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家族借抗战之名

掠夺四川蚕丝业

胡平原

旧中国的四大家族,即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封建专制买办统治集团。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和陈立夫四大名门家族。抗战时期,四大家族假借抗战之名,极力加强官僚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地位,对四川的蚕丝业采取垄断手段,实施控制和掠夺,企图达到吞噬整个蚕丝业的目的。

四大家族代表人物: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果夫、陈立夫

四大家族垄断四川蚕丝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四大家族纷纷垄断川渝的蚕丝业。“财迷”孔祥熙系统的胃口更大,企图将四川丝业公司在内的全省蚕丝业全部吞噬。

蒋夫人宋美龄系统则采取缓和蚕食的瓜分手段,逐一吞噬。1938年,宋子文所属的中国银行向四川丝业公司投资三十九万九千六百元,企图以此入股后慢慢蚕食川渝蚕丝业。自1938年至1942年,宋子文连续担任该公司常任董事5年,培植力量,宋将自己的“心腹”钱新之、徐广迟安插为董事,叶琢堂担任监察。1939年,宋美龄所属新生活运动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利用特权将乐山等7个县划归该会作为改良蚕丝实验区,从而夺取了四川丝业公司在乐山等7个县的茧源和该公司所属第六丝厂。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勃勃野心,引起地方实力派的拚命反对,双方进行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这场剧烈斗争,实际上是国民党中央与地方矛盾在经济领域中的真实写照。1940年,张群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经他多方斡旋,才促使四大家族与地方实力派达成“协议谅解”,实行利益均沾。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投资四川丝业公司的资金逐年增加。1941年最高占38.98%,1940年至1944年,张群连任四川丝业公司董事长5年,实质上是为缓和官僚资本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尖锐矛盾。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一方面打入四川丝业公司分享厚利,另一方面着手控制掠夺四川土茧土丝,因此随后又垄断全省茧丝市场,从中牟取暴利。

抗战初期,四大家族中,蒋介石设立了中央银行,宋子文设立中国银行,孔祥熙设立交通银行,陈果夫、陈立夫设立农业银行,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作为国民政府集中的金融机构。蒋介石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大权。孔祥熙任国民党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直接控制着四大银行,还设立了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形成四行两局的格局,打着孔氏家族的旗号先后创办、接收了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四明银行、山西裕华银行、祥记商行、庆记商行等。虽然说是有四大家族,但是银行是掌握在财政部手中的,中国银行原董事长叫张嘉敖,孔祥熙任中央银行总裁。1942年7月,国民政府又规定全国货币的发行都集中统一于中央。从而一步一步地加强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全国金融业中的垄断地位。

抗战期间,四行存款数额在四年中增加6倍,是各银行中增长最快的。在全部银行存款中,四行的存款占到了80%至90%,而战前的1936年只占59%。官僚资本在商业方面形成了正式公开的垄断。前述专卖事业管理局、贸易委员会、物资局等机构的成立及专卖、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是官僚资本实现商业垄断的重大措施。四大家族是最大的高利贷主。根据15个省的调查,在农民借款来源中,受四大家族直接间接操纵的银行、合作社、合作金库所占比重显示:1938年为26%,1940年为38%,1942为59%,1944年为25%。

抗战期间,全国内外销售的生丝,绝大部分都出自四川省。当时国民党统治区进出口很不平衡,必须大量出口生丝以缓和矛盾。于是,四大家族利用他们所控制的贸易委员会乘机大发国难横财,支使四川省主席王瓒绪,以四川省政府名义成立了所谓“土茧土丝管理委员会”,并于1939年3月15日发布《四川省土茧土丝管理大纲》(草案),其中规定:由省政府与贸易委员会商定土茧土丝的中心价格按通称官价,并由省政府予以公布。各县、区土茧土丝产销合作社,由各该地之丝茧蚕农组织,并呈报土茧土丝管理委员会核准举办下列业务:1.遵照土茧土丝管理委员会规定茧价收买土茧,缥制土丝;2.缥制之丝,按规定丝价售给土茧土丝管理委员会。严禁合作社及缥丝蚕农售丝给管理委员会以外的组织及个人,即蚕农自缥之丝准备加工织绸者,亦须向土茧土丝管理委员会登记。管理委员会收购之丝,甲、售给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输出。乙、供给省内外丝商销及内地绸厂作原料之用。无证转运土丝者,得勒令卖给土茧土丝管理委员会,并分别酌情议处。

