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准备考学的时候，既要当教师又要复习功课，那时的我，上一天的课，晚上十点才能下班，完全没有什么复习时间。虽说以往学习成绩不错，但重拾课本，且三个月后就要走进考场，也绝非易事。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只得深夜苦学。当时农村又经常停电，几乎夜夜点煤气灯，熏得头脑发胀。校领导是文革中起家的三种人，对考学很反感，批评我们不安心工作，想个人成名成家。我只能挤时间复习。那时有个想法：我一定要考上，离开这极“左”的地方。

这年夏天，我在桑干河南岸的舜都古城学校参加考试，记得当年的作文题是《我的老师》。由于爱好文学，我先写了作文，这引起了女监考的注意，她每次转到我的座位前，都要看我答题。第一天考完，那位女老师说，我看了你的答卷，你很可能会考上。这句话使我充满了信心。

一个月后，在城里上班的表哥告诉我：“文教局大门那儿贴红榜了，你榜上有名！”那时的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独自一人悄悄进城跑去看榜，我的名字果然排在第5个，心里那股激动劲儿就别提了。

接着成绩公布，我以超出最低控制分数线31分的成绩，顺利进入初选，开始政审和体检。这时却遇到了麻烦，校领导说，即使你考上了，也未必能走。他在我的政审鉴定表上填写了负面意见，什么不讲阶级斗争，走白专道路。把我气得半死。公社文教助理看了鉴定后，非常生气地说，为何在考生鉴定上做手脚？既然考上了就让人家去念书。他把旧表作废，重新给填写了鉴定，我政审才得以通过。

在秋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当生产队广播大声喊我名字的时候，我知道我盼望已久的好消息终于来了。这一年，我终于如愿以偿，考取了景色优美的塞北师范。

考入师范。这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学报到那天，我在学校宽敞的大厅里驻足良久，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在同一个人身上表现出的反差竟如此巨大！上初中时，本来学习成绩优异，由于上学搞推荐走后门暗箱操作，我差点名落孙山，靠姐姐的据理力争，我才以最后一名升学。现在还是我，凭自己优秀的科考成绩，公平的进入国立师范，变迁，蕴含着多少耐人寻味的哲理！

学校充满活力充满书卷气息的氛围一下子便打动了我，在这所学校里，我开始发奋努力。虽然那时的我们上课用的多是油印教材，许多观念仍然是文革的旧观念，教书的老师有些是工农兵学员，但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又有了坐在课堂学习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