犍为的保路运动

20世纪初,犍为人民和四川人民一起,为反对清政府丧权卖路,把铁路权送给帝国主义的行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这次运动帮助了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清政府,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新的一页。

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川总督锡良批准川汉铁路改归民办,其所需款项由人民自行筹集。犍为县筹集办法是随粮附征42%,这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四川人民由于深受“蜀道难”之苦,咬紧牙关,忍痛出资。从1905年至1911年的6年内,犍为人民共交纳白银十万零四千八百余两,全数解交省铁路公司。由于全省人民支持,四川省宜万段(宜宾至万县)铁路,在中国铁路专家詹天佑设计下开工,全川人民对铁路抱着很大希望。可是,清政府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为代表的买办阶级,想靠铁路借款以饱私囊,迎合清皇族内阁集权者心理,提出“铁路国有政策”。清政府于辛亥年(1911年),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用上谕宣布:凡以前经清政府批准由人民自行筹款修铁路的定案,一律取消,违者,以“抗旨”论(所谓“抗旨”就是“大逆不道”,按大清刑律是要杀头的)。

1902年,时任工部左侍郎的盛宣怀(图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清政府这个丧权卖路的政策,激怒了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四省人民。四省人民要求“诛卖国贼盛宣怀以谢天下”,并提出了“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响亮口号。这四省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坚决反对名为“国有”,实为把铁路权送给帝国主义的卖国政策。这股浪潮非常迅速地冲击到全国各地区,从城市到农村,从海滨至山区.人人都义愤填膺。四川更盛,连妇女、乞丐、寺庙里的和尚,都出钱修铁路和勇敢地参加保路斗争。

省以咨议局为反对“国有”的大本营,一面派代表进京交涉,并电请各军官援助。当时四川人民尤为激昂。经保路同志会发出“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两个口号。1911年8月24日,成都各界人民由罢课、罢市、抗捐等具体行动,抗议清政府的卖路卖国政策。这个运动有代表地主绅商利益的君主立宪派参加,因为这些人手中握有大量的铁路股票。铁路收归“国有”后,清政府规定原有股票款要打折扣发还或暂不发还,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利用人民火一般的爱国热情和力量,企图逼使清政府收回铁路国有的成命,以保他们的利益。但又害怕人民的行动超过他们的目的范围,使他们卷入旋涡,蒙受“造反”的罪名。因此,他们利用咨议局这个“民意机关”和保路同志会这个组织,大做文章,窃取了人民保路运动的领导权,要使这个运动按照他们的目的与计划来进行。在人民大示威的一天,他们指使商民在各人自己的门前供奉光绪帝的牌位并“举哀号哭”,目的就是要把这个运动与民主革命运动区分开来。另一层意思是:德宗光绪帝号,主张民办川汉铁路,今反之,即得罪先皇之意。

1907年,川汉铁路总公司发行的川汉铁路股票(图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四川总督赵尔丰,成都将军玉昆,看见人民声势如此浩大,也联合电请清政府维持民办原案。清政府正想找一个地方来“开刀”,除了照例地严旨申斥外,还命令他们强加反对“铁路国有政策”的人一顶“乱民”的帽子,准其“格杀勿论”。还怕这两人屠杀勇气不足,又派自告奋勇的满族大臣端方,为川粤汉铁路督办。叫他在路过湖北时,抽调一部分新军带到四川去“格杀乱民”。

成都各界人民推举代表到总督衙门请愿,阻止端方带兵入川。赵尔丰碰了皇帝的大钉子,正在气头上,而且他必须找一个机会向人民开刀,才能挽回清政府对他的信任。因此,设计诱捕了保路代表蒲殿俊、罗伦、邓孝可、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等人。聚在门外的人民群众,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代表,不料因此激怒了赵尔丰,他竟然命令田征葵下令开抢,并调来骑兵向人群冲锋,死伤数十人。

赵尔丰对手无寸铁的人民进行疯狂屠杀,促使四川人民向武装起义方向发展,从而离开了和平请愿的轨道。四川同盟会领导了这一起义,同盟会会员吴玉章首先领导保路同志军在荣县起义,荣县是犍为邻县,对犍为影响极大。

吴玉章领导保路同志军在荣县起义(摄于2021年12月22日在荣县开展的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读书会现场,四川省地方志办 供图)

