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关”记忆

周天林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我今年83岁,是一个有42年党龄的老党员。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亲身经历了“粮食关”那段特殊的日子,见证了那段岁月里一些违背自然规律的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今天回忆这段难忘的历史,为的是让人们牢牢记住粮食的珍贵,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生活,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

——题记

“密植法”事与愿违

我叫周天林,今年83岁。1957年,我们家所在地属芦山县隆兴乡第十九(初级)合作社管理。当年秋,我小学毕业,回到社里参加生产劳动,因为当时社里有文化的人不多,加上我的字相对写得好,社里选我当会计。虽是初级社,也许是风调雨顺,加上政通人和,我记得1955年和1956的粮食都是大丰收。当时我还在学校里上学,只是在早上和放学后参加一下社里的劳动,我和母亲两人在年底决算时都要分60多元进红款。我当会计的当年秋天,粮食也是一个好收成,收回的粮食堆得高高的,我家仅2个人,也分得了八百多斤粮食,人均四百多斤,一年的口粮是比较富足的。

1958年开始,芦山县升恒乡和隆兴乡合在一起,取名叫升隆乡。随之而来的是生产合作社由原来的初级社改为高级社,每两个初级社合为一个高级社。合作社不论从人口还是土地都扩大了规模,分配体制上突出“一平二调”的特色:即在全社、全乡乃至全县或更上一级,都可以平均和调动粮食及劳动力。这样一来,生产体制“大而公”,严重影响了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因为即使再努力,生产的粮食再多,通过“一平二调”的形式,劳动成果都不完全属于本社社员所有。

我不知道是因为粮食连续三年丰收,人们许久没有尝过饥饿的味道了还是怎么的,反正得到上级指示,全乡从上到下推行了二种崭新的种植方式:

一是要求社里家家户户把黄豆交出来,集中泡涨后磨成豆浆,再把大桶的雪白的豆浆沤烂、发酵,最后用来给玉米施肥,据说植物肥料有助于提高粮食产量。

二是推行一种“密植高产法”。当时的玉米和水稻种子都是普通种子,加上社里粮食好像也多得吃不完一样,所以社里就按上级指示,在春天播种玉米,要求玉米窝要比往年挖得密一倍,而且每一个土窝里至少要有十粒以上种子。特别是谷雨播育谷芽时,妇女们笑容满面地踩在秧田中,左手端着装着谷芽的小簸箕,右手挥舞播撒,尽可能撒得密一点,似乎这样水稻就更加高产丰收一样。同样,初夏移栽稻秧时,那行距和株距也自然是要更加密实一点好。“密植高产”法的种植方式,不仅浪费了许多粮食,也使当年大春庄稼受到严重影响。到了秋天收割时,我们社的庄稼只见密密的植株杆,没有看见长大的玉米苞棒和长大的谷穗。那玉米苞瘦籽稀,稻穗又短又小,粮食大幅减产。“密植高产”法的结果显然事与愿违。

“浮夸虚报”埋隐患

既然上级要求推行“密植高产”法,那么今年的庄稼一定是要“大丰收”的。作为社里的会计,在秋收时,我要负责收集社里的生产进度上报,而且要按上级要求的“标准”统计上报粮食产量数据,不得“隐瞒”产量。

记得有一天晚上,乡里在升隆乡月台社里开会,批斗那些不按上级要求“标准”上报产量的“顽固分子”。满堰口社的王全富社长因反对“高产密植法”和不“如实”上报产量,也被押到台上接受批斗。我看见干部和群众开始高喊“密植高产!”“不得隐瞒产量!”“老实交待粮食在哪里?”的口号。在群情激奋的高潮气氛下,大家竟然动起了武力,无数拳头如雨点般落在他的身上。一顿拳打脚踢后,王社长早被打得瘫坐在地。此时,台上还有一位县上派到乡上的名叫邓子清的干部也在接受批斗。邓干部身材很矮小,头又耷拉着,显得没精打彩的。见此壮,大家又把矛头指向他,又是一顿拳脚落在了他的身上,瞬间他被打得蹲了下去,半天站不起来。

在这样的氛围下,我和其他社的会计一样,没有办法,只得硬着头皮违心上报。可以想象,从社里到乡里再到县里,就这样一级一级按照“标准”上报产量,慢慢地,经各级虚报浮夸后,粮食产量就像气球一样越吹越大,满天放“卫星”,粮食亩产千斤、万斤简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殊不知,这般浮夸风为三年“粮食关”埋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食堂化”雪上加霜

