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矗：我们国家的生物学起步很晚，一直到20世纪20 年代，大学里才有了生物系。到50年代时，大学的生物学老师还是很紧缺。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的是动物脊椎学硕士。那会儿国家很重视，我们毕业后都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当时，我在西南大学的恩师施白南希望我能回母校任教，跟着他做研究，我当然也愿意。但等我到四川省毕业生接待站报到时，却被告知南充的四川师范学院新成立了生物系，很缺人，需要我去。于是我就来了南充，从此在这所学校里扎根了。

 2019 年 3 月 4 日，西华师范大学大熊猫研究专家胡锦矗教授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刘艳平 / 摄影）

杨迪：您到了四川师范学院后主要从事哪些方面的研究？

胡锦矗 ：我来了后主要任务是教书，第一年教授鸟类学课程，第二年教授兽类学课程，没课的时候就去采集标本。

这是我在北师大读书时就养成的习惯。川师院的生物系是新成立的，没有标本，但生物学的教学和研究一定要有标本，而且最好是本地有的种类。所以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在外面采集标本，最先是南充市郊，后来还去嘉陵江采集水鸟标本。现在，我们学校的标本在全国都很有名，拥有四川80% 以上脊椎动物的标本，就是从我入校之后开始弄的。

在1974年以前，我还做了一些科研，一开 始主要是跟着施白南老师，包括全省水产资源调查、《四川省志·地理志》动物部分编撰，后来我自己也承担了全省动物区划的研究工作。就从那时起，我经常与林业部门打交道，跟他们熟悉起来。他们也知道我是研究高等动物的硕士，那时候四川这类专家资源还不多。

杨迪 ：那您又是怎么开始接触大熊猫研究的呢？

胡锦矗 ：尼克松访华后，提出希望中国能赠送大熊猫。周恩来总理当时就作出预判，“熊猫外交”会成为一种趋势，于是把四川、陕西、甘肃三省林业部门召集到北京开座谈会，要调查全国的大熊猫资源。后来，四川省林业部门就点名让我牵头来完成四川的调查工作。

实际上，当时我和施老师合作的水产资源调查还没有完成，但我还是去了卧龙自然保护区参加“四川珍稀动物调查队”，队长和政委都是省林业厅的领导，我任副队长。这个调查队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类是专业人员，从当时的四川 大学、四川农学院、重庆师专等各个学校抽调动物专家 ；一类是林业系统的干部职工，只要是高中以上学历、身体比较好的，都让他们推荐来。

 胡锦矗教授、校友邓启枫与美国专家夏勒博士在野外考察（西华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 供图）

1974年上半年，我们主要在做队伍组建和培训，我们在卧龙保护区集中培训和实习，下半年才正式启动调查工作。这一去，就是四年半的时间，最后形成一份 20 多万字的《四川省珍贵动物资源调查报告》，向国家反映了四川大熊猫资源的现状。

胡锦矗：可能大家觉得我们去调查大熊猫，一定能见到很多大熊猫。但实际上，调查过程中几乎看不到熊猫。即便有时候遇见了，我们的相机还没掏出来它就转身钻进树林了，多数时候都是匆匆一面。我们主要还是通过大熊猫在野外的踪迹来还原它们的生存状态。

最主要的印象是当年的条件极端艰苦，我们调查队是一支“吃苦”的队伍。都说“蜀道难”，但这次我们走的是“兽径”，也就是野兽走的路，实际上是没有路。高山上的箭竹林很密，我们要拨开竹子走，或者猫着身子走，20 分钟就受不了了。前面开路的本地人甚至有时候要用刀帮我们劈开一条路才行。

胡锦矗教授为学生授课（西华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 供图）

当时，我们的装备也很简陋。那个年代还没有塑料，我们是带着油布 ；没有羽绒服，到了县里的旅馆后去租被子，是又厚又重的老棉絮；冬天，雪化了结成冰，但我们只穿着解放牌军鞋在上面走。

杨迪：在这次调查中，您还总结出了野生大熊猫调查的“胡氏方法”。这套理论是怎么得来的？

胡锦矗：野生动物调查最难的就是调查方法，其中尤以大熊猫特别难调查，因为人基本上很难看到大熊猫。我们在卧龙自然区实习时就开始研究调查方法，在见不到大熊猫、又不干扰它的情况下，怎么样尽可能去了解它。我就想，大熊猫每天都要吃竹子、要排便，不同大熊猫的粪便， 受制于竹节的长短、粗细、咀嚼程度而各不相同， 通过比较，可以了解大熊猫的大体年龄、种群数量、活动范围及规律、成长史、发情期等。

