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岳诗中的“四六之法”
作者:陶熠(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
有宋一代,四六骈体的功能已经收缩为公牍文书,除了制诰一类拟代王言的文体,其地位远远不及渊源有自的诗和赋。故而王铚在《四六话》中称四六为“诗赋之苗裔”,显然是将四六看作了沿袭诗赋作法的产物。但就写作实态来看,也有宋诗获得宋四六“反哺”的情况。钱锺书先生就认为,晚宋人方岳的诗中有移用四六之法的痕迹:
巨山写景言情,心眼犹人,唯以组织故事成语见长,略近后村而逊其圆润,盖移作四六法作诗者。好使语助,亦缘是也。……至其合作,巧不伤格,调峭折而句脆利,亦自俊爽可喜。(《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二百五十二则)
方岳,字巨山,号秋崖,在宋宁宗、理宗二朝以诗及四六闻名。他的同乡洪焱祖为他作传,称其诗“不用古律,以意为之,语或天出”,四库馆臣认为这一评价“兼尽其得失”。钱先生在《宋诗选注》中并未批评方岳的诗风,只说他“本来从江西派入手,后来很受杨万里、范成大的影响”,且“有把典故成语组织为新巧对偶的习惯”。而手稿中的这条札记褒贬相参,更指明了方岳诗“组织故事成语”的积习来自四六骈俪。
惹人玩味的是,钱先生素将“向人集中作贼”视作宋诗留给我们的“大教训”,在品骘王安石、苏轼之诗时,也屡次批评他们“铺排古典成语”的积习,却从未将他们的诗作与四六之法联系在一起过。诚然,这些批评大多夹藏着明贬暗褒的弦外之音,但毋庸置疑,钱先生与古人一样,是将“资书以为诗”“以才学为诗”看作宋诗的整体性特征的。既然如此,为何独独方岳诗的“组织故事成语”被冠上了移用“四六法”的名头呢?
虽然手稿中没有具体解释方岳“移作四六法作诗”的内涵,但巧合的是,方岳的诗与四六中,恰好留存了使用同样典故成语的例证,这就足以帮我们参破钱锺书手稿中“四六法”的指向。方岳《宿多景楼奉简吴总侍》诗中有“嘅其叹矣山吞吐,何以酬之酒拍浮”一联,上联“嘅其叹矣”摘取了《诗经·王风·中谷有蓷》中的成句;下联用以作对的“何以酬之”,应当是化用了张衡《四愁诗》中“何以报之青玉案”的前半句。这一联中的两个四字句都截取自前人成句,又以语助对语助,工稳妥帖,有如天然。而在方岳的启文中,也有两例使用“嘅其叹矣”成句,一则是《贺吴总侍启》中的“吴如大夫者几人,嘅其叹矣;楚与足下有旧故,维日望之”,另一则是《回蒋斋长启》中的“优而柔之,当如江海之浸;嘅其叹矣,初无山岳之高”。这两联虽然没有使用“何以酬之”作为对句,但“维日望之”和“优而柔之”两句也都或化用或截取了经典中的成句,其中的技巧可谓如出一辙。
像这样采取、化用经史中完整的成句,并重新连缀为偶对的作法,在宋四六当中广泛存在,甚至可以说是宋四六,特别是南宋四六代表性的技法特征。宋代的四六批评家一般将这种技巧称作“用全句”或者“用全文”,如谢伋在《四六谈麈》中就说:“四六施于制诏表奏文檄,本以便于宣读,多以四字六字为句。宣和间,多用全文长句为对,习尚之久,至今未能全变。”指的就是这种精细的偶对方法。徽宗朝以后的四六家对这种技法相当痴迷,甚至大有仅用成句便可纂组成篇的架势。如前揭方岳《贺吴总侍启》一联中,不仅隔句对中的两个短句来自前代经典,就连“吴如大夫者几人”和“楚与足下有旧故”这样的长句,也熔化自史传。由于成句出自的经典多为散体,故而句中常有之乎者也一类的语助。在总结方岳移用四六法作诗时,钱先生“好使语助,亦缘是也”应是针对这种现象。
当然,在诗歌体式的限制下,四六中的全文长句对法很难施展,不过,若将四字成句用入诗中,就能在一句之中构成上四下三的节奏,前后两句再构成对偶,就会十分接近宋四六常用的隔句对。这样的句式在方岳的诗中特别常见,如“老夫耄矣耕方熟,小子识之攻益坚”(《石孙试童子郡广文赠之诗代赓为谢》其二)一联中的“老夫耄矣”对“小子识之”,用来对仗的是《左传》中石碏的感慨和《礼记》里孔子的教训;“只恁么休身是客,知何以故鬓成丝”(《春日杂兴》其五)更是拿禅师机锋对上了佛经正典。
