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汉阙无名难题的“离合体”方法

——以四川省达州市渠县汉阙沈府君为例

李后强  李海龙

〔摘要〕 被称为“活化石”的汉阙已有近2000年历史，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遗产，在中国西部尤其是四川现在还有不少遗存,特别是在被称为“中国汉阙之乡”的四川省达州市渠县占全国的两成以上。然而，许多汉阙的主人是谁，一直没能破解，成为千古之谜。文章以沈府君墓阙为例，采用“离合体”等方法对“标识字”进行分析，并查阅对照《华阳国志》《永昌府志》等文献，结合实地调研确定沈府君为东汉永昌太守、巴郡渠县人沈稚，阙文是两幅“字谜”，由沈稚自己书写。根据五行哲学、古天文学和阙文离合研究，对照冯焕、郑纯等名人去世年份，推测沈稚很可能出生于公元82年（建初七年）11月25日，去世于公元142年（汉安元年）6月25日。东汉隶书使用广泛，字谜盛行，天文学发达，五行学深入人心，“离合体”方法在破解汉阙铭文及其他文化谜题方面可能还有较大潜力，值得关注。

〔关键词〕汉阙；沈府君阙；离合体

〔中图分类号〕K8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694（2022）01-0014-13

〔作者〕李后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成都 　610072

　　　　李海龙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智库工作处成都　610072

一、引言

“阙”是中国重要的文化现象，是古代在宫廷、祠庙、陵墓前布局的一种左右对称的独特建筑物。由于两阙之间有空隙，故名缺，与“阙”相通，其形高大巍然，象征主人的尊严与高贵。“阙”始于商周，兴盛于秦汉，衰落于两宋，有3000多年历史〔1〕，在甲骨文中有“阙”字。商周的“阙”多为夯土，立于宫廷之前，属于“宫阙”。战国时期多为“城阙”，在《诗经·郑风》中有记载。自东汉开始，墓前出现石阙，称为“墓阙”，官至“二千石”以上者有资格在墓前建阙。古代不少诗词中都提到了阙，比如唐代诗人李白《忆秦娥·箫声咽》：“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宋代词人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据统计，仅《全唐诗》中写到“阙”的古诗就超过了1100首〔2〕。

汉阙是指汉代石阙，被称为中国文化的“活化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代地表建筑，在中国阙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四川省达州市渠县被称为“中国汉阙之乡”，相对集中的汉阙有6处7尊，占全国（29处）的两成。由于时隔久远又没有文字记载，很多阙的主人和铭文书写者都无法考证，成为千古之谜。本文采用了查阅史料、实地考察、专家座谈、姓氏源流、地理分析、文字离合、雕刻剖析、还原历史、五行对照、古天文学计算等方法，研究确定了沈府君阙的主人，并演示了“离合体”方法的神奇妙用。

二、渠县汉阙的研究现状

渠县六处汉阙分别为冯焕阙、沈府君阙、王家坪无铭阙、蒲家湾无铭阙、赵家村东无铭阙和赵家村西无铭阙，其中冯焕阙、沈府君阙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汉阙不仅具有丰富的雕刻内容、精湛的雕刻技术和高超的建筑手法，还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学界关于汉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筑〔4〕、历史文化〔5〕、书法、图雕艺术〔6〕等方面〔7〕，对于汉阙的主人及其生平研究很少，目前渠县汉阙中只清楚冯焕阙的主人。

冯焕阙位于渠县土溪乡赵家村，建于东汉建光元年（公元121年）或者稍后一年。冯焕阙原为双阙，现仅存东阙的主阙部分，高4.38米，阙身正面铭文为“故尚书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幽州刺史冯使君神道” 〔8〕。由于冯绲是后汉名人被记入历史，顺便把他父亲冯焕的情况也带上一笔，因此冯焕阙的主人就完全清楚了。冯焕生于何年不知，去世于公元121年，东汉巴郡宕渠（今渠县）土溪乡人。自幼勤奋好学，被举孝廉，选入尚书台，从郎中逐步升为尚书侍郎。据《后汉书列传第二十八》记载，冯绲（？―公元167年），字鸿卿，巴郡宕渠（今渠县）人 ，幽州刺史冯焕之子，东汉名将。《后汉书》还记载：“帝愍之，赐焕钱十万，以子为郎中。”冯绲早年因帮助父亲洗罪而闻名，历任郎中、郡诸曹史、广汉属国都尉、御史中丞、陇西太守、辽东太守等职。延熹五年（公元162年）拜车骑将军，后因多次受宦官诬陷，最终逊位归家。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十二月，冯绲去世，谥号桓侯。冯焕之阙较矮，可能是因为墓、阙、碑都是在他平反昭雪后由他的旧部攒钱所修，以实用为上，故简朴。但冯焕实现了死后回乡安葬的愿望。从冯焕、冯绲简历可知，冯绲的任职至少46年，他的父亲成就了他。