就在1958年春实施“密植高产”法让当年粮食大幅减少,秋天“浮夸虚报”风盛行埋下粮食紧张隐患的同时,当年使粮食更加困难紧张“雪上加霜”的,还有“食堂化”。

根据上级指示和要求,每个合作社都要成立集体公共食堂。各社的粮食都要收回大队仓库统一储存,大队再按食堂总人口划拨口粮。其标准是全劳力每人每天1斤,半劳力8两,副劳力6两,其他的半斤。划分时(按原粮:黄谷、玉米、红豆等四折一),我家所在的社里集体食堂设在周尚宣家的四合院里。我的叔伯大嫂周廖氏担任事务长兼炊事员,另外一个炊事员则是铜鼓庙桥头的瞎子袁骆氏。食堂一天开二顿饭。每到吃饭时间,食堂就敲起了“当!当!当!”的钟声,大家统一到食堂就餐吃饭。那时,只准社里的食堂冒炊烟,决不允许有一户农家的屋顶有热气,如果发现,社里就不再给饭吃。哪知刚过了一段吹号干活、敲钟吃饭的生活,粮食就很紧了。

炼钢铁“釜底抽薪”

1958年初秋,正是大春将要收割的关键时间,社里又接到上级指示,把张明王、陈得秀20多名青壮年劳力抽调到中林乡的中树坪等矿山大炼钢铁。我因担任会计,和社长都没有上矿山去,社里留下的都是老弱病残之人。

因劳动干活都是社长安排,吃饭是集体公共食堂,种好种坏一个样,收多收少一个样。什么都是社长一人心焦,大家干活也多半是出工不出力。山坡上的玉米成熟了,因山路崎岖,劳动强度大,加上没有壮劳力,没有及时收回社里;田里的谷子黄了,因劳动力缺乏,加上阴雨绵绵,许多谷粒掉落在烂田里再也拣不回来。

由于严重缺乏劳动力,乡里开始四处调动劳动力帮助支援一些社里收割庄稼。我和社长正愁社里的粮食还没有收完,却得到乡上把我调到五星社“黄土岗”“泉水源”两个地方帮助收黄谷的消息。虽是顾此失彼,但上级的命令只得执行。我个子瘦小,在拌桶边垫上厚厚的稻草,然后踩在稻草上,双手紧捏着谷把,高高举过头顶,又用力朝拌桶里重重摔下,看着金黄的谷粒簌簌落下,肚皮却饿得咕咕直叫。没过一会,双脚又深陷进了淤泥之中,无可奈何,我又开始垫稻草。尽管这样,当年仍有许多粮食收不回仓库,烂在了田间地里。

粮食越来越紧张,供应粮食的标准也逐步减少。到1959年上春,上级基本上不再给集体食堂供应粮食,社里只得天天派一部分劳力上山挖野菜,交到食堂里熬汤喝。又到了小春收割大春下种的关键时间,在往年,草长莺飞的农事季节,那个时候的秧苗生长是一夜下三根,所以人们都是起五更、睡半夜,抓紧时间割麦栽秧。而现今却因为既没有劳力,也没有粮食吃,饿得周身没劲,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做活了,生产的进度和质量可想而知。我们社里只是勉强把这个“红五月”的农活“赶上坎”(完成的意思)。那时大家不知这样潦潦草草种庄稼“敷衍”地皮的后果,会成为地皮加倍报复“敷衍”大家肚皮的行动。

运木材险赴黄泉

又一个农忙结束后,社里又接到上级分配到双石西川运木材(圆木)的任务。队里便安排我和好伙伴张明王(他因身体有病已从矿山回家)去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头天下午赶到清源乡运木材指挥部报到,和各乡抽调上来的人们一起集中食宿。

说实话,尽管我也不知这个木材是干什么用的,但第二天早晨我俩还是早早起床吃过早饭,背上背夹子,带上歇气的木拐,和大家一起去双石的西川山上背运木材。沿途看见背运木材的人成百上千,往来穿梭不断。大家背着木材从双石西川出发,直走到芦山县城南大河坝交结,得到一张证据,方才赶回指挥部领饭吃。如果没有这个证据则不能领饭吃。

因干着重体力活,加上始终没有吃饱饭,一个星期后我们双双病倒了,再也背不动木材。经医生检查,领导批准我们就地休息两天,口粮由原来的每天一斤减为八两。谁知两天后,我们的病情更加严重,还发着高烧。指挥部终于批准我们返家休息。

我们听到能返家休息,心里很高兴,却又愁双脚绵软无力赶路。如果是从清源乡指挥部到县城再转身从原路返家,我们可能要走一天时间。于是我们商量,从清源乡的后山翻过七里山岗,到升隆乡的上里社,过龙虎山铁索桥就回家,这样走捷径只需半天时间。

