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后期，四川省广汉县在全国率先推行农村改革，成为当代中国改革发祥地之一，这在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现有党史著作和地方志书对广汉农村改革的记述还不尽完善，不同程度地存在个别史实不清、内容不完整、逻辑归属不当等问题。同时，存史方式还可以进一步丰富。

最早包产到组的时间  包产到组是广汉农村改革的源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但在几部史志著作中存在不同说法。《德阳市志》记载：“1977年，广汉县在继续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基础上，对社员实行定投工、定投肥（除计金额外，规定社员达到1人1头猪）和基本口粮挂钩（完不成投工投肥定额者，扣减基本口粮）。同年，在全县试行《广汉县农村人民公社劳动定额》。首次改变了出工、计酬上的平均和紊乱现象。1978年1月，广汉县金鱼公社开始实行分组作业、定产定工、以产结算、超产奖励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同年7月，广汉西高公社五大队开始商议包产到户事宜。10月，田亩落实到各家户头耕种。1979年，全县推行‘金鱼经验’包产到组。”

《广汉县志》记载：“1978年，县委派出工作组在金鱼公社试点，把生产队划分成若干作业组，以组定产定工，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称为‘分组作业，联产计酬责任制’”。而《广汉农村综合体制改革》（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广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则指出：“1976年，广汉县金鱼公社凉水村6队、9队悄悄把生产队的田埂‘分了’，社员拥有了生产队田埂的经营权，且收钱归己。”在该书口述访谈中却有这样的内容：“张荣顺：金鱼的农村改革，在我的记忆中，恐怕要从1975年说起……我们9队实际上在1975年就悄悄地在搞改革了，生产队把田埂分了”。

认定包产到户的最早时间首先要明确“金鱼试点”之前农民的自发包产到组算不算改革？笔者认为应该算，因为正是这场从自发包产到组直接引发了后来的“金鱼试点”。农民自发包产到组究竟是什么时间？《广汉农村综合体制改革》记述的农民自发改革出现两个时间，一个是在综述中认定的1976年，一个是口述中记录的1975年。两相比较，1975年这个时间应该更为可信。一方面，综述认定1976年没有说明理由。另一方面，从逻辑关系上看，口述中张荣顺的说法是综述认定的基础。而且，张荣顺在口述中两次提及的时间都是1975年，是一致的；加上他接受采访时（2014年）年龄并不大（52岁），可以确定他的回忆基本可信。

广汉县向阳公社摘下“人民公社”牌子（图片来自网络） 

向阳人民公社摘牌时间  这个时间和最初包产到户时间一样存在不同说法。《德阳市志》记载：“1980年6月，广汉县向阳公社率全国之先第一个摘掉了‘人民公社’牌子，正式挂出了‘向阳乡人民政府’吊牌。”而《广汉县志》却将这个时间确定为1980年4月。《广汉市志（1986—2000）》载明的摘牌时间又成了1980年6月。《当代四川大事辑要》记载的摘牌时间是1980年11月初。中共德阳市委宣传部、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的《德阳百年大事记》在摘挂牌图片的说明中写到“1980年8月18日，广汉县向阳公社在全国率先摘掉‘人民公社’牌子，建立乡人民政府”，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向阳人民公社的摘牌时间众说纷纭。

正因为各说不一，《广汉农村综合体制改革》专门对向阳公社摘牌的具体时间进行辨析，提出如下观点：一是由于当时历史特殊，并有“不宣传、不登报、不造声势”的纪律，资料缺失，加之知情人有的过世，有的年岁已高，记忆难免错漏，一些重要事项的时间不能落实。二是整个公社改乡走了几个步骤，大致时间是在1980年4月，向阳已试点取消大队，启动公社体制改革，内部已撤销公社，先改为行政组，后改名乡政府。三是1980年9月，向阳摘下人民公社牌子挂上乡人民政府牌子。认定摘牌时间为1980年9月的依据是：一、据中共广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广汉历史大事记（1921—2010）》记载，1980年9月，中共广汉县委决定将全县各公社革命委员会改为公社管理委员会，而摘下的是“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因此，摘牌应在9月或9月后。二、据1985年广汉县委办撰写的《广汉县在改革中前进》记载：“9月，正式挂起乡政府的牌子”。三、在1991年6月编印的《中共四川省广汉组织史资料》中记载“1980年9月……将向阳人民公社改为向阳乡人民政府。”

向阳镇政府后门，当年人民公社的牌子就是从这道门上摘下的（图片来自人民网）

但是，笔者以为，上述各种观点中（包括《广汉农村综合体制改革》），8月之说可信度最高。理由如下：11月和4月摘牌之说可以首先排除，摘牌时拍了照，这张照片曾被各类书籍广泛采用。照片显示，摘挂牌的两人均身穿单件白衬衣，与11月、4月的气候明显不符。其次，可以排除6月说，采信这种说法的都没有说明原因。对9月和8月两种说法进行比较，8月说更为可信。第一，9月摘牌主要依据均是二次文献，缺少第一手的原始资料。而8月说有两个原始材料支持，均来源于1980年广汉县委常委会会议记录。一是记载1980年7月，县委常委会研究了各公社管理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人选。也就是说，是在7月而不是9月已经成立公社管理委员会，而向阳摘下的牌子从照片中看正是“公社管理委员会”。因此，不能排除8月摘牌的可能性。二是1980年8月12日广汉县委常委会记录，与往日不同的是仅记录议题名称“传达在吉林省遇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情况；研究体制问题，在体制上如何适应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需要”，说明这次会上很可能是研究了摘牌问题，而按照“不宣传、不记载”的要求故意如此简要记录。第二，8月说还有旁证，那就是常光南的回忆口述：“摘牌是之前开会定了的，估计是1980年8月从吉林回来后。”其回忆和原始会议记录形成了较其他观点更为完整的证据链条。第三，8月说在《德阳百年大事记》中具体到了18日，而其他说法基本没有具体到天。综上所述，8月一说可信度更高。