沈府君阙位于渠县汉碑乡汉亭村燕家场（沈公湾），是渠县汉阙中唯一的双阙，并且铭文完整，但子阙已毁。两阙相距21.62米，均高4.84米。双阙形体基本一致，肯定是一个墓主，皆由阙基、阙身、枋子层、介石、斗拱层、屋顶组成。阙身正面均有铭文，东阙刻“汉谒者北屯司马左都候沈府君神道”，西阙刻“汉新丰令交趾都尉沈府君神道”（详见图1）。二阙铭文上端均镌朱雀，下端镌饕餮。东阙内侧浮刻一青龙，西阙内侧浮雕一白虎。两阙楼四角雕力士，四面为汉代社会生产、生活情景及动植物的浮雕。沈府君阙造型古朴、雕刻精巧、状物逼真、形态生动，不仅是造型艺术中的珍品，而且是研究汉代生产、生活、建筑、交通工具及书法、雕塑、绘画艺术难得的实物资料，尤其是书法独特，“沈”字肆意运笔之飘逸淋漓，为世罕见，猜测很多。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县令王椿源修建的“护阙亭”，撰有《沈府君神道碑亭记》并立石碑记其事，说沈府君不是大竹人，也不是邻山人。但沈府君是谁？王椿源说“沈君名无可稽”〔9〕，史书没有记载，无从考证。

根据古代落叶归根习俗，人死后都埋葬在出生地，冯焕也是如此，说明沈府君可能是渠县汉碑乡汉亭村燕家场人，现在的燕家场在历史上叫“沈公湾”。沈府君阙比冯焕阙高，更有气派。据考证，沈府君阙略晚于冯焕阙，建造具体时间不清楚，学界推测建于东汉延光年间（公元122—125年）或者2世纪30至40年代〔10〕。石阙四周有大量反映汉代社会生产、生活的人物和动植物浮雕，如独轮车、农商贸易、猎射、骑鹿、戏虎以及牛、羊、马诸畜和果树、水草等〔11〕。其中，射猎场面中有两人为裸体，实为少见；还有西王母、董永侍父、青龙、白虎、朱雀等，但没有发现玄武，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石头风化脱落，有的学者则主张原来就没有。本文赞同没有雕刻玄武神兽，这与阙主身份有关，也是一个隐喻、暗示，后面会用到“玄武”。

图1沈府君阙上的铭文

沈府君阙铭文“汉谒者北屯司马左都候沈府君神道”和“汉新丰令交趾都尉沈府君神道”历来被世人纷纷摹拓并广泛流传，收藏者称之为“如得异宝”，说明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和研究价值。铭文笔法在汉隶中独树一帜，或者说没有先例，但与冯焕阙铭文的字形有相似之处，说明是同一人书写。《舆地纪胜》评价，铭文中之“沈字、道字、丰字，发笔皆长过三四寸许，令字、交字两笔皆长，君字中笔亦长”〔12〕，为诸阙之所未见。清人王椿源《沈府君神道碑亭记》载，唐代张怀瓘曾赞沈阙的书法“腾飞扬波，自晋魏以来所能仿佛也”。这些字就是“标识字”，它告诉后人可以从这些字破解历史密码并揭开谜底。

三、“离合体”的应用研究实例

什么是“离合体”？简单地说就是拆字、猜字谜，把汉字分离再组合成新字。最有名的是“虫二”的典故。泰山和西湖都有“虫二”两字，许多人不解其意。1961年，文学大家郭沫若在“虫二”两字周围画了两笔，“虫二”就变成了“风月”。“风”的繁体字是“風”，“虫二”两个字没有边框，表示“风月无边”的意思，用来形容风景美好，给人一种无边无际的舒适感。上述拆字的方法就是“离合体”。

