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家骊（浙江树人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教授）

　　沈约是南朝著名的文学家，被誉为“一代辞宗”（《南史·任昉传》）。他的文学主张与诗歌写作，在新体诗的形成与齐梁诗风的转变中具有重要作用。

　　沈约的文学主张

　　沈约的文学主张，主要可概括为三方面，现论之如下。

　　其一，文章“三易”说。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有“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易见事”中的“事”，即是典故与成语，将其用于诗文写作的目的在于明理证义。尤其是诗歌，其创作多以形象思维为主，而在不适宜抽象说理处，需借助用典表情达意。沈约认为诗文写作无须使用生涩冷僻的典故，而需明白晓畅，使读者见事知意。“易识字”指向用字，沈约认为作文需以通用常见字为主，不提倡以古奥生僻字作诗为文。因诗文是个人情志的表达，如若字句诡异，令人费解，实不可为训且无意义。这与刘勰《文心雕龙·练字》中“避诡异”的文字练择观不谋而合。“易读诵”在于诗文的语言要声调和谐，吟诵时协调流畅，易于上口。中国古典诗歌原本与音乐密不可分，早期诗歌如《诗经》等皆可入乐，只是随着时代与诗体的发展，二者关系才逐渐淡化。诗歌由以歌咏为主渐趋转向以诵读为主。沈约“易读诵”的提出，便是对诵读音乐美的强调。

　　其二，永明“声律论”，即“四声八病”。该论产生于齐武帝永明年间，从音律、音韵等角度对诗歌创作提出种种规范和避忌，是对诗歌语言极为精细化的一种具体要求。沈约等人强调声音的排列组合规律，并将这一规律运用于五言诗歌的创作中，使得诗歌读来浮鼓相应，唇吻流利，从而呈现出“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南史·陆厥传》）的完美效果，并最终形成了“永明体”。而“声律论”的具体内容，则是运用平上去入四声来合理安排诗歌语言，避开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病。其中，前四种病表述明确，主要指某些对应的位置须避同声；后四种病多是举例说明，且较前四种病更为复杂，涉及避同韵母、同声母等问题。

　　其三，文学发展观。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中对历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做出探讨。尤其论述了文学的起源与自远古至刘宋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沈约认为诗歌是人内心激荡感情的外现，所谓“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外物的感召触动了人的心志，心志的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便发而为诗。因此，“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即文学的肇始与人类的出现一样远久。而在对历代文学发展的论述中，以“通”“变”贯穿始终。“通”即继承，例如指出两汉至建安以来作品，“原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变”则指自汉至魏四百余年，文体三变，其原因在于“赏好异情”，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创作风格。同时，沈约对文学创作中“文”“情”关系展开讨论，主张“以情纬文，以文披质”，即诗文创作以“情”来组织文辞，文辞也须润饰情质，以达成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沈约诗歌对文学主张的实践

　　沈约在齐梁时以诗名，与任昉享有“沈诗任笔”之誉，所谓“诗多而能者沈约”（《梁书·何逊传》）。沈约的诗歌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颇具特色。而他的诗歌创作对其文学主张的实践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长于抒情，感情真挚，婉切动人。钟嵘《诗品》评价沈约诗“长于清怨”，即是说其诗善于感叹身世遭遇与时代之思，蕴藏着诗人丰富充沛的思想感情。这种感情，有时是坦率直白的表露，如送别朋友的《别范安成》：“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共情今古，感人至深。再如怀念故人的《怀旧诗》（九首），每一首怀悼一位亡故的朋友，情深如许。有时则表现为“借题发挥”，将压抑的深沉情感借古题表达。如乐府诗《东武吟行》，即借古题抒发自己的伤时之感。同时，沈约诗歌的写景状物亦十分形象生动，他既重情文，又不偏废形文。山水诗如《早发定山》，以“标峰”“置岭”“忽斜”“复抓”“未落”“欲燃”等词组，描绘定山奇伟。《八咏诗·被褐守山东》有“两溪共一泻，水洁望如空”，读之即见溪水之清洁灵动。可以说，沈约诗歌的情感表达是对其“以情纬文，以文披质”这一为文理念的实践。

