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女诗人的边塞诗

南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八月，四川制置使、成都知府范成大在重建筹边楼落成宴会上，举酒吩咐陆游曰“君为我记”。然而因为薛涛的《筹边楼》诗无法超越，所以陆游只得写《筹边楼记》了。薛涛《筹边楼》诗是针对唐代李德裕所见《筹边楼记》而写。此诗是唐代盛世华章之后的边地警钟，亦是薛涛的边塞诗代表作。

 唐代边塞诗为唐诗中的重要诗体，最重要的代表诗人是高适与岑参。从总体上看，唐代女性诗人的边塞诗较为罕见，并且与男性诗人的边塞诗相比，数量也是很少的。仅有初唐上官婉儿的《驾幸新丰温泉宫献诗三首》之一、中唐成都薛涛的10首边塞诗，还有晚唐的中歌妓盛小丛的1首制曲《突厥三台》。但唐代女诗人的边塞诗，也为一种珍贵存在。

在唐代边塞诗中，薛涛为唐代女诗人边塞诗的开派，并且数量最丰。

在《全唐诗》收录的薛涛诗89首中，计有边塞诗10首：《罚赴边有怀上韦相公》（2首）、《贼平后上高相公》《上川主武元衡相国》（2首）、《续嘉陵驿诗献武相国》《罚赴边上武相公》（2首）以及《送友人》《筹边楼》。

唐代边塞诗的产生，与古代中原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有直接关联。以战争为主要社会矛盾的生活现实催生了这一诗歌流派，因而它的历史渊源是十分悠久的。从创作题材上来看，边塞诗的内容大致有几个方面：

其一，相关戍边将士的内容；

其二，相关边塞思怨的内容；

其三，相关边塞风光的内容；

其四，相关边塞回忆的内容。

从创作主体上看，边塞诗应该具有边塞意识。所谓边塞意识，是指作者（或抒情主人公）置身边塞所获得的体验与认识，或虽非置身边塞，但具有与边塞军民及其生活息息相通的情思与感受。即使是对边塞的景物、生活进行客观描述的诗，也应该让读者有一种亲历感、在场感，以见出作者的意识确实进入了边塞空间。

与唐代边塞男性诗人的经历相比，薛涛的两次边塞经历虽为被迫，然而因薛涛曾有剑南西川节度府署女校书身份，即主要在韦皋时期、武元衡时期、李德裕时期对于西南边塞事务的关注，并且由于作者为女性，因而薛涛有着自己对于边塞的体验与认识，形成了独立的家国意识与“和抚”的边塞意识，其边塞诗在唐代边塞诗中有其独特的风格特征。

薛涛的边塞诗分为两类，一类为直接描述西川边塞风光、西川边塞战事的篇什；一类是与西川军机、政治相关的篇什。

松州城，是唐朝成都直辖的边地城市。这里直接面向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又是面临回纥王朝，是各族王朝的争夺要地。

这里距离河西走廊五百里，距离长安五百里。

在唐太宗时期，这里就爆发了唐蕃松州之战，虽说最终以唐朝为小胜方，但吐蕃的强势崛起，足以令唐王朝心惊而不敢侧目小觑。

贞观八年，松赞干布派使者来唐朝，开启了与唐朝的政治交往。

松赞干布后来听闻突厥、吐谷浑都娶了唐朝公主，于是在贞观十二年（638年）遣使携带珍宝向唐王朝请婚，唐太宗没有应允。

于是在贞观十二年，松赞干布发兵席卷了吐蕃与唐朝的缓冲地带吐谷浑、党项、白兰诸地。

唐将韩威战败，退守松州。

松赞干布实现了吐蕃扩张的战略意图。随后松赞干布率20万军马兵临松州城下再次请婚，实际是逼婚。此时唐朝临边的部分酋领纷纷倒戈，唐王朝的闫州、诺州两地刺史也举州投降。