“离合体”又称“增损体”“拆字”，是汉字字谜的一种编制及猜射体例。这种体例是通过文字的笔画、偏旁部首的增、损、离、合等变化，使谜面与谜底相合，实质是文字游戏，是汉字的艺术，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离合体”的破解方法包括增补法、减损法、离合法、参差法、移位法、倒影法、盈亏法、叠字法、推理法、问答法、借笔法、半联法、残缺法、方位法、转运法、一字反义法、异形拆拼法、拆字提义法等变换技巧，其关键点在于把字的形与义、拆与合、圆与方、动与静等灵活运用，把握好“拆字”与“提义”、“组合”与“方位”、“增补”与“转动”、“减损”与“推理”、“移位”与“残缺”等关系。比如“镜中人”猜“入”字，将人字照在镜中，就反射出“入”字来；“转业到厂”猜“严”字，其上半部分就是“业”字转了个身；“善始善终，一心到底”猜“总”字，取“善”字的开头和末尾，再将“心”放在底下，就成了“总”字；“孔雀东南飞”猜“孙”字，谜底根据地图的方位——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定位，将“孔”去其东（右）、“雀”失其下（南），“孙”字即成；“三乘七是多少？”猜“基”，谜底拆成“共二十一”；“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猜“罗”字，取“多劳多得”四字，少去“劳、得”剩“多多”，转义扣“四夕”成“罗”字。字谜在东汉很盛行，后人又将其发扬光大。

曹石珠（2006）认为，“离合，主要指离合汉字，其本质是离合汉字的结构。离合主要包含拆字、并字两种修辞格。〔13〕”简单来说，离合是一种具有一定主观倾向的文字拆合之法。离合姓名，即可理解为对姓、名之汉字进行各种拆分与组合的文字活动，主要用于离合自家的姓名。王利器（1990）认为也有离合别人姓名的情况〔14〕。在古代尤其是汉代，离合自家的名是一种常见现象。古人著书有不愿直署姓名而隐寓于离合字中的癖好，我国古代许多名著都没有作者，而是后人考证出来的，比如《红楼梦》《西游记》等。最著名的例子是《华阳国志》的作者“常璩”也是成都人用“离合体”考证出来的〔15〕。刘咸炘（2009）认为，《华阳国志·序志》末 “驷牡骙骙”至 “人远乎哉”这一段文字，“文句明而意义模糊，不晓所谓，向来校勘考证者，亦都不言”“细审之，乃知是离合姓名也”，“东汉末多有此体”〔16-17〕。刘咸炘作了如下分析：

“驷牡骙骙，万马龙飞。陶然斯犹，阜会京畿”中的“驷”离“马”存“四”、“陶”离“阝”存“匋”，“四”与“匋”可合为“蜀”字 （从隶书别写）。

“麐获西狩，鹿从东麋。郇伯劳之，旬不接辰”中的“麐” （一说作“麏”）离“鹿”存“君”，“郇”离“旬”存“阝”，“君”与“阝”这一部首可合为“郡”字。

“尝兹珍嘉，甘心庶几。忠为令德，一行可师”中的“尝” （甞）离“甘”存“尚”，“忠”（中） 离“一”存“巾”，“尚”与“巾”可合为“常”字。

“璝玮倜傥，贵韬光晖。据中体正，平揖宣尼”中的“璝”离“贵”存“王”，“据”（據） 离“手”（“平”当为“手”之误，或因隶而变）存“豦”，“王”与“豦”即合为 “璩”字。

“导以礼乐，教洽化齐。木讷刚毅，有威有怀”中的“导”（導），离“寸”（诗中作“木”，亦是隶变之故）存“道”。

“锵锵宫县，磬筦谐谐。金奏石拊，降福孔皆”中的“锵”，离“金”存“将”。

“综括道检，总览幽微。选贤与能，人远乎哉”中的“综”（一说作“揔”），离“怱”存 “手”，“选”（選）离 “人”存“巽”，“手”与“巽”合为“撰”字。

上面的离合字连通即为“蜀郡常璩道将撰”，《华阳国志》采用“离合体”方法将作者信息隐含在书末。

刘复生（2001）对《华阳国志》末卷“离合诗”也进行了研究释读，特别指出不同版本的字体可能不同，离合结果也不同，一定要对照原本、繁体字〔18〕。比如“尝兹珍嘉，甘心庶几。忠为令德，一行可师。”上联“尝”繁体为“嘗”，原文当为“甞”字，“嘗”之异体。“甞”离“甘”存“尚”。下联“忠”诸本为“中”字，任乃强（1987）的校注本根据《左传》改为“忠”，不当改〔19〕。“中”离“一”存“巾”，合而为“常”字。又如“导以礼乐，教洽化齐。木讷刚毅，有威有怀”。“导”的繁体为“導”，当离“寸”，存“道”字。刘咸炘（2009）指出，盖隶“寸”有作“木”者。此外，“综括道检，緫览幽微。选贤与能，人远乎哉”。上联“综”，任乃强校注本依嘉庆廖刻本作“综”。《四部丛刊》影印明钱叔宝钞本、明嘉靖蒲州张佳胤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明吴琯《古今逸史》本等作“揔”，才是原本。“揔”离“怱”存“扌”。“緫”字疑有误，待考。下联“选”繁体作“選”，当离“辶”存“巽”。刘咸炘（2009）指出，东汉《参同契》以“人吉”为“造”字，以“人”代“辶”。以上二句隐喻“撰”字〔20〕。