　　其二，注重自然，追求平易。这正是对其文章“三易说”在诗歌领域的实践。沈约的《别范安成》《休沐寄怀》《古意》《早发定山》等篇，明白如话，浅显易懂，无难识之字。尤其是《别范安成》中“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一联，《文选》李善注认为化用了《韩非子》中周人张敏与高惠友善，张想念高，梦中往寻，中途迷路而返的典故。该联巧妙贴切而不露穿凿痕迹的手法，正是“易见事”的典范。同时，沈约还主张向民歌学习，采俗语入诗，认为诗文要适合一般士人诵读，故而其诗能“见重闾里，诵咏成音”（钟嵘《诗品》）。

　　其三，语言工丽，讲求对仗，声调铿锵。钟嵘认为沈约诗歌“五言最优”，其五言在对偶与韵律方面，已初具唐代五言律诗雏形。对偶如《伤谢朓》：“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岂言陵霜质，忽随人事往”等，已成典型。声律如《钟山诗应西阳王教》等，呈现出井然有序的四声对应关系。韵脚如《怨歌行》等，已然出现平仄交替。同时，沈约常以双声叠韵词入诗，读来朗朗上口，音声铿锵。明人杨慎《升庵诗话》评沈约《八咏诗》有言：“‘登台望秋月，会圃临春风。秋至愍衰草，寒来悲落桐。夕行闻夜鹤，晨征听晓鸿。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东。’此诗乃唐五言律之祖也。夕、夜、晨、晓，四字似复非复，后人决难下也。”可以说，沈约的五言诗，是对其所倡“声律论”的探索与尝试。

　　沈约在齐梁诗风新变中的意义

　　沈约在萧齐时已成为竟陵王萧子良文人集团的领袖之一，在萧梁时又居宰辅之任，身居高位。他不仅善于属文，更乐于推人之善，提携后人，在齐梁诗风新变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以“三易说”引导齐梁诗风的审美变革。沈约的“三易说”对改变刘宋以来追新尚奇的诗风颇有助益。刘勰《文心雕龙·通变》有“宋初讹而新”，宋初文坛追求新奇，而这种风尚至于宋末，愈演愈烈。刘宋初期以颜延之、谢灵运、鲍照、范晔等为代表，注重语言的雕琢与诗意的生新，中后期则以张融为代表，以标新立异自许。所谓“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文心雕龙·练字》）。因此，沈约的“三易说”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这种时风，促进诗歌的健康发展。且其所倡得到彼时著名诗人谢朓、王融等人的认同。如谢朓《游东田》《游敬亭山》《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等山水诗，文词平易晓畅，在对自然景观的精心描绘中融入真情实感，较之谢灵运刻意追求生新古奥的山水诗有了长足发展。

　　其二，以“永明体”诗歌推动近体诗的生成与发展。《南史·陆厥传》论述永明体时，将沈约、谢朓、王融、周颙同列，他们善识声韵，以气类相推毂。沈约诸人在提出“四声八病”等声律论后，有意识地对这些理论进行了实践。沈约所作前文已论。他者如谢朓，提出“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筠传》）的观念与“声律论”相呼应，“圆美流转”的关键便在于声韵与格律。在他的实际创作中，有“远树暧阡阡，生烟纷漠漠”“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等佳句，大多平仄协律，对仗工整。又如《玉阶怨》《王孙游》《同王主簿有所思》等五言四句小诗，更与唐代五言绝句相差无几，以至于得到“已有全篇似唐人者”（严羽《沧浪诗话》）的评价。可以说，以沈约为代表所倡导的永明体诗歌，是近体诗发展中的关键一环。

　　其三，以《宋书·谢灵运传》总结文学发展经验，开文学史书写先河。值得注意的是，沈约在该传中的许多观点，为刘勰《文心雕龙》与钟嵘《诗品》所继承。如沈约在文情关系中提倡“以情纬文，以文披质”的诗文写作观。至于《文心雕龙·情采》则有“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诗品》则有“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可以说，沈约《谢灵运传》为《文心雕龙》《诗品》等文学理论专著中的诗歌发展史论导夫先路。

　　综上所论，沈约无论在理论建树还是在诗歌创作上，皆引领潮流，身体力行，以亲身创作实践推动齐梁诗风变革，为唐诗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光明日报》（ 2023年04月10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