从上述几条内容不难看出,贸易委员会借“土茧土丝管理委员会”这块招牌,以“土茧土丝中心价格”(即贸易委员会订的官价),通过各县区土茧土丝产销合作社,垄断全省土茧土丝的产销和运输。这一垄断产生了不良恶果。

首先,贸易委员会规定的茧价低于生产成本。1939年4月23日公布每公斤茧价,一等八角五分,二等八角一分,三等七角七分,四等七角三分,五等六角五分。这样即全部均以低价收入蚕茧,使蚕农吃亏。

接着,产生了不良事件。蚕农为了避免亏损,土茧大多拿到黑市出售。青神等县无茧上市,包商纷纷申请退包释息。土茧官价不合理,贸易委员会又拒绝调整,结果激起广大蚕农公愤,因此井研县发生了捣毁茧庄事件。

其次,被土茧土丝管理委员会排斥在外的土丝车坊、丝茧商贩,纷纷被迫停业,土丝工人相继失业,怨声载道。产销区三台县反对最为激烈,组成三台农工商请愿团,土茧土丝推荐代表唐威等28人分赴各方呼吁,反对垄断土茧土丝产供销。请愿团在呼吁书上写道:“自丝业公司垄断改良丝茧后,独家专利,众人向隅,半已沦为饿草。去岁犹有一部分土茧土丝,尚可免强经营。不幸今岁复由政府加以管理,一线生机全被剥夺,即属县工商失业人数已达十万之多,民怨沸腾……”川南各地土茧土丝产区工商界也有类似活动。

四大家族控制生丝市场

1942年初,国内市场丝价较外销丝价好,生丝大量内销。当年丝业公司获利730万元,为1941年利润150余万元的4倍多。这年英国驻华使馆为盟军购买华丝,孔系官僚资本便乘机垄断生丝市场,以收购外销丝为幌子,大量夺取生丝转手内销,牟取暴利。

1942年8月17日,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呈报行政院批准,“援用国家总动员法第五、六、七、八条之规定,由行政院通令全国,凡经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认为合于外销之生丝,一律由复兴商业公司(贸委会所属)按照生丝成本与适当利润,予以征购,并禁止该项生丝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由此拉开了垄断生丝市场的序幕。

1943年3月23日,财政部呈准行政院正式公布《全国生丝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其主要内容为第一条,生丝为政府统购统销货物,全国所产内外销改良丝及土丝之收购运销事宜,由财政部责成贸易委员会所属复兴商业公司统一办理。第三条,贸易委员会设置生丝评价委员会,具体办理外销及改良丝及土丝收购价格之评定事宜。第四条,凡自统制区域(国统区)运出内外销改良丝或土丝在一担以上者,须领用贸易委员会内地转运证。无论统制区域或非统制区域,其运往接近海岸线须向贸易委员会请领财政部内销特许证,其出口外销,应由复兴商业公司领凭财政部准运单报运出口。

这样规定以来,在国际市场上经营生丝贸易的商贩、车坊与民办丝厂、丝织机户与机房、丝业公司与乐山蚕丝实验区都受到严重影响。“油水”在国内市场,于是四大家族与地方实力派之间展开了争夺内销生丝特权的斗争。四川丝业公司找总经理张群撑腰,四川省建设厅厅长胡子昂、知名人士罗承烈也出面与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进言,指出川南、川北农村,以养蚕缥丝织绸为其重要主活来源者众多,若利益剥夺过甚,将会酿成事变骚乱。又以辛亥年四川人民为争川汉铁路路权,各地同志军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朝的统治,应作为前车之鉴等说法,警告国民党当局,迫使让步。