中午时,我们爬上了七里山岗,又饿又累走不动了,看见路边有户人家烧了一堆火就坐下休息。我发现房屋侧边有几株蓖麻树,上面结了许多蓖麻果。没有多想,我们摘了一些丢在火里烧,等蓖麻果烧爆壳后,我们再刨出来剥开吃果实。

我们越吃越香,竟不知到底吃了多少粒。一会儿我肚里便“叽哩咕噜”响过不停,接着感觉头昏脑胀,恶心呕吐不止。“糟了,我们中毒了!”曾当过去赤脚医生的张明王连声叫着。我们连滚带爬,拼命往山下赶,一路吐得眼冒金星,最后昏倒在地,人事不醒。也不知昏睡了多长时间,当我们醒来时,太阳已快落山了。挣扎着爬起来后,互相掺扶着往家赶,天黑时分我们才回到了家里。

“骨如柴”浮䠙脸肿

“麻梭子专朝细处断”。当年社里的庄稼马马虎虎没有种好,秋收时间土地给大家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我记得我们社“杨鬼田”“水同口”这两大片近一百多亩良田肥地,在1957年都收了七八万斤粮食,今年却只收了七百多斤。我家二口人只分了9斤稀豆粒一样的玉米棒。副社长段世清只好长期带一些人上山摘野菜、树皮、草根,煮汤让大家吃。我记得我家做了一个大木盆,到食堂开饭时便抱了盆去盛烫吃,一顿又一顿,天天如此,吃得个个面黄肌瘦骨如柴,浮䠙脸肿。

有一天,我到龙门粮站去结交公粮的单据。天还没亮,我的肚子就饿得直叫唤,但是食堂的菜汤还没有做好,我只好空着肚子出发。一路走着,双脚竟不听使唤,混身无力,一小时后才走到“龙虎山”铁索桥头。我休息了一会又继续往前走。这个时间觉得脚下像有千斤重,脚步提不起来又迈不出去,我使尽了全身力气,好不容易才走拢龙门乡“老鸦鱼”处一座石磨房边,趴在溪沟上猛喝了一肚子清水,算是一种对肚皮从早晨就开始“提意见”的“回复”吧。稍时休息后,我到了粮站排队结账。等我往回赶时,又周身无力了。粮站边上有户亲戚见我这样,把我叫到他的家里,煮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鹅脚板”野菜汤让我吃下,我才有了点力气走回家。算算从家里到粮站,来回也就十多里路程,而我却足足走了一整天。

这样的日子虽然难熬,可是一转眼我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1959年底,经本社社员吕登莲介绍,我与本社社员陈天珍认识了。1960年1月3日我们结为夫妻。因当时生活极度艰难,家里没有一粒粮食,就在我愁着怎么办婚事时,我的大嫂无私支助我家三斤大米十多斤青菜。周围邻居赶来帮忙,把米和菜混合煮成一锅菜稀饭汤,招待亲戚朋友。在当时,这顿饭算是十分高级的“婚宴”了,也是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的“佳肴上品”。大嫂恩德我也永远铭记在心。

谷糠饼救命

社里集体食堂还在,可是却早已没有了吸引力。善良的人们暗暗各自寻找着能够生存下去的生机。

我知道谷糠除了喂猪就是酿酒,也许那谷糠上还粘着点“粮食”可以用来充饥呢?有一次,我想方设法偷偷到邛崃高兴场买了一些谷糠回家。我试着把一些谷糠倒在铁锅里炒黄炒熟后,再用小石磨碾成细面,加水调和好烙成饼蒸熟吃。看着谷糠饼黄爽爽的,闻着似乎还有点清香,想象着吃在嘴里就像是在吃米饭一样。一家人暂时解了馋、充了饥。两三天后,我发现肚子很胀,蹲在茅坑边,却又拉不下大便,感觉很难受。我用力使劲,直到挣得肛门流出血迹还是不行。我疼痛难忍,呼天叫地,简直是生不如死。

余下的谷糠吃也不敢吃,倒掉又舍不得,于是我开始慢慢摸索制作方法。吃一堑长一智,有了这次教训,我再制作谷糠饼时仍是先把谷糠倒在锅里炒,不同的是,我把它彻底炒焦了,再用石磨子碾细,把黑糊糊的谷糠面烙成饼子再蒸熟。这下可好了,黑黢黢的谷糠饼吃下肚,不仅没有不良反应,而且有股大米的清香,最重要的是能充饥。终于,工夫不负苦心人,我成功了!我赶紧将此方法告诉邻居们。大家再做谷糠饼吃时,就再没有出现这个情况了。