刘咸炘（2009）认为，《越绝书》《参同契》作者，自离合姓名，明人发之〔21〕。这就是说，《越绝书》《参同契》两书之离合姓名，是明代大学问家杨慎的研究成果。杨慎从《越绝书》中发现隐喻，用离合方法考证出《越绝书》作者为袁康、吴平〔22-23〕。

“离合体”主要流行于东汉魏晋南朝以至唐宋时期。这种文字游戏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积极意义，但作为历史上的一种文体现象不应被忽略，有可能成为推断某些古籍作者的方法之一，尤其是对于那些年代久远且很有争议的古籍，因此应该予以重视的〔24-25〕。本文正是基于这种思路和方法，对沈府君阙文进行了试探性研究。

四、沈府君阙文的“标识字”与离合分析

冯焕阙铭文与沈府君阙文的字形有一脉相承之势。这种伸胳膊抻腿的隶书体被称作“八分书”。有学者认为，冯焕阙文“字体左右舒展，波磜伸张，极尽奇纵盘桓之势，与沈君阙并称”〔26〕。北宋的洪适在《隶释》中指出，《沈府君阙》“此字（沈府君阙）及冯焕、王稚子阙，皆是八分书，张怀瓘所谓‘作威投戟、腾气扬波’者也”〔27〕。

什么是“八分书”？学界众说纷纭，存在很大争议〔28〕，原因在于唐朝以前对“八分书”有不同的表述。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东汉王次仲创造的这种书法技艺，是割程邈隶字的八分取二分，割李斯的小篆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实际上就是隶书。正因为王次仲创建了“八分法”，中国汉字形态才得以最终确定，并且解决了象形文字与书写之间所有矛盾，同时实现了汉字笔画形态的规范化。但从考古实证来看，“八分书”在战国末期或秦始皇时代就有了，在两汉时期发扬光大，于唐末逐渐消亡。多数学者认为，汉字书写左右对称呈“八”字形态，“八分者，若八字分散”〔29〕。这一观点是否正确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对破解沈府君阙有帮助。沈府君阙文就是八字形态，冯焕阙也是。把“八”字故意放大，吸引读者眼球，就是“标识字”。比如沈府君阙的“沈”“道”“都”“左”等字，“八分”特征十分突出，有笔画出格、有明显长尾现象。本文的研究就是对“标识字”进行离合分析。

1.沈府君是哪里人？

从“八分法”和“离合法”入手，对于笔画出格“标识字”作为暗号、密码、标记进行分析。东阙“汉谒者北屯司马左都候沈府君神道”铭文中，“者、屯、都、沈、道”，笔画很长，应该作为“标记字”提取。“汉”字是朝代、时间，“谒”字笔画不长，暂时可以不管。关键是“沈、道”二字，拖尾特别长，超出常理和预想，需要高度关注，应该隐喻“沈府君说话”，就是自己说自己，自己写自己，这是一个突破口，是密码通道。从“者”字离“耂”取“日”，从“沈”字取“乚”，组合成“巴”字。从“都”取部首“阝”与“君”组合成“郡”。“道”字，离“首”取“辶”，同“辵”，表示“行走的人”。刘咸炘指出：以“人”代“辶”。“道”即说，表示“人说”。上述离合字连通表明沈府君是巴郡人。

2.沈府君是谁？

《华阳国志》〔30〕和《永昌府志》〔31〕中均有记载，东汉巴郡人沈稚，永昌太守。那么，沈府君是不是沈稚？本文继续用离合法分析阙文。姓沈，不必说了，关键是名字。古代名与字分开，以单字为多，如冯焕、冯绲等。东阙的“屯”字笔画特别长，作为“标识字”进行分析。“屯”字，意思是难也，像草木初生，屯然而难。甲骨文、金文中的“屯”字形不同，但都表示幼芽破土而出的形状。因此，“屯”表示禾苗，取义“禾”。进一步分析，“屯”表示“幼禾”，就是“稚”字的含义。实际上，从东阙就大概知道了沈府君与“禾苗”有关，与“稚”有关。如果从古代单名来说，基本可以肯定就是“沈稚”了。从西阙“汉新丰令交趾都尉沈府君神道”的离合分析可以进一步证实这一判断。从“八分书”的没有出格的非标识字“尉”与“新”入手，“尉”字可以分离出尸、示、寸，保留“尸”字。如前所述，古时“寸”通“禾、木”，保留“禾”字。刘咸炘（2009）指出，盖隶“寸”有作“木”者〔32〕。“新”字最早见于甲骨文，本义是指用斧子砍伐木材，《说文解字》解释“取木也”，是“薪”的本字。“新”字形声从辛，从“新”分离提取“辛”字。“辛”古代为刑刀，代表军人的武器。把“禾”“尸”“辛”组合可以得到“稺”字 ，这是“稚”的异体字、繁体字，表示幼小、幼禾、小木等含义，引申为孩童、幼苗的意思。《说文》曰，稺，幼禾也；《韩诗传》曰，稚，幼稼也。综上所述，从沈府君石阙两句铭文，可以离合出来“巴郡人沈稚”。可见，沈府君铭文就是两幅字谜，隐喻墓主的真实姓名。这就是“离合体”的神奇精妙之处！