宋美龄系统这时也反对孔系贸易委员会独霸市场。剧烈斗争结果,贸易委员会与四川省政府协商决定四川丝业公司所产内销丝准由该公司供成(成都)、渝(重庆)、阆(阆中)、台(三台)、顺(南充)五处机织用户,乐山区织户用丝由蚕丝实验区所制销丝供应。

贸易委员会独揽生丝外销大权的1943年,碰上欧美市场不景气,一向经手华丝的怡和洋行出价过低,成交不大。孔系邹玉林(贸易委员会副主任)、席德柄(复兴商业公司总经理)等,与云南出口商“茂恒仪四川绮连腾川丝厂老板暗中勾结,组织“泰记贸易行”,以“授权外销”名义,照官价承购复兴商业公司外销丝运销东南亚。出口生丝按国民党中央银行法定外汇率(美金一元合法币二十元)结汇,泰记贸易行因法币贬值,亏折成本约三分之一,但以生丝销售所得外汇转购的进口货,获利为成本的三四十倍,油水极大,秘密交易,四川地方实力派通过各种渠道,如法炮制也捞到巨额外快。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独家垄断的生丝外销特权,吸尽了四川广大蚕农的血汗,分享四川蚕丝业的“油水”。

1943年,因贸易委员会规定的茧价过低,蚕农拒绝按官价出售给受权购茧的四川丝业公司与乐山蚕丝实验区。因而内销生丝市场旺盛,茧丝商贩纷纷在自由市场高价收购,茧市出现两个市场。蚕茧官价与自由市价差距甚大,官价过低,大量蚕茧流入自由市场,贸易委员会急忙通过四川省政府于1943年6月25日公布《四川省政府核发购买土茧许可证规则》,规定经营土茧土丝之丝商:1.须先请领购买土茧许可证;2.凡领得许可证之丝商,必须以所收土茧缥制出口外销丝;3.该项外销丝由省府依生丝评价委员会评定之价格介绍与贸易委员会所属复兴商业公司。随后又通令“严禁蚕农自缥大车丝”。

以上规则与通令,又引起了土茧土丝全行业的反对,于是出现蚕农砍伐桑树发誓不再养蚕,或群起殴打为虎作伥的地痞恶棍,推翻政策私办蚕庄的现象。遂宁等地闹得最厉害,迫使贸易委员会不得不让步。1945年10月10日,行政院协会被迫通过废除战时统制法令,并公布废除《全国生丝统一统销暂行办法》的条例。

四大家族利用贷款控制生丝产销

四大家族除了利用政权制订控制和掠夺茧丝、垄断市场的法令外,还利用隶属他们的银行以货款控制蚕丝产销。

四川蚕丝企业一般资金有限,采购原料茧与工资大多需要借贷。而当时的放款单位几乎都是四大家族的金融机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个银行(之后又组成四行联合办事处)及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等,即所谓“国家行局”。国家行局以放款工矿企业利息低于私人银行为钓饵,控制贷款企业产供销,从中牟取特殊利润,接受国家行贷款。除预缴若干成“垫头”、按期付息和以实物为抵押贷款外,还得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缎丝行业有稽核驻厂监督,按贷款比例收购生丝和规定制生丝品级成数,出口按法定外汇率结汇。稽核驻厂监督是四大家族直接控制企业的重要手段。