杨迪：在这次调查之后，您还负责建设了世界上第一个野外大熊猫生态观察站“五一棚”？

胡锦矗：是的。在第一次野外调查后，国家决定继续加强大熊猫的生态学研究，于是 1978 年我们在卧龙保护区建立了生态观察站。这个观察站需要满足几个条件，一是要离公路较远，二是交通要相对比较方便，三是要在大熊猫活动区 域的边缘地带。我们走了好多地方，最终确定了 “五一棚”现在的位置，这里有平地，方便研究人员搭设帐篷，附近有一条小溪沟方便取水。之所以叫“五一棚”，是因为从厨房到取水处需要走51级台阶，这是我起的名字。通过在“五一棚”的观察，我们对野生大熊猫的生活习性、繁育规律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尽管我们的工作看起来就是研究大熊猫吃什么、喝什么、拉什么等问题，但在当时这几乎都是全新的研究领域。最后，我们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一本著作《卧龙的大熊猫》。从生态学角度专门写一种动物，这在国内还是第一次 ；在国外，针对大熊猫这样的动物，这类著作也不多。

1983年胡锦矗教授工作照（西华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 供图）

这本书中文版的第一作者是我，外文版的第 一作者是乔治·夏勒（George Schaller）。1980 年， 中国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在卧龙建立“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世界自然基金会派来了许多专家，夏勒就是外方专家组的组长。他本人被誉为“20 世纪三位最杰出的野生动物研究专家之一”，在印度、非洲等地都从事过野生动物研究。 我与他在“五一棚”共事多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从他身上学习到很多野生动物保护理念， 这是当时我国的研究人员比较欠缺的。

胡锦矗：我研究的这个专业其实比较狭窄，叫脊椎动物资源与保护。我从1984年开始在西华师范大学带研究生，一到2007年，每年就3—4 个学生，但我一般都会安排1个学生专门研究大熊猫。本来学校曾考虑让我终身执教，因为 2007 年时我的身体健康有点问题需要到成都治病，最后在学校领导的动员下，我才不再带研究生，三年后正式离开教学岗位。我的其他学生主要研究其他珍贵动物和小型动物。这三个方向基本覆盖了四川脊椎动物保护的所有领域。

栖息地的大熊猫

杨迪：但听说您现在还是每天坚持到学校来工作？

胡锦矗：是的，尽管我已经退休，但学校为我保留了办公室。我现在的生活非常规律，一般是早上六点起床，洗漱后就出门运动，包括打太极拳、散步 ；七点过到学校食堂吃早餐，八点左右就来办公室。先是在电脑上浏览下新闻，然后其他时间主要是看书，主要是看学生们做的研究，也和他们聊天交流。晚饭过后还要散步。我常对学生说，锻炼身体没有周末，我每天步数都在1万步以上，我的学生们如果超过1万步，我才给他们点赞。

杨迪：你这一生接触过许许多多大熊猫，你觉得哪一只与你最有缘、让你印象最深刻？

胡锦矗：有那么几只。有一年，我们在广元的唐家河自然保护区外救助了一只可能是被豺狼咬伤的大熊猫。它本来生活在保护区的东边，治好它以后我们把它放归到保护区的西边。但是，通过监测无线电， 我们发现它一直在向西迁徙，最后它死在了一片没有竹林的高山上。当时我一直在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它一直向西奔徙。

杨迪：这么多年来，大熊猫保护事业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您应该感到非常高兴吧？

胡锦矗：前些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宣布将大熊猫受威胁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 当时有观点认为不应降，但我认为国际组织作出 “降级”这个判断是有根据的。

一是我国的大熊猫数量确实在增加，二是大熊猫的栖息环境也在改善。这是对我国大熊猫保护工作的极大认可。我也一直在关注当前大熊猫保护领域上的一些新动向，包括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设，我相信国家公园的建设一定能更好地推动大熊猫保护。我们要始终相信一点：保护大熊猫，就是在保护人类自己。

（原载《巴蜀史志》2019年第2期，总第2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