面都是数一数二的。

他有多方面的才能、深邃精微的人生思考、丰富的文化性格,他多方面的文化创造为历来研究“苏学”的人不断地提出新问题。

苏东坡考进士后,又考了一个特别的科叫“制举”,其中又有一科叫“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宋初以来考中靠前名次的只有两个,苏东坡是其中之一,他自己有一种非常大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这段特殊的政治经历注定苏东坡在政治斗争中的反对派地位。作为政治家,他的政治原则是独立的。作为一个文化人,他有着更广泛的意义,特别是他的人生思考、文化性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世知识分子。新时期以来对苏东坡的讨论,从大的方面来说,是从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苏东坡到作为一个文学家的苏东坡,再到作为一个文化全才的苏东坡这样一个过程。

他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丰富的存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苏东坡总是跟朝廷主流政治派别起矛盾。京官,外任,被贬官,一生经历了多少大起大落,生活的反差在这样一个杰出人物身上不断地重复。因此,他对于生命的有限性、多变性有着非常深刻的思考。苏东坡在做官时主要遵从儒家思想,追求情真爱仁,以立功、立德、立名的思想来要求自己,做出了成就。被贬官,面对的是一个非常险恶的政治环境、生活环境,他更多地需要从佛教、道教吸取营养来维护生活的信念,希望对生命有一个自己的把握。他总是尽量从虚无的一生中把握好现在。

东坡精神的时代价值

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文化巨人。我们究竟能从东坡那里得到什么样的人生智慧?东坡的文化精神在21世纪的当今,对于我们的社会政治、对于我们每一个公民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时代价值呢?

东坡的政治哲学是“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主张政策的连续性。在《上神宗皇帝书》中提出“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的三大治国原则。“结人心”就是要使朝廷政府所作所为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厚风俗”就是要构建一个诚信的社会、和谐安定的社会;“存纪纲”主张朝廷应保持台谏(御史台、谏院)机制,台谏遵从天下公议,对宰相权力起制衡作用,可遏制官员的腐败和权力的滥用。

他反对儒家和佛家之间互相斗争,也反对佛教内部宗派之间相互攻击。东坡认为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精彩之处,而且他们所提倡的东西其中都含有合理的成分,是人类精神的结晶。东坡认为王安石的最大问题是好使人同己,王氏的新法以“三经新义”取士,使文化变得单一,思想受到禁锢,形成文化上荒凉贫瘠的盐碱地。

儒家政治品格的熏陶,对东坡的影响非常大。东坡兼济天下的原则是他不能屈服于君王的权势,而是尊崇一种道义的原则。什么叫做道义?要看君王的行为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是否有益处。如果君王明明做了错事,还支持君王,这就和一个士大夫的道义责任截然相反。东坡认为士大夫如果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就会变得非常卑贱,这是他所鄙弃的。

东坡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如果我们把精神寄托于物上面,虽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外物我们都可以得到快乐;尤物是非常美的东西,那么它也不足以成为我们的一种病。但是反过来如果是留意于物,如果你把你的心智全部都放在这件东西之上,那么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东西,都足以造成你玩物丧志的病。“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审美是一种什么东西?是一种不带任何欲求的、超越功利的活动,只要带着欲望和功利心,审美就离开你了。有欲望,就有烦恼和悲苦。

林语堂把东坡称为“快乐天才”,其实,东坡一生不仅经过很多波折,而且也充满痛苦,但是他展现出来的人格却是乐观旷达。在海南,是他一生中最不得志的时候,“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东坡把在儋州这几年看作最奇绝的游览,这与唐代被贬的韩愈、柳宗元相比,人格境界就高出许多。东坡在儋州还写过“年来万事足,所欠唯一死”的诗句,说自己一生什么都很满足了,所欠缺的只有死去而已。在时人心目中,说死亡是犯讳,但东坡敢于直面死亡,这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伟大。