松州城成为一座孤悬之城。

同年八月，唐太宗派侯君集为总领，牛进达为先锋，率精锐五万赴松州。之后，牛进达先锋率兵一万，自松州夜袭吐蕃军营，斩千余首。

松赞干布引兵自退，遣使谢罪。再次请婚，唐太宗许之。

于是松赞干布遣宰相禄东赞致礼唐朝，进献黄金五千两、珍玩数百为聘礼。

唐王朝特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离开长安，前往吐蕃和亲。

松赞干布亲往伯海迎娶，并且特别为文成公主筑建了拉萨布达拉宫，以夸示后代。

雪山巍巍，雪风强劲。这便是松州城故事。

大唐驻军以松州城为后营，前营是高屯堡军镇，前后相距20华里。

从高屯堡再向西北走是青海，便是陇右、便是河西、便是阴山、便是阳关了。

在安史之乱中，因为唐明皇幸蜀，成都曾升格为“南京”，与中京长安、西京凤翔三京并峙，成为唐朝的后花园。

成都的繁华，延续着唐王朝长安的盛世，之后便有了伟大诗人杜甫率家入蜀来到成都时，一下子被成都的景象震住了，“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杜甫在《成都府》诗中，描述了成都华丽整洁的建筑，歌舞飘飘的音乐。然而在成都升平的景象背后，唐代西川边塞战事是时有发生的。

与高适、杜甫、岑参、薛涛为幕府时期相关的西川战事有不少。自安史之乱后，唐朝与吐蕃、与回鹘、与南诏，此消彼长。总趋势为吐蕃、南诏、回鹘的版图增大，唐朝的缩小。唐朝国力衰退，成都虽为唐朝后花园，却成了边境城市，吐蕃与南诏的袭扰，让成都不时处于烽火环伺的恐慌之中。

贞元十七年，吐蕃兵犯长安之北的盐州、麟州，朝廷专门遣使宣读唐德宗皇帝敕令：令韦皋从西川出兵深入蕃界以分其势，纾解长安西北方边患。

韦皋与幕僚、蜀将们齐上成都的军事议事厅，薛涛作为唯一女性以校书文秘身份出席记录。面对剑南西川与吐蕃犬牙交错的形势地图，筹划三天后，决定兵分九道齐入蕃界……后破蕃兵十六万，一共拔城七、军镇五、擒生六千、斩首万级。转战千里，蕃军连败。

唐代剑南西川道自设道以来，在地理区位上，既为唐朝后方，又为唐朝边境。为唐朝后方，是指“安史之乱”时，成都作为唐皇幸蜀目的地。作为唐朝边境，是指它在地理区位上，不断与吐蕃、南诏发生战事。

唐代西南边塞诗，主要发生于“安史之乱”（755年）后高适为川主时期，延续于元和年间李德裕为川主时期。

西川边塞诗的传统，是由高适、杜甫、岑参开启的；继而有司空曙、武元衡；最后至薛涛集大成。

作为西南边塞诗写作的第一人杜甫，是在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年底稍后于高适进入成都的。杜甫是有西川戍边之策的，他在《东西两川说》里陈条：

“闻西山汉兵，食粮者四千人，皆关辅山东劲卒，多经河陇幽朔教习，贯于战守，人人可用。兼羌堪战子弟向二万人，实足以备边守险。”

杜甫的策论《东西两川说》于广德二年（764年）严武幕中作。诗人杜甫对于四川边塞岷山雪岭地区松茂等州区域的状况，尤其是粮食供给时有不当而引起守军不满，引发兵变的原因，亦有所调查研究。从而主张刑赏分明，抑制豪富，以稳定边塞供给。总体而言杜甫的戍边与高适不同，他主张以战求和。

嘉庆方志《汶志纪略》：

治北四十里玉垒山，壁上镌“玉垒山”三大字。《蜀水经》曰：玉垒山在保县东三百里，众峰丛拥，远望无形，唯云表崔嵬稍露之，山石莹洁，可为器，即之类。唐贞观创关其下，亦名玉垒关。按在保县三百里非是。保县旧治离玉垒山亦无三百里，而七盘山离玉垒山有十里许。

《名胜记》曰：维州治后即玉垒山。蜀后主观湔江至此，亲书“玉垒山”三字于州署后，其大盈尺。

杜甫的《登楼》诗，为典型的西川边塞诗。

唐朝另一位边塞诗人岑参也曾入幕于杜鸿渐主政的剑南西川节度府，时间为大历元年（766年）至大历二年（767年），计2年。永泰元年（765年）十一月，朝廷任命岑参为嘉州刺史。边塞诗人岑参在赴嘉州职任的途中，蜀中发生叛乱，朝廷任命杜鸿渐为山南西道、剑南东西川副元帅，剑南西川节度使，以平蜀乱。杜鸿渐推荐岑参为“职方郎中兼侍御史，列于幕府”，一同前往蜀中，岑参十分关注西南边塞事务。岑参的西川边塞诗：《陪狄员外早秋登府西楼因呈院中诸公》《送狄员外巡按西山军（得霁字）》，相关于西川边塞岷山雪岭地区松茂等州区域的边塞诗。