五、关于沈府君生卒年月日的古天文学分析

东汉时期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只有22到26岁。经统计，东汉皇帝之中仅有刘秀（63岁）、刘协（53岁）和刘庄（47岁）超过了40岁，仅占23.08%；另有6人在20岁至39岁之间，占到了46.15%；更有多达4人寿命在20岁以下，占比30.77%。生卒年份可考的东汉13位帝王，平均寿命仅26.71岁，远低于西汉的37.67岁。冯绲去世于公元167年，公元121年任郎中，那时至少20岁，可能活了66岁，算是高寿了。人生七十古来稀，假定沈稚享年在40至70岁之间，再根据古天文学分析其生卒年月日。

沈府君阙的雕刻图画相比于渠县其他汉阙，其独特之处有裸体射猴、董永侍父、独轮车，唯独没有玄武（龟与蛇的混合体、神兽），铭文上部都有凤凰。董永侍父表示孝子，说明沈稚是举孝廉进入官场。谁推荐的他？除了官府更可能是老乡冯焕。东汉时期文字游戏很盛行，都喜欢把自己身世藏于笔画中。在阙文中的“沈、道”拖尾很长，超出常规，隐喻沈稚当时还活着，证明是本人生前所写，东汉时期盛行名人自己写碑文并深藏自己信息，主要通过隶书变形来暗示。沈府君阙铭文笔画豪放，体现的是军人气质，说明沈稚是武官。沈字拖尾很长，除了表示他活着，同时表示属性为蛇，长尾表示“蛇”。在五行学中，凤凰和蛇属于“火”，雕画中没有出现的“玄武”属于“水”（暗藏的密码）。东汉时期人们往往把自己的生命寄予动物身上，分析人的生卒必须从“活的”动物开始，研究沈稚的出生年份必须从铭文中找到动物。沈府君阙雕画中动物很多，包括人、青龙、白虎、凤凰、猴子等，特别是猴子被裸体人射猎，说明不在考虑之列。青龙、白虎、凤凰是其他汉阙也有的神兽，不具有唯一性。但凤凰在铭文之上飞翔，说明有特殊含义，必须纳入分析之列。沈府君两句阙文中只有“司马”官名与动物“马”有关，马是阙文唯一动物，因此先从“马”字入手。马属于“火、午”，也与“火”有关，特别突出了“午”。东汉时期也把“马”属性归于“水”，因为马的繁体字“馬”有四点水。因此，从五行和风俗出发，本文依据“火、水、午”来推算沈稚的生卒时间。

1. 沈稚的出生年份

先分析沈稚出生于哪年。根据五行和干支，马、凤凰都属于火，马、玄武都属于水，并且马对应“巳午”，中午太阳。“火”对应天干为“丙丁”、对应地支为“寅卯”，“水”对应天干为“壬癸”、对应地支为“子亥”。假定沈稚享年在40岁到70岁之间，并且只能在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永寿元年（公元155年）之间选择合适的年份。

第一种选择。如果以“马”定“年”，那么只能在“丙丁、壬癸、寅卯、子亥、巳午”的组合中选择，并且一定要带“午”字，因为这是“马”的特点。研究发现，有丙午（公元46年）、壬午（公元82年）、丙午（公元106年）、壬午（公元142年）可供选择，但只有干支“壬午”合适，对应的时间是建初七年（公元82年）和汉安元年（公元142年），那么沈稚生于公元82年、去世于公元142年可能性较大，享年60岁，刚好一个甲子。我们估计，活一个甲子不是沈稚能知道的而是巧合，因为沈稚只知道自己生日但不会知道卒日。

第二种选择。如果以“凤凰”定“年”，那么必须去掉“巳午”，可以在“丙丁、寅卯”中选择。研究发现，其对应的干支只有丙寅、丁卯（分别是公元66年永平九年、公元67年永平十年）和丙寅、丁卯（分别是公元126年永建元年、公元127年永建二年）。因此，沈稚生于公元66年、去世于公元126年可能性较大，享年也是60岁，一个甲子，这是由干支的循环决定的。

