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真幸运，2017年，荣获3个奖项。第1项，在敬老月“亲情瞬间”晚霞报杯第二届微摄影赛中，我的摄影作品《有乐同享》获《晚霞报》社颁发的“大热人气奖”。第2项，在“喜看四川新变化”主题征文活动中，我的作品《南延新苑》获四川省委老干部局颁发的优秀奖。第3项，我被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评为2017年度优秀共产党员。“惊回首”，1978年，那也是个幸运年。那年冬季，我被成都军区后勤部司令部提拔为干部。那年冬季，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那个已经远去的冬季到刚刚走近的秋季，我从成都军区到四川省发改委，在军政改革的大潮中走过。看到了从西较场身旁流过的锦江换了个姿势，老城墙边上的茅草屋变成了遮天蔽日的商品房。看到十里长亭琴台路改了个装束，宽窄巷子挤满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变化之大，称得上“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收获之多，真可谓“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于是乎，我的获得感与日俱增。

改革送我进学堂

我在而立之年，迎来了军队改革、教学改革的春风。从1985年到1987年，军队精简压缩总员额100万。那时，我被选送成都陆军学校大专班学习。在军校期间，我依然坚持参加高教自学考试。1987年6月取得高教自学考试党政干部基础科专科毕业证，同年7月取得成都陆军学校文科大专毕业证。凭双学历，1999年7月，取得四川省教委、人事厅据有关法规同意享受本科毕业待遇的证书。那时，政府机关取得双学历的人不多。没有裁军百万，没有教育体制改革，我不可能在而立之年还“背起书包上学堂”。没有军改教改，我不可能进正规军校听教官上文化课，不可能当面聆听四川大学教授指点江山，不可能学有所成。当然，我在当今的耄耋之年，也未必会获1年3奖的好收成。

1987年成都陆军学校大专班三班同学合影（前排右三喜本文作者黄炳炎）

1998年，中央领导宣布：中国军队不再经商。在那个军队“吃皇粮”“不经商”的改革时期，我成为改革大军的一卒，改革大潮一滴水。那年，我被抽调到四川省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企业交接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党政机关非金融类企业脱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省交接办）工作，为军队改革增能量，为政企剥离作铺垫。在成都军区、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的直接领导下，从成都军区、省武警总队和省委、省政府相关部门抽调专业人员联合办公。省交接办下设综合组、军警组、政法组、工商组、税务组、金融组、企业交接组等业务机构，负责日常工作。工作区先后设在位于成都市陕西街的蓉城饭店、永兴巷11号的省经贸委办公区。在这轮重点清理“军队经商办企业”的改革中，我参与了对本辖区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及所属单位开办的经营性公司的全面清理、脱钩工作。我曾陪同有关领导到上海市纪委主要负责的交接办学习考察，交流经验。1999年到贵州省参加全国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企业交接和中央党政机关非金融类企业脱钩工作大会，聆听胡锦涛等中央领导有关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重要讲话。按照“先交接、后清理、再处理”的原则，就四川省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撤销及移交企业和非金融类脱钩企业劳动保障清理处理、企业实施兼并破产撤销涉及银行呆坏账处理等问题，开展了创造性的工作。我参与实地调查研究和政策研发，参与编印相关文件，参加清理、处理、交接和人员安置活动。在那次改革中，清理撤销了大部分“军队经商”企业，使“军队经商”受到强力遏制。成都军区的4个招待所分别改成新华、红星、金河、望江等宾馆，拉开了军队不经商的序幕。时至2018年6月，经过各方几十年的共同努力，该项工作的“组织领导、政策制度、军地联动、司法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完善，项目清理停止成效明显”。国家机关和军委机关建立由35个部门组成的部级联席会议制度，全军累计停止有偿服务项目比例为94%，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

我于1987年转业到四川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工作。在计经委，我耳闻目睹7次政府机构改革、政企分离改革。深知计委、经委、财办、农办合并为计经委的改革，计经委分设为发计委、经贸委、生产委等机构的改革，发计委改为发展和改革委的有关情况，积极向有关部门献计献策。2001年，获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全国“十五”计划献计献策征文活动鼓励奖。就强化市场管理机制，实行政企分离，加强企业自主经营能力，创作了《剥离的阵痛》，于1993年在《人民论坛》杂志第10期上发表。通过军工企业、民族经济等专题调研，形成了不少重大调研课题报告，为相关方面的改革开放提出了许多政策性建议，并在此后的改革实践中产生了积极效果。我创作的《军事经济与地方经济兼容问题研究——加快发展军地兼容经济的建议》发表于2001年《军事经济研究》杂志第22卷。创作的《发展民族经济更要走改革之路》1994年获中国改革建议大奖赛三等奖、铜牌。《论决策效益》1996年获中国作家杂志、人民日报举办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与文学创作研讨会”三等奖。这些理论与当今军民融合发展体系等领域的改革主题思想不谋而合。

1996年5月，我参加了四川省第一次省直机关领导职务竞争演讲比赛，参与竞争省计委办公室主任。在政企改革风起云涌的时候，《四川日报》1993年4月发表了我写的《扬此会风》一文。因该文落款用了真名，时任四川省计委常务副主任刘伯华将我叫到其办公室核对之后，将我调到专司公文写作的工作岗位。从此我多次起草四川省领导在全国性大型会议上的讲稿。如全国《中国经济导报》工作会议、全国重大项目稽察工作会议等。2000年，在《四川日报》上发表了《变行政监管为全过程项目稽察》。此后参与制定《四川省重大建设项目稽察办法》等法规。2001年，我写的《重大建设项目管理现状与监管机制研究》成为省重大课题，其中建议建立规范化项目监管体系，在政府设立独立的建设项目监管综合执法机构，这与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的有关规定也是不谋而合。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7次国务院政府机构改革，强调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加强相关机构配合联动，避免政出多门、责任不明、推诿扯皮。强调精干设置各级政府部门，科学配置权力，形成自上而下的高效率组织体系。