“麻汤清”功不可没

有一次,我在山坡扯野菜,突然发现有一棵俗名叫“麻汤清”的小树。心想这“麻汤清”的树叶既然可以喂猪,树皮也应该可以吃吧?于是我用刀剐了一些树皮,回家用火烘脆,丢进嘴里嚼着吃,好像有一股玉米籽味,也没有不好的反应。第二天,我就约了几个邻居上山剐剥“麻汤清”树皮,把树皮烘熟后就干嚼着吃,或磨成面做馍馍吃,这样我们又多了一样充饥的食物。不幸的是,消息传开后,仅几天时间,漫山遍野的“麻汤清”树就全被剐了皮,露出白白的树干,像是拍着白晃晃的“胸脯”在告诉人们,别忘了我曾在这段历史中为人们立下过“汗马功劳”。

“甜葛根”遭遇政委

那时,谷糠饼、野菜、树皮,都是人们充饥救命的宝贝。有一种能救命又有极好营养的宝贝就是甜葛藤根。甜葛藤是多年生藤本植物,我家乡的后山坡草丛中到处都有。它的 藤长达十多米,块根肥厚,内含丰富的淀粉。尽管那时我不知甜葛藤根有解暑退热、生津止渴、升阳止泻的多种功效,但知道甜葛藤叶是喂猪的上好青饲料,饿极了的人们当然也知道它的根块是可以吃的。

有一天,我约上张明王、段世清(俩人均已去世多年)去羊儿沟山坡挖甜葛藤根。仅半天时间,我们就各自挖满了背兜。我们回家后把根块洗干净,煮熟后再切成像饼干那样的薄片。除自己和家人吃一点,全部背到城里去卖。不料想我们三人背的甜葛藤根一进城竟被人们一抢而空。没有买着的还在问:“明场你们还来不来啊?”

看见城里的人很喜欢这个东西,我们大受鼓舞。次日上山,我们大家甩开臂膀大干一场,都比头天多挖了许多。我们回家后如法炮制,一切准备就绪,等第二天进城兜售。天色微亮,我们就出发,走了2个多小时就到了芦山县城南街上。

这回买的人更加多了,大家争先恐后抢着买甜葛藤根块。正当热闹之时,从县委门口走出一个穿黄呢子军大衣的大黑个子闯进人群大吼:“不准买!”“不准卖!”他走到我们跟前说:“你们几个背起跟我走!”我们很害怕,小声问:“到哪里去嘛?干什么啊!”“背去倒掉!不准卖!”我们还想争辩,旁边有人悄悄告诉我们:“他就是芦山县委的杨政委!”

听闻此言,我们又惊又怕。如果东西被没收了,那这些天来的辛苦白废了不说,怎么向那些等着甜葛藤根来救命的人交待哪!

我们背着背篼跟他走时还在向他求情:“杨政委,我们以后不卖就是了,背回家自己吃吧?”“自己吃也不行,不能吃!”无可奈何,我们只好背着这个“宝贝疙瘩”跟他走。他把我们带进了县招待所,叫我们把东西倒进厕所里,直到一片都不留!此时,我心疼不已,好像倒掉的不是甜葛藤根,而是自己一样!

经历此次事件后,我们仍然经常上山去挖甜葛藤根块,不过不敢再背去城里卖了,而是自家人靠着它填充肚皮,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拆散食堂见炊烟

1961年下半年,社里的集体食堂终于拆散,我家也累起锅灶,房顶终于飘起了3年不见的缕缕炊烟。国家粮站也从下半年起按现有人口每月供应3到5斤大米或加拿大小麦。再后来,粮食供应的标准又逐渐提高,我家的生活开始有了转机,几次三番遭受劫难的身体也正慢慢恢复。从1959年到1961年,我亲身经历渡过了“低标准”“汤汤关”“粮食关”,做了这段特殊的历史的见证者。

结 语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翻身得解放,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贫穷和落后的面貌不是一天就能改变的。那时,我国农业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国家经济十分紧张,人民生活非常困难,因此,“粮食关”既有三年自然灾害的因素,也有“浮夸风”的叠加影响。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不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同时,也在不断纠正左的错误。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制定了改革开放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去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当前,党中央正在全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讲述“粮食关”这段历史,是告诉人们千万要记住古谚语“一本二本,庄稼为本”,发展经济在任何情况任何时间都不能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千万要记住依靠科学种植、尊重自然规律、不误农时季节,是夺取粮食丰收的关键;千万要记住粮食是宝中之宝,无粮不稳,珍惜粮食!

后记:耄耋之年,仍忘不了这段历史,感觉讲述出来是一种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我以亲身经历讲述这段难忘的历史,只想人们记住粮食在任何时候都是宝中宝,愿“粮食关”历史永远不再重演。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周天林(四川省芦山县红星村人,1939年12月生,1980加入中国共产党,村文书)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