司空曙，为中唐“大历十才子”之一。入幕于韦皋主政的剑南西川节度府，时间在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年）至贞元五年（789年），计5年，为剑南西川节度使从事，官终虞部郎中。司空曙的西川边塞诗：《塞下曲》《关山月》。

武元衡主政西川时期，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至元和八年（813年），计6年。武元衡的西川边塞诗：《幕中诸公有观猎之作因继之》《塞下曲》《单于晓角》《塞上春怀》《单于罢战》。

诗人薛涛在高适、杜甫、岑参、司空曙之后，约在16岁时被韦皋召入剑南西川节度府乐营，时间约在贞元二年（786年），至李德裕主政剑南西川大和六年（832年），计47年。

女诗人薛涛，曾为西川节度府女校书，亦有两次罚赴边经历，她关注与谙熟西川政治，对于西川边塞的情治是相当熟悉而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现在的理县薛城镇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构成唐蕃锁钥之地。早在隋朝就命名为薛城戊。红音博士认为，古藏语读作“曲雪”，大意为一个地名，薛城显系记音词。但薛涛和薛城最大的关联，应该是她曾经为薛城写过诗：“梓橦塔下南沟水，笔架奇峰穿入云，高登熊耳望美景，赛过江南是薛城。”在理县薛城镇如今还流传着“薛城薛城，薛涛之城”的民谣，每年10月前后亦有汉、藏、羌等民族以歌舞形式缅怀薛涛。

 在松州城外的不远处，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这就是岷山山脉主峰雪宝顶，雪线清晰地束缚在上半山腰，山峰顶冠着终年不融的冰帽，气象静穆永恒，亘古俯视天下。

 雪宝顶主峰为众多的高峰簇拥。西南是玉簪峰，东南是四根香峰和小雪宝峰，南面则是九顶山……

 来到高屯子，薛涛眺望着，一时间失却了语言，没有了思绪，碧空如洗，白云静静飘浮，白冰皑皑寂阒，群峰横空出世，其中最高最大的一座，叫雪宝顶，是为岷山主峰。在强烈的阳光中，在强劲的疾风里，披散着飞动的雪雾长发，以擎天的姿势屹立在那里，是补天的女娲？是奔月的嫦娥？一种幽深的空寂弥漫着一种沉陷的孤独，空空荡荡虚无飘渺。

 霎时自信了，刹那间获得神启。在整个大唐三百年的诗歌文学女性中，只有薛涛她独自一人见过岷山山脉主峰雪宝顶。如此震撼的巅峰体验，野马流霜，扩大了她的认知疆界，陶冶了她的坚韧与飞升。

 薛涛因长期与剑南西川府联系密切，对于自韦皋为川主时期以来至李德裕为川主时期，西川发生的战事多有了解，又因为曾两次深入松维茂汶地区，故对于西川的边塞地理人文了解甚多甚深，并形成自己的边塞意识与观念。加之，又受到剑南西川府前辈诗人的边塞诗文化影响，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女诗人自己的独特边塞风格。