我无法精准地形容改革开放的威力，但凭感觉，她有点像电、像光、像风、像水、像火，翻过几十年，就使我们的泱泱大国变了个模样，世界变了个模样，天地变了个模样。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许多往事好像就在昨天。我以为就在那短暂的瞬间，她改变了我的办事方式，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的世界观。论写作，20年前，我写稿子，我要反复翻看《中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借助许多工具书。身上常常装着笔和本，无论是走在街上还是躺在床上，灵感一来马上记上。抄抄写写改改，装装封封送送。给新闻媒体投稿，为节约点路费邮费，常常在工作和家务之余，骑着老“飞鸽”，从城东的《四川工人日报》到城西的《厂长经理日报》；从城南的《国防时报》到城北的《民营企业导报》；从走马街的《城市改革与发展》杂志到商业街的《四川党的建设》杂志，孤军夜行，长途跋涉。如今写稿，电脑操作，手机同步，协同作战。手机记事、照相、录音、录像、导航……无所不有；电脑储存信息、传递信息……无所不能。搜索用百度，交流用QQ（TIM），会商用微信，邮寄用网易……多快好省。与以前相比，那叫神速。最近，我回了一趟老家郑州，感受了坐高铁的滋味，那可真是美不可言。昔日，从成都到郑州一票难求。上千公里路程，最快正点的列车也要20多小时，还不能保证有座位。晚点是家常便饭。成都始发站相对好买，返程买票乘车可是难上加难。我年轻力壮的时候，坐火车回家一趟就像完成了一次极限军训。行囊轻了不顶用，超重之时挨重罚。寻呼机（BP机）不管用，通信难，下了火车行路难。可那时乘坐这种交通工具是唯一选择。如今那可不一般。现在买票多方便呀！手机上网一键搞定。交通工具种类多、班次多、空位多，淡季票价还优惠。飞机、火车、汽车任你选，地铁、公交、出租相连接。成都到郑州的高铁不仅5个多小时就能正点到达，而且车箱内环境美、服务优。我这次享受高铁快捷、干净、舒适、方便、人性化的交通服务，似乎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了新看法、新观念。那变化并非以“千里江陵一日还”“祖国的大建设一日千里”所能形容。退休的人比较有时间有自由。加上社会安稳，本人衣食无忧，健康好学，近些年我们走过的可不仅限于“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不是夸口，老年旅游早已超过孙行者的梦游。

2017年11月13日，西安北站至江油站的55601次动车组试验列车到达洋县西站（新华社发，唐振江 摄）

有道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要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不能只立足于一点看问题，换个地方，那叫换位思考。由表及里，那是辩证分析。变与不变相对而言。在改革开放的风潮中，我敬佩与时俱进者，也折服矢志不渝者。我恪守做事讲原则，为人重义气。生财有道，富而不奢。游戏不沉迷，消费不浪费。记得1991年，原四川省委书记杨万选带队，几十名地厅级以上山西南下老革命参加的“还乡团”，应邀到山西参加中国山西对外友好交流周、山西国际锣鼓艺术节、中国第二届民间艺术节活动。有一位据说当过山西省清水县打狗队队长，做过革命烈士刘胡兰的入党介绍人的人，回乡后悄悄地对另一老革命说，在他们那个穷乡僻壤，已经没有几个真共产党员了。我当时虽然觉得他以他们在革命时期的标准衡量现在的某些干部，有点欠妥，但觉得也确有道理。果不其然，20年之后，山西领导层 “塌方式腐败”受到整治。我很敬佩那些老革命，永远不会忘记老前辈的教诲，永不忘本。1989年7月1日，即建党68周年那天，我在《成都晚报》上发表了《我们这里的老共产党员》。任凭风浪起，我坚持初衷不忘，意志不衰，真诚不失。我在省军级领导机关工作40多年，一如既往。我有两张1979年成都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开出的外调介绍信，已经珍藏了30多年。我将其中的“毛主席语录：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牢记在心，视为座右铭。但是，在我们的队伍里，确有见利忘义之人。在改革开放时期，在过重的私利面前，失去“认真”，一时贪婪糊涂，一失足成千古恨。有人在如日中天时，收了些不该收的钱财，锒铛入狱。有人在官至高位并已退休养老之时，突然东窗事发，身陷囹圄，后悔莫及。

2016年9月天府广场北面毛主席像及四川科技馆（蓬州闲士 摄）

我庆幸有缘变革时期好年景。我爱大变革时期的翻天覆地，也爱古老的幽香。40年易逝，成都市府南河的走向没变，人民路的走向没变。毛主席像依然屹立在两者交会的天府广场上，商业街16号大院的五星红旗依然高高飘扬。我珍惜改革开放给我带来的好年景，有再做一些公益事业的想法，也作了再出发的准备。力争借改革开放带来的风和日丽，趁着夕阳美景，再种一粒粟。

（载《巴蜀史志》2018年第4期，总第218期）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黄炳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