方岳这些诗和四六中的成句大多出自儒家经典、常见的史传子书,以及脍炙人口的前贤名篇,好像生怕读者看不出他在诗中巧妙地安插了这些耳熟能详的句子。而通常宋诗用典,则是要把诗作成“搬弄词汇和典故的游戏、测验学问的考题”,要让人想不到典故的出处才算高妙。而且,宋人“资书以为诗”的主流,还是使用有故实出典的“词汇”,像方岳这样整句照搬的作法并不突出。至于王安石擅长的集句体,由于采用的多是诗歌中的成句,也不会产生方岳诗中使用经史成句的异质之感。因而,钱先生只在批评方岳诗时,指认他“把典故成语组织为新巧对偶”的习惯来自于四六。
钱锺书手稿中的内证也可以帮助我们敲定“四六法”的含义。如《容安馆札记》第七三三则论王维骈文,说他“每以成语作对,已启宋四六”(卷三第1958页),而举出的例证都是“天何言哉,圣与仁岂敢;子曰赐也,吾与汝勿如”(《六祖能禅师碑铭》)这样使用成句全文为偶对的句子;第七三七则称陆贽骈文“既异唐人骈文,亦非宋人四六”的原因,也在于他“不事组织典故成语”(卷三第1994页)。可见,使用全文成句作对的技法,在钱先生的看来,是同宋四六的风格密不可分的。那么,认为钱锺书手稿中方岳“移作四六法作诗”指的也是这种借用全文成句的对法,也就十分自然了。
移用四六法入诗是方岳的擅场,却不是他的专利。宋代也有其他诗人会在诗中掺杂四六的风调,只是不如方岳这样热衷。比如两宋之际的朱翌也有不少“何以赠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黄金罍”(《东津送方务德》)、“则知有我聊示病,旁若无人正浩歌”(《次韵江子我病起》)一类的诗句,前者用张衡《四愁诗》对《诗经·卷耳》,后者用《后汉书·韩康伯传》对《史记·刺客列传》,两联都只点窜一字。他的四六也恰恰以使用全语为人称道,王明清在《挥麈后录》卷八中记录了朱翌写作的两联乐语,一曰“寒食止数日间,才晴又雨;牡丹盖十数种,欲拆又芳”,是用颜真卿《寒食帖》对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一曰“正好欢娱,歌叶树数声啼鸟;不妨沉醉,拚画堂一枕春酲”,则是用柳永词句自相偶对。朱翌的文章存世不多,找不到方岳一样诗歌和四六共用一典的例证,但生活的年代和四六用成语风潮兴起的时代相符,屡次使用全句对,或许和当时风气不无关联。
刘克庄与方岳同时而诗名更显,四库馆臣认为二人的骈体可相伯仲(《文渊阁四库全书·秋崖集提要》)。刘克庄也同样爱用组织成语为偶对的四六之法,像“陋矣射钩而中者,壮哉鸣鼓以攻之”(《自和二首》其一)、“放子一头嗟我老,避君三舍与之平”(《题蔡烓主簿诗卷》其二)一般的句子,在后村集中绝不罕见。但刘克庄存诗极富,翻弄文字的纤细技巧更是五花八门,因而“移作四六法作诗”的特点不像在《秋崖集》中那样凸显。在《容安馆札记》中,钱先生还将朱翌、刘克庄、方岳三人的诗歌作了一番比较,指出了三人在组织成语时趣尚的异同:
新仲颇用坡法,而加以悍辣,能以峭崛之笔驱使成语,化熟为生,尽浑帖排奡之妙。《后村诗话》极称其对偶之工,盖祈向所在也。然后村为之,便落甜滑,乏警拔之致。后来惟方秋(岳)〔崖〕颇相似耳。(《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四百七十四则)
今人讨论宋诗,往往绕不开“以文为诗”的话头,而宋四六长期屈居于“古文运动”的阴影之下,其与诗、赋等文体间的紧密关系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宋诗与宋四六转相借镜,在意象、典实、句法上相互浸润的诸种表征,仍有待于更为透辟详尽的判明。
《光明日报》(2023年07月17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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