从存史的角度看，《德阳市志》等几部志书对广汉农村改革的记述存在内容不尽完善的地方。

首先，志书编纂中应该记述金鱼公社全面推行改革试点前，金鱼公社6队、9队和西高公社5队第二生产队自发改革的情况。因为正是县委书记常光南发现了自发的改革情况，才引起县委重视，继而才有县委在金鱼公社的试点和其后的深入改革和推广。这样记述，整个广汉农村改革的脉络才完整清晰。其次，村组自发“分”田埂体现了这次改革的最大特点：群众具有强烈的首创精神，改革是自下而上产生的。党和国家充分尊重群众的自我创造，并自上而下推动这场改革。不记群众自发改革部分，很难体现广汉农村改革的这个特点。第三，前述志书记述内容的缺失还主要表现在很少或没有述及进行金鱼试点和向阳摘牌改革的背景、必要性及后续影响。《广汉农村综合体制改革》对此则通过口述采访方式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从缘由上看，“金鱼试点”是对该公社凉水村、西高公社5队第二生产队自发改革的认可，而这些自发改革又是因当地农民极端困难生活“逼”出来的。向阳公社摘牌则是因为之前的管理体制不利于经济发展。从时代背景上看，自发“分”田埂，开展“金鱼试点”，都面临巨大阻力。取消人民公社牌子，更是违反当时《宪法》的相关规定。这些改革正是在当时温江地委和四川省委的支持下，才得以进行并得到进一步推动推广。除直接的改革成果外，广汉农村改革还有更为深远的后续影响。一是广汉得到更多的改革试点机遇，如在全省率先组建县级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实行县级财政包干体制，进行农副食品价格改革、进行人事制度改革、进行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二是广汉的改革经验很快在德阳、四川甚至全国推广。三是向阳摘牌直接促进《宪法》修改。

以上内容在志书中记述的要么很少，要么难以看出这种逻辑关联。将上述内容有机的记入志书相关篇章，可以让读者更清楚完整的了解改革的缘起、发展和成果，对于强化志书的资政能力和作用、增强著述性、打造精品良志大有助益。

经查阅相关资料，发现不同史志书籍对于广汉农村改革内容的范围和逻辑归属的认定互不相同。《广汉县志》将其纳入《党派  团体  政权》篇《政事纪要》章，专设《经济和行政体制改革》一目，其中除“金鱼试点”和“向阳摘牌”外，还包括新丰砖厂承包社队联办企业试点和供销体制改革。《广汉市志（1986—2006）》又是把“金鱼试点”和“向阳摘牌”作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部分内容进行记述。《德阳市志》也是如此。《广汉农村综合体制改革》的内容，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摘牌、人武工作改革、组建县级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实行县级财政包干、农副食品价格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和价格改革8项。

记述名称内容和范围的差异反映了不同编纂者对这一事件的不同认识，都有一定道理。但如果以地方史志的角度来看，再经过40年时间的沉淀，现在所说广汉是“中国农村改革发祥地之一”，究竟指哪几项改革，应该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界定。从事物性质上讲，金鱼试点改的是经营承包等生产关系，改革直接推动了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最显著的成果是农民经济收益提高，其性质当属经济改革。向阳摘牌改的是政权机构等上层建筑，变化的是政府管理机制和方式，虽然这也激发催生了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但这是一种间接而非直接的关系，其性质当属政治改革。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可以统领金鱼试点，却不能包含向阳摘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人民公社摘牌与其他改革相比，“发祥”的作用要大得多。其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广汉率先推行这两项改革，有了良好的氛围和基础，而后续开展的。所以，现在我们所指广汉率先进行农村改革主要指这两项。而且，人武工作改革、组建县级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农副食品价格改革、粮食购销体制改革，虽然与农村相关，但其范围已远远超出农村。县级财政包干和人事制度改革更是重心已在城市而非农村。

综上所述，地方志书对这场改革的记述，这样来建立归属关系较为妥当：以广汉农村改革为统领，其下包括两项具体改革：金鱼试点、向阳摘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广汉向阳摘牌前后，向阳建立了农工商公司，这也可以纳入广汉农村改革的存史范围。一则,摘牌与建立农工商公司有直接关联，摘牌正是为了破除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束缚，催生类似农工商公司这样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二则，这次改革范围只在向阳，符合农村改革这个大前提。三则,这个改革直接催生广汉建立县级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发祥”特色鲜明。

广汉农村改革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有着深刻而长久的影响，对广汉、德阳更是如此，对它的探索和研究应该也必将更加深入，进一步做好其存史工作尤为重要。

编纂专题口述史。口述史由改革亲历者从第一人称的角度讲述历史，比地方志书的记述无疑更加生动鲜活具体，也更加吸引人。可以从不同于传统志书的角度，揭示改革过程。《广汉农村综合体制改革》中很大一部分是口述实录，层次清楚、内容全面、记录完整，可视为一部质量较高的口述史。如果能配以相关视频影像则更好。

编纂专志。现在一般是在综合志书中记述广汉农村改革，都不可能占多大篇幅，也就不可能详尽各个方面。如果编纂一部《广汉农村改革志》，其内容就会详尽丰富得多，也有利今后的留存和研究。

进一步收集相关图片、音像和实物资料。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现存图片、视频资料不多。可以进行专项收集，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专项保管。这样，既可以防止资料损坏消失，也可以为今后利用工作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