按国家行局规定,凡是贷款的缎丝企业,都必须接受行局派驻稽核的条件。驻厂稽核权力之大,简直就像“太上皇”。稽核“超然行使职权,不受所驻机关(单位)之干涉”,企业“及其所属机关(单位)之传票、账册、表报、档案,稽核人员得随时调阅,遇有查询,负责人员应详尽答复”。这样的监督显然是束缚着企业的“手脚”,不仅一般民办丝厂受不了这种束缚,就连四川丝业公司也尽力摆脱这种约束。1944年,建设厅何北衡曾代四川丝业公司专函省银行董事长潘昌献,拟贷内销丝生产资金,在信中就道出了原委。信中写道:“关于四川丝业公司业务进行,受其稽核制之束缚。今后业务是否改为本省银行接济……”

蚕 茧

四大家族金融系统通过贷款控制和掠夺生丝产销的具体手法是,按贷款成数收购生丝和限定结汇。国家行局收购生丝是按官价(低于市价,甚至低于成本)向贷款企业收购外销丝。外销丝销路好油水大时,严格按贷款成数全部收购,国际市场落价时就不收购。当时法币不断贬值,但是原定的美金1元折合法币20元的外汇率又长期不变。企业外销丝所得外汇按法定外汇率结售,实际等于替国家行局承担法币贬值的损失,而为四大家族金融系统用低价购进生丝提供了方便,因此四大家族利用贷款控制了生丝的产销。

四大家族给四川蚕丝业带来的影响

抗战前夕,即辛亥革命前后20年间,四川全省丝织品最高年产量约70万匹,被誉为四川丝织品“黄金时代”。20世纪30年代初,全省丝织品由陡落回升到年产约50万匹。本来在抗日战争期间对四川蚕丝业的发展十分有利,但由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垄断、掠夺,全省丝织品最高年产量不过20—30万匹,不仅“黄金时代”望尘莫及,就连30年初期水平也没有达到。全省生丝年产量抗战初期接近3万担,抗战后期减为18900担,四川省茧、丝、绸各业被四大家族掠夺后,几乎均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

孔祥熙豪宅之一

抗战期间,官僚资本在商业方面形成了正式的公开的垄断。前述专卖事业管理局、贸易委员会、物资局等机构的成立及专卖、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是官僚资本实现商业垄断的重大步骤。此外,原属孔家系统的农本局福生庄,后改组为花纱布管制局,统制着花纱布的贸易。以上这些官式机构,作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组成部分,假借抗战名义,全面垄断了国统区的国内外贸易。其间四大家族以私人名义设立了不少商业公司。譬如著名的有:孔家的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如宋家的有:中国棉业贸易公司、重庆中国国货公司、西宁兴业公司;陈家的有:华华绸缎公司、棉花运输公司等。这类公司既有政治特权,又有极大的金融势力,具有操纵市场的垄断地位,进而达到吞噬蚕丝业的目的。四大家族借抗战之名掠夺四川省蚕丝业,剥削了四川省广大蚕农的劳动成果,使蚕农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他们自己肥得“流油”,将掠夺来的财富大肆挥霍,修建多处豪宅,还将巨大金额存入美国银行。

在旧中国的农村,四大家族是最大的高利贷主。根据中国15个省的调查表明,在农民借款来源中,受四大家族直接间接操纵的银行、合作社、合作金库所占比重,1938年为26%,1940年为38%,1942年为59%,1944年为25%。1937年9月,国民政府设置了农产调整委员会,作为控制和垄断农业生产的机构。抗战时期,蚕丝、茶叶、猪鬃、桐油等由国民政府统购统销,在征购征借的措施下,大量的粮食纳入四大家族直接掌握之中。四大家族还直接占有大量农村土地,陈家的华西垦殖公司、蒋经国的新赣南国民经济建设公司都是这类机构。

旧中国四大家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劳动人民的最大剥削者,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极大障碍。由于官僚资本残酷剥削所激起的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是中国革命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参考资料:《重庆党史资料》第34辑)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胡平原(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重庆市中共党史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纪实文学学会会员,重庆市巴南区委党史研究室《口述巴南党史》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