第三种选择。如果放宽条件，可以不带“午”也可有“午”，则有干支丁亥（公元27年）、壬寅（公元42年）、癸卯（公元43年）、丙午（公元46年）、壬子（公元52年）、丁巳（公元57年）、癸亥（公元63年）、丙寅（公元66年）、丁卯（公元67年）、丙子（公元76年）、壬午（公元82年）、丁亥（公元87年）、癸巳（公元93年）、壬寅（公元102年）、癸卯（公元103年）、丙午（公元106年）、壬子（公元112年）、丁巳（公元117年）、癸亥（公元123年）、丙寅（公元126年）、丁卯（公元127年）、丙子（公元136年）、壬午（公元142年）、丁亥（公元147年）、癸巳（公元153年）等可供选择。组合太多，就无法确定了，这已经超出古天文学能力范围。因此，只能在前面两种组合中选择。

根据古天文知识，生卒年份必须带“午”字，东汉只有这两个“壬午”符合假设的时间区间，据此推测沈稚生于公元82年（东汉建初七年、壬午年），卒于公元142年（东汉汉安元年、壬午年），享年60岁，符合专家推策沈府君阙建于公元2世纪30—40年代的判断。如果不带“午”字，沈稚生于公元66年、卒于公元126年可能性较大，享年也是60岁，但与“马”字不符。

2.沈稚的生卒月日

研究古代的文化现象必须用“还原法”，将其还原到当时的社会状态去理解古人的思想情怀和认知。古代天文学家为观测天体运行而划分了二十八个星区（民间称为“二十八星宿”），用来说明日、月、五星运行所到的位置。这种方法的起源，从考古看二十八星的说法至少在战国时期就有了，它把南中天的恒星分为二十八群，共四组，每组各有七个星宿。“宿”就是星座之意，表示日月五星所在的位置。“二十八星宿”分为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上述每宿包含若干颗恒星。这种方法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广泛应用于古代的天文、农业、灾害、宗教、文学等领域，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二十八星宿”是古天文学的基础概念，属于天文科学领域。从古天文可知，月日对应“二十八星宿”，“北屯”表示方位在北，“交趾”表示方位在南。

第一种可能的推测。根据“天人合一”观点，沈稚的出生要从最早的官位“谒者”推断。谒者，古时泛指传达、通报的奴仆，就是今天的秘书工作。“谒”即拜见，谒见，“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在北方七宿（北屯）中，“谒者”对应“壁宿”（文书工作、图书库）和“危宿”（从“谒”推测“跪”，“跪”与“危”相通）。那么，沈稚生于壬午年、壁月、危日，即壬午年、亥月、子日，由此得到两种可能：一是公元82年11月13日，二是公元82年11月25日。

根据“天人合一”观点和天干地支对应关系，沈稚卒日可从官位“新丰令”推断。在南方七宿，“新丰令”对应的星宿是“柳宿”（斧头、一棵树）和“轸宿”（独轮车、朱雀尾巴），因此沈稚卒于壬午年柳月轸日，即壬午年、午月、巳日，由此得到三种可能：一是公元142年6月13日，二是公元142年6月25日，三是公元142年7月7日。

第二种可能的推测。方法与上述第一种相同，只是不考虑“午”字只从丙子、丙寅推演生卒年月日。从“谒者”推测沈稚生于丙子年、危月、牛日，即丙子年、子月、丑日，由此得到两种可能：一是公元76年12月15日，二是公元76年12月27日。从“新丰令”推测沈稚卒于丙寅年、柳月、鬼日，即丙寅年、午月、未日，得到两种可能：一是公元126年6月15日，二是公元126年6月27日。

至此，本文通过古天文学得到了沈稚生卒的可能时间，根据阙文和阙雕进一步推测得到两种可能。第一种是生于公元82年（建初七年）11月25日，卒于公元142年（汉安元年）6月25日；第二种是生于公元76年12月15日，卒于公元126年6月27日。如果必须考虑“马”的属性，第一种可能性最大。可见，沈稚很聪明，把自己的名字和生卒时间隐藏在阙文中，1800多年来没被破解，幸好石阙铭文完整清晰，可供后人研究探索，不然就成了真正的历史谜题。