宣统三年辛亥(1911)七月,成都以蒲殿俊、罗伦为首成立保路同志会,成都人民进行罢课、罢市、抗捐活动。消息传到犍为,全城立即沸腾起来。

首先有城内的知识界李绍新、肖辰三、毕肇聪、李洛灵等倡导于农历七月十三日成立犍为县保路同志会,会所设在“万寿宫”。由李绍新等开会宣传讲演鼓动,人民极表同情支持。十四日这天,全城罢市,家家户户供上光绪皇帝牌位(旧志载,因民办川汉铁路,光绪帝主之,今反之,即得罪先皇之意),到处张贴“罢市争路告同胞书”。这是犍为初期和平请愿性质的保路情况。

七月十五日,咨议局局长蒲、罗等在成都被捕,赵尔丰屠杀群众,发生成都血案后,犍为人民从岷江河中收到大批的“水电报”(用木牌写上成都血案事,号召全川人民武装保路,木牌顺河流下,沿江各县均收到。旧志载,因官电局被看守,不能拍发) 这种“水电报”效果很好,每字每句都是激动人心的。犍为人民见“水电报”后,群情愤怒,随即组成两百多人的保路同志军,各乡各镇也普遍组成有数十人、数百人,乃至上千人的同志军队伍,很快就组织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保路大军,推选胡潭(号重义,清溪人)为这支大军的统领。

“水电报”(摄于荣县吴玉章故居陈列展, 四川省地方志办 供图)

同时,邻近各县的同志军队伍,在“进攻成都,杀死赵尔丰”的口号下,日夜兼程向成都开拔。路过犍为县的有雷波、马边、屏山、宜宾、荣县等地的同志军,每日进城不下一二十起,每起有数十至数百人不等。全县人民对同志友军非常热情,在北门外关帝庙内杀猪宰羊,烹茶煮洒,殷勤招待,表现出人民患难与共,同仇敌忾的精神。

犍为县保路同志军与各县同志军云集县城内外,遍布岷江两岸的村寨、平坝和山头连营十余里。人数有五六千之众,声势浩大。同志军成员大都是朴实的贫苦农民和一部分城市贫民、手工业工人。他们手拿刀、矛、牛角叉、锄头、棍棒,还在驻防地架起铁炮和用青杠树挖空的木炮等,反映了起义的群众性。同志军的这种气势,吓坏了犍为知县,他认为随时都有攻城起义的危险,急奏请派兵镇压。四川总督派出打红灯教有“功”的巡防军统领朱登五率军千余人,清一色九子抢装备赶到犍为,见同志军阵容严整,不敢贸然行事。便勾结绅商,施用缓兵之计,与城内同志军谈判:“约定城内驻巡防军,城外驻同志军,各不相挠。”老实幼稚的同志军竟然受骗,退驻城外。朱登五未用一兵一卒取得了军事上极为重要的城防。

巡防军入城,加紧在城内进行搜查,先派人收买一部分同志军中不纯的带队人,又派奸细纵火焚烧北门外凤凰山同志军的火药库,还用计分散驻扎在城西真武山一带的同志军。朱登五见时机成熟,便翻脸撕毁前约,分军两路,袭击风凰山的同志军。同志军无备,且火药发潮,牛儿炮不响,突然袭击,被清军打败,牺牲三百余人,俘数十人,均在凤凰山“鸟羊观”第一殿内惨遭杀害。

凤凰山一战,激起了同志军无比的愤怒,他们决心为死者报仇。第二天,各路同志军(包括宜宾、仁寿等县友军)齐集城外各山头,东面八角庙,南至宝乘寺,北到塘坝乡、石马关,连营二三十里,号角相闻,旌旗招展。同志军在城外日夜骂战,并向城内人民呐喊“城内好百姓、好同胞快出来,我们要烧城了”。城内人民没有几天用绳索吊出城外,去其大半。朱登五见同志军势大,又深得人民支持,整天龟缩城内,不敢应战。

同志军围城半月,因粮食不足,逐渐分散。当时,四川督府又调黔军统领董福开率军千余人从河东来犍为协助朱登五,董军到达下渡乡,烧民房数十间。当时派员渡河交涉,朱登五在城内见援军已至,欢迎入城,便四城出击,互有伤亡。同志军则占守宝乘寺,八角庙、石马关等地与朱军周旋,因战地分散,使朱军兵力分散.遭到挫败,弄得朱登五有时两三天收不回兵来。