东坡内心的强大除因为有范滂这样的儒家典范之外,还来自老庄和佛教的影响,共同形成了东坡观察世界、观察人生的独特智慧。“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耳熟能详的诗说出了人类认识的困境。之所以不能认识真面目,就是因为当局者迷,我们在此山之中。东坡在此提出了这种困境,但是他解决这个困境却是在另外的地方。解决这个困境的方法就是他提出的“以大观小”之法,就是站在一个很大的立场,甚至是站在宇宙的立场上,重新来看庐山。我们设想庐山就是一座假山,欣赏假山的时候山前山后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这就是宇宙的立场,一种散点的透视,一种以大观小的立场。这种以大观小的立场来自《华严经》。又比如《赤壁赋》里的思想来自《楞严经》以及僧肇的《物不迁论》。

东坡长期担任地方官,做过很多有益民生的功绩,在杭州、密州,他都曾率领官员亲自参加捕捉蝗虫的工作。在徐州,面临黄河泛滥造成的洪灾,他率领军民奋战城头,战胜洪灾,得到神宗皇帝的奖励。在杭州,他疏浚西湖,筑造苏堤。在颍州,他赈济灾民,捕杀盗贼,保一方平安。关于东坡的政绩,大家耳熟能详。我认为特别对我们当今地方官员有启示意义的一件事,就是他在知颍州期间,详细考察地形,搜集数据,体恤民情,反复论证,作《申省论八丈沟利害状二首》《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上书哲宗,最终阻止了开八丈沟这项劳民伤财、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巨大工程。这是东坡对我们的启示之一。也就是说,作为地方官员,不仅要勤政,而且要有实际调查和科学依据,切不可脑门一拍定下工程,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造祸于民。

东坡虽然是大才子、大文豪,又是守土一方的地方大员,但是却没有官架子。在徐州时,他到石潭去谢雨,途中写下五首《浣溪沙》,记录所见所想。词中最能表现他的亲民情怀,“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向当地百姓讨一碗茶喝。“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始终把自己看作是百姓中的一员,农村就是自己的家乡。最能体现东坡受欢迎的是这几句词:“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蒨罗裙。”一群淳朴羞涩的农村姑娘,都是东坡的粉丝,知道东坡经过村落,立马打扮一番,挤来推去,都想一睹使君风采。这个画面的确非常动人。

东坡一生中遇到三个生命的伴侣,王弗、王闰之、王朝云。对此三个女性他都充满尊重的情感,他为王弗写下感人的悼亡词《江城子》,为王闰之作《释迦文佛颂》《阿弥陀佛赞》,为王朝云作诗词若干首,又亲自为王弗和朝云作墓志铭,真是有情有义的大丈夫。东坡还为自己的乳母任氏作墓志铭。之所以说这是对女性的尊重,是因为东坡一生最不愿意为他人作墓志铭,有达官贵人来请求,他都会拒绝。在那个男尊女卑的男权社会里,东坡却能遵从自己的人性,为女性人物在他的诗文词作品里保留一席之地。现代社会应是男女平等的社会,时至今日,仍有歧视妇女的现象存在,社会呼唤东坡这样的千年男神,保持对女性应有的尊重。

苏轼“初心”的历史回响

“不忘初心”不是凭空杜撰的新词,它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苏轼被林语堂称为“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千古名人,在苏轼的笔下,就有“不忘初心”的真切表述。

根据相关文献检索,苏轼诗文创作中共13次使用“初心”一词。其中,诗歌1次,散文12次。苏轼笔下的这些“初心”,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自己的表述,占了绝大部分;一类是对他人的表述,见于《送俞节推》《书刘庭式事》《代滕达道湖州谢上表》当中。