六、结果与讨论

本文提供了研究汉阙的方法，更重要的是研究思路，并没有给出完全彻底的定论，许多问题还要深入讨论，有的推论不一定正确。本文认为，“离合体”方法在破解古代汉字之谜尤其是无名难题方面，可能还有很大潜力，值得高度关注。可以肯定沈府君就是沈稚，是渠县沈公湾人，曾任洛阳谒者、北屯司马、左都候、西安新丰令、云南交趾都尉等文武官职，主要是军事官员，特别是曾任永昌太守，政绩突出。汉代在周边新归属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属国”，“属国”行政长官称“都尉”，级别同于太守。交趾都尉实际就是交趾太守。政绩突出的郑纯，也曾任永昌都尉，后为太守。关于“交趾”说法较多，比如，先秦时交趾境域属百越支下骆越15分部之一，公元前257年，蜀国末代王子蜀泮率领其族民，辗转到达越南北部，建立瓯雒国，并自称为安阳王。公元前214年，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派大军越过岭南占领越南北部和广西、广东、福建，征服当地的百越诸部族，秦朝在这一带大量移民，设立了三个郡，其中越南北部归属于象郡管理。比较主流的说法是，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灭南越，并在越南北部地区设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汉朝之后其地域范围历经演变，东汉时将交趾更名为“交州”（南交），交州最大范围及其文化遗迹位包括今广东省至越南北部。交趾的早期记载可见于《礼记》和《山海经》，如《礼记·王制》：“南方曰蛮，雕题交趾。”《山海经·海外南经》：“交胫国在其东，其为人交胫。”

关于沈稚的生卒时间，根据古天文学推测，可能生于公元82年11月25日，卒于公元142年6月25日，阙文由他自己生前撰写。根据同乡冯焕的简历，可以推测在公元110年前后，28岁左右的沈稚由老乡冯焕通过举孝廉方式推荐入朝任谒者，在官场大约32年。沈稚精通书法、离合体、阴阳五行，石阙铭文可能是他提前隐退之后写的。他知道自己官位到顶了，最大就是“交趾都尉”。“太守”之职为什么不说？一是交趾行政长官不称“太守”，只叫“都尉”；二是可能因为有某事得罪了顺帝刘保，不便提及。东汉云南边境很复杂，各种事端不少，很容易被免职甚至杀头。东汉永昌太守王寻因侵犯“蛮夷”引发战争，曹鸾和栾巴都因“上书极谏”被汉灵帝所杀。据推测，沈稚在公元135年至公元140年间回到渠县老家沈公湾，并提前建好了墓阙。冯焕阙文与沈府君阙文字体一脉相承，估计是沈稚为感恩举荐之人冯焕亲自书写，时间大约在公元121年前后。冯焕的冤死，对沈稚触动很大，因此在官场特别谨慎，自己的名字只好以字谜方式隐藏在阙文之中。

沈府君阙文的八分长尾字是“标识字”，故意在字形上留下特记，在字里留下密码，供后人破解。“沈”“道”二字拖尾特别长，暗指“沈稚自己说”。沈稚是渠县人也是大竹人，大竹“沈氏家谱”应该加上东汉永昌太守“沈稚”大名。渠县不但是“中国汉阙之乡”，更是“汉代太守之乡”，仅在东汉就诞生了5位太守。每一座汉阙都是一位名人的归宿，有铭文的汉阙可以用“离合法”探索墓主姓名，没有铭文的可以从地理方位和石阙雕刻图画找到线索，更多的还要依靠古天文学知识。达州市渠县还有赵家村东西无铭阙、王家坪无铭阙、蒲家湾无铭阙等，国内其他地方无铭阙也不少，因此需要揭示的谜底还很多。

渠县沈府君阙所在地过去叫“沈公湾”，可能是沈稚的出生地。在武周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分宕渠县（渠县）东部设大竹县，县城在今渠县汉碑乡沈府君阙南500米处燕家场（沈公湾），属蓬州。公元1849年渠县县令王椿源说沈府君不是大竹人，也不是邻山人，可能不对。在秦朝郡县制下，今达州市大竹县一带属宕渠县。东汉末年，该地区属于巴西郡。公元618年废宕渠郡，设渠州，又分邻水，垫江增设邻山、盐泉（大竹）二县，四县同属邻州。邻山县城仍设在金城，盐泉县城在今童家镇境内。北宋建立后，大竹曾被并入邻山县。公元1133年复置大竹县，属渠州。公元1283年，邻山、邻水并入大竹。所以，说沈府君是大竹人、邻山人也是可以的，县令王椿源说的也许错了。