 薛涛的边塞诗《罚赴边上有怀韦相公》（二首）：

 闻道边城苦，而今到始知。

 却将门下曲，唱与陇头儿。

 黠虏犹违命，烽烟直北愁。

 却将严谴妾，不敢问松州。

 此二首诗，将西川边塞松州的军旅生活描述得极为真切，并且是作为剑南西川节度府女校书的女性独特的感受。

 薛涛还有边塞诗《罚赴边上武相国》（二首）：

 萤在荒芜月在天，莹飞岂在月轮边。

 重光万里应相照，目断云霄信不传。

 按辔岭头寒复寒，微风细雨彻心肝。

 但得放儿归舍去，山水屏风永不看。

 此二首，将西川岷山雪岭地区松茂等州交通地理气候描述得极为真切。“重光万里”，极言其路途遥远；“目断云霄”，极言雪岭高峻。

 薛涛所至的松州，即今松潘县。松潘县高屯堡所目及的岷山主峰雪宝顶海拔为5588米。

 薛涛赴边，应是跟随每年开春后运输队伍进入的，季节气候特征为岷山山区春雨绵绵，高寒冷浸心肝骨髓。

 薛涛与蜀汉地方文化的交集，主要在武元衡时期，她作为宾妓应是参加了武元衡对于武侯庙的官祭的。作为剑南西川节度府的宾妓薛涛对于蜀相孔明的边政思想应是有所了解的。

 薛涛在成都写的边塞诗《上川主武相国》（二首）：

 落日重城夕雾收，玳筵雕俎荐诸侯。

 因令朗月当庭燎，不使珠帘下玉钩。

 东阁移尊绮席陈，貂簪龙节更宜春。

 军城画角三声歇，云幕初垂红烛新。

“落日重城”，将唐时成都府作为西川边境都城形势尽出。

“龙节”，是奉王命出使者所持之节。武元衡《春日偶题》：“山川百战古刀州，龙节来分圣主忧。”

“画角”，是古代军中乐器，长五尺，形如竹筒，外加彩绘，其声哀厉高亢，吹之警报昏晓，振士气。高适《送浑将军出塞诗》有句：“城头画角三四声，匣中宝剑昼夜鸣。”杜甫《野老》有句：“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表明唐时成都城头有吹奏画角的传统。

 此诗呈现出薛涛边塞诗“清奇雅正”的风格。

 在薛涛的边塞诗代表作《筹边楼》里提及了“羌族马”，指的是诸羌部落的战马，即河曲马。唐时正值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强盛之时，《新唐书·吐蕃传》：“吐蕃本西羌属”。中唐剑南西川所管辖的岷江上游地区成为唐朝与吐蕃交往与征战之地，因此唐朝与吐蕃均重视对岷江上游地区诸羌部落的争取与经营。当时这一地区有八个较大的羌人部落，史称“西山八国”。在唐蕃两强在岷江上游及其周边地区形成反复拉锯争夺时，此地的诸羌部落时而事唐，时而事蕃。对待诸羌部落唐王朝的政策以招抚为主，《新唐书·党项传》：“……以松州为都督府，擢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李，贡职遂不绝。于是自河首积石山而东，皆为中国地。”

 此为唐王朝对归附的党项羌人首领划地册封。所谓“河首积石山而东”，即今甘、青、川三交界，或以松潘草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当然，吐蕃王朝亦在联络羌人进攻唐朝，“龙朔后，白兰、春桑及白狗羌为吐蕃所臣，籍其兵为前驱。”

 对于吐蕃与羌族两方，剑南西川地方具体做法，亦在唐王朝的政策之下，对于吐蕃是以战求和，对于“八国生羌”的诸羌部落则以分化招抚为主。《资治通鉴》记载：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一月，西川节度使韦皋上书：“今吐蕃弃好，暴乱盐、夏。宜因云南及八国生羌有归化之心，招纳之，以离吐蕃之党，分其势。”又载：“上命皋先作边将书以谕之，微观其趣。”胡三省注云：“八国生羌：白狗君、哥邻君、逋租君、南水君、弱水君、悉董君、清远君、咄霸君。”

 薛涛的《筹边楼》诗，对于岷江上游地区的古羌人是主张和抚边政的。此诗的边塞意识观念，与前代蜀相诸葛的“和抚”边政一脉相承，但又是以战求和为主导的，此与李德裕的边政策略是暗相符合的。

 薛涛西川边塞诗的总体风格雄秀，在这其中既为西南山川地域的特色，亦为薛涛作为唐代女性诗人的人格所铸成的。

 薛涛《筹边楼》诗中的岷江上游古羌人，如今多居住在汶川、茂县、理县、松潘一带。《羌在汉藏之间》的著者、台湾学者王明诃曾言：“大凡历史悠久之民族，皆在长期历史岁月中多沧桑迁徙、分融离合，久之兄弟之族如同陌路，甥舅之后互挺干戈于野。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古羌人便曾是如此的民族。史称羌为炎帝与大岳之后，曾是族繁势盛。”

 阿坝州地方文化研究学者耿少将在《羌族通史》里认为：“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实行开明民族政策比较有代表性的朝代。”

 薛涛的西川边塞诗文化影响深远。在今天的汉藏羌走廊上，除了成都望江楼公园有一座薛涛纪念馆，一尊汉白玉薛涛雕像外，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理县薛城镇还有一座薛涛纪念馆，有清代所建的汉式古建筑筹边楼；在松潘县城有两座薛涛的青铜塑像，一为薛涛抚琴像，一为薛涛行吟像。在松潘城如今还流传着薛涛引种小叶杜鹃花与虞美人到成都的传说……

来源：成都日报（2022年8月2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