纵观苏轼笔下的“初心”书写,基本上都是乌台诗案之后,由贬谪人生开始的人生思考。

例如《杭州召还乞郡状》,写于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五月十九日,当时苏轼被朝廷征诏,从杭州回到京师作翰林学士承旨。苏轼已连发三状表示不愿回京,乞请恩准他到扬州等地去继续做地方官。在这篇奏状中,苏轼历数自己为官的坎坷历程,坦言自己劫后余生,不愿再回朝堂,以免惹恼那些嫉恨他的人,以求“远祸全身”。苏轼全面剖析了自身经历后认为,由于才华和性格耿直,自反对王安石新政以来,即遭受群小攻击。当时如果自己稍微变通一下,“少加附会”“进用可必”。但因为“蒙二帝非常之知”,所以“不忍欺天负心”,因此要“具论安石所为不可施行状,以裨万一”。后来,乌台诗案爆发,所幸皇帝的种种眷顾,让苏轼劫后余生。再回京城后,苏轼秉承“独立不倚,知无不言”的处事原则,又先后与孙永等争议,与司马光异论,又素疾程颐之奸,引起颐党侧目,这些都让苏轼感觉“风雨欲来”,所以累章力求补外。在苏轼看来,如果他“贪得患失,随世俯仰,改其常度,则陛下亦安所用”,而如果他“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则群小侧目,必无安理”。所以他反复计虑,莫若求去,“耻复与群小计较短长曲直”。并表态说,若朝廷不嫌臣不才,即使是任命自己去守“一重难边郡”,定当“报国之心,死而后已”。

这样的“初心”,在苏轼其他的文章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如:“岂期晚遇,又过初心。”(《谢中书舍人表》)“敢不益励初心,力图后效?”(《谢宣召入院表》)“敢不激昂晚节,砥砺初心?”(《谢翰林学士表》)“臣敢不淬励初心,激昂晚岁。”(《谢兼侍读表》)“循省初心,有䩄面目。”(《谢除两职守礼部尚书表》)“而轼乃以罪废之故,不为一言以负其初心,独不愧乎?”(《与章子厚参政书》)“当益励于初心,尚何辞于新命。”(《赐新除依前正议大夫守门下侍郎孙固辞免恩命不许断来章批答》)……

可见,苏轼不仅要“守其初心,始终不变”,更要“益励初心”“砥砺初心“淬励初心”,表现出坚贞的情怀与追求。

在中国古代,“初心”一词被广泛使用。通常认为“初心”一词源于佛教典籍,例如《大藏经》里“初心”共出现1742次。《佛教大辞典》说它即“最初发求觉悟之心”,一种向上、向善、向前的赤子之心。

苏轼“初心”一词的使用,基本上都是贬谪黄州之后。乌台诗案后,苏轼开始深刻的人生大反思,加上到黄州后大量研读佛经、与众多僧人交游,表现出浓厚的佛禅意趣。然而,佛禅意趣调剂的是苏轼的情趣,但在其内心深处,却始终珍藏着儒家的淑世情怀,没有忘记他的人生诉求,没有忘记从小所受的教育,没有忘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对此,他有过这样的自白:“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兄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与李公择》)

“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这就是苏轼的“初心”与“使命”。纵观苏轼的一生,无论是畅达之时,还是困厄之时,他心中始终装着君主国家和黎民百姓,所到一地,造福一方,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初心,不因自己的穷与达,而轻易改变,也不类常人所谓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识时务,而是真正的“守其初心,始终不变”,所以,赢得广泛尊重。这是苏轼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其魅力所在。

苏轼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坚守自己为国为民的“初心”,虽一生大起大落,遭遇种种不幸,但他不变“初心”,让他“生气凛然”,光彩照人。

当今社会,苏轼“守其初心,始终不变”的精神品质仍然给予我们宝贵的启示。这就是,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一定要知道来时的路,知道应去的方向,知道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苏轼的“初心”虽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内涵不尽相同,但其精神的实质却是相通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就是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时代应答。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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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王水照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顾问)

周裕锴 (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

潘殊闲(西华大学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