《华阳国志》中记载了巴郡沈稚：明帝乃置永昌郡治之，以蜀郡郑纯为太守，自郑纯后，有蜀郡张化、常员（有的史书写作常原、常元），巴郡沈稚、黎彪〔33〕。在《永昌府志》第十一卷秩官里记载了太守沈稚，在“官师附（汉）”中有这样的记载：郑纯，郪人，太守；张翕，太守；曹鸾，巴郡人，太守；张湍，翕子，太守；刘安世，太守；冯灏，广汉人，太守；栾巴，内黄人，太守；张化，蜀郡人，太守；常员，蜀郡人，太守；沈稚，巴郡人，太守；黎彪，巴郡人，太守〔34〕。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举国归汉，明帝在其地设置了永昌郡，郡政府设在保山坝。在此后直至东汉终局的151年中，有20多人相继任郡太守，但《保山县志稿》（点校本）中，只记录了“永昌郡太守（两汉）”郑纯（明帝时任）、王寻（章帝建初元年任）、刘君世（质帝本初元年任）、冯灏（顺桓间任）、栾巴（灵帝时任）、曹鸾（灵帝时任）、吴顺（道人）、张化（蜀郡人、著名绩）、常员（蜀郡江原人）、沈稚（巴郡人、著名绩）、黎彪（巴郡人、著名绩）等11人〔35〕，其中张化、常员、沈稚、黎彪都是来源于《华阳国志·中南志》的记载。上述11位东汉永昌太守中，郑纯是千古颂扬的“云南清官第一人”，张化、沈稚、黎彪等属于“著名绩”，吴顺属于“事母至孝”者。郑纯属于四川广汉人，任永昌太守10年（公元67—77年），在东汉明帝（公元57—77年）时期。他是永昌郡第一任太守，广汉郡郪县（今四川广汉）人，声名远扬是因为在西南边区的开拓发展中功绩卓著。汉代在周边新归属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属国”，“属国”行政长官称都尉，级别同于太守。后来，东汉在其地设置了全国第二大郡——永昌郡。常员是四川崇州人（江原），历史记载：常勖（？—公元280年），字脩业，蜀郡江原人，祖父常员（原），牂牁、永昌太守；父常高，广令，早卒；从父常闳，汉中、广汉太守，一门显赫。常员与常璩是老乡，是否为族亲，待考。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2020年）有常璩。常璩（约公元291年—约公元361年），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州）人，生于“文献故家”，得其叔祖父常宽《易》学、史学之真传，成汉时期曾任散骑常侍，公元347年东晋大将桓温伐蜀，灭成汉。常璩入晋后专注于修史，撰有《华阳国志》《蜀汉书》等。常璩所撰《华阳国志》记载了四川、云南、贵州全境以及陕西、甘肃、湖北部分地区的史实，记述时间远起于天地开辟之初，近止于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著作。常璩因为与常员是老乡，很了解他的情况，记载应该很准确。吴顺，字叔和，四川僰道（县）人也，事母至孝，赤乌巢其门，甘露降其户，察孝廉，永昌太守。冯灏，字叔宰，四川僰人也，少师事杨仲桓及蜀郡张光超，后又事东平虞叔雅，初为谒者，威仪济济，为成都令，迁越嶲太守，所在著称，为梁冀所不善，冀风州追迫之，隐居，作《易章句》及《刺奢说》，修黄老，恬然终日。我们从冯焕、冯绲、常员、王寻、冯灏、曹鸾、栾巴、常璩等人任职年份和生卒年时间推测，沈稚生卒年应该在公元80年至公元150年之间，符合前述的古天文学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查阅《越南历史》〔36〕《红河县志》〔37〕，没有发现沈稚的记载。查阅《大竹县志》和《沈氏家谱》，沈稚出生地应该在渠县沈公湾。实地调研发现沈公湾现在没有沈姓了，但附近的大竹县童家镇等地沈姓很多，据当地人介绍，这些沈姓人几乎都是从渠县燕家场迁徙而来的，推论得到了部分印证。大竹沈姓有的是从“湖广填四川”迁徙而来，又主要来自湖北孝感等地。历史上沈氏名人很多，当代还有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忠厚，但没有把“沈府君”收入家谱，实为遗憾，原因可能是名字不清楚。《渠县志》（四）写道：“按照《华阳国志》（益郡志），永昌郡太守蜀郡郑纯、常元、巴郡沈稚、黎彪，此沈稚或即交趾都尉沈君。盖云南永昌府，去交趾为近。意者，由永昌太守移官其地耳。存疑待考。〔38〕”本文应用“离合体”“还原法”“八分书”和五行学、古天文学、实地调研等多种方法试探了“存疑待考”的沈府君之谜，确认《渠县志》（民国版）猜测基本可信，但最终的结论还待考古发掘。

蔡艳秋、张永祥、汤忆玲参与了本文的讨论，任新建介绍了刘咸炘“离合法”、唐希鹏提供了古代天文学演算数据，王诤、王飞、郝玲玲、戴连渠、肖仁杰等提供了实地调研和资料帮助，在此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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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中国西部》杂志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