九月,大关河同志军在李乐伦、李敬廷等人主持下成立。李乐伦是成都工业学校的学生代表,在成都听了罗伦痛哭流涕的演讲和朱山演讲到愤激时,一巴掌打破茶碗,鲜血染红半边衣服的情景,心情激动异常,决意回乡活动。李乐伦由成都回到宜宾原籍凤仪乡,逢场天就在市场上搭起板凳,站上去就讲,揭露清政府腐败无能,卖权辱国,夺路夺款,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每次听讲的百姓,怒形于色,磨拳擦掌,愤恨不可遏抑。李乐伦家住大关河中流岸边,对岸便是云南盐津县辖境。虽然偏僻,场址正当官马大道,“水电报”的消息很快传到场上。李乐伦联络场上好友李敬廷、李联华、李维国等人组织起义,成立了大关河太平新场同志军。不几天就集结了百多人,推举李敬廷为队长。李敬廷又去盐津县滩头场,联合了以彭九皋为首的二百多人,共同起义。彭队有快枪二十多支,李队全是大刀、矛子、土枪土炮。中秋节那天,队伍集中于太平新场出兵,向犍为的幺姑沱(今孝姑镇)开拔,等待其他队伍到齐合兵上成都,捉杀赵尔丰。大关河太平新场同志军沿途受到群众夹道欢迎,一日三餐,极为丰盛。当地百姓和一些老弱妇孺把茶汤、叶烟放在路边,任其取用。但同志军都能坚守纪律,不肯多取,当各路同志军有二三千汇集幺姑沱后,一致公推胡重义为首领,受其节制指挥。

犍为县城清军巡防营统领朱登五,见乐山已被同志军罗子舟部攻占,自己与宝乘寺八角庙、石马关等地的同志军周旋不清;胡重义又聚众幺姑沱,腹背受敌,很是不安。决定先发制人,率巡防军主力攻打幺姑沱胡部。

战事起于拂晓,朱登五率清军从幺姑沱后山,居高临下向同志军攻击。同志军发现清军后,在场傍江岸,背水列阵。胡重义指挥同志军分道还击,双方从朝到暮,奋战不已,打得相当激烈。同志军的土炮、牛儿炮轰然巨响,浓烟突起,向敌射击。这种土炮响声特大,很是吓人,但杀伤力不大,与朱登五的九子枪相战,老大不利。胡重义亲自督战,直至天黑才撤下来,一部分向岷江岸撤走,大部分顺流后撤。当日战况以李敬廷队最激。接战不久,向山上清军仰攻,仅有两支快枪十粒子弹,很快打光。后用土炮轰,火药弹皮打完,只靠刀矛杀敌,战至天黑,退到幺姑沱的断岩上,下临岷江河,走入死路。清军围上来,同志军靠大刀砍杀,用石块拳头砸,用口咬,简直杀红了眼,平民出身的彭维国说:“今天把这腔热血洒在这里,这身肉送在这里了。”当时李敬廷队长已牺牲,只剩下三十多人,仍与清军死战。终因寡不敌众,刀折矛断,石头打光,无法突围,被清军全部杀害于断岩上。未有死者,痛苦呻吟声为敌所闻,敌人打着火把前来搜索,逐一补刀,或以火烧伤口致死,残忍之状目不忍睹。胡重义退到幺姑沱对岸后,收整队伍,开往茨竹坪去了。

四川各县同志军分散的战斗,牵制了大量清军兵力,使成都和附近各州县的起义胜利发展。特别是新津战役的胜利,清政府闻之震惊,派端方调湖北新军入川,使武汉反革命武装削弱,是革命党人起义最好的机会。十月十日(农历八月十九日),胜利发动了武昌起义,取得成功。四川于十月十九日宣告独立,以大汉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纪年通令全省。命令到日,犍为知事谢汝霖逃遁,巡防军朱登五和董福开亦相继率队离去。各地同志军入县城,即打毁监狱,放出犯人,烧毁刑事案卷(因同志军被诬为匪类)。设立军政府,任军政、民政、财政各官。还用都督部长,统领司令。当时所谓“智识之士”,逃避一空。有人将犍为情况飞报嘉定知府李立元,这个李知府(字仁宇,贵阳人),在嘉定九峰书院得报后,即委派乐山铜河人王志仁(字怀爰)带兵到犍为当县长(时称为县司令官)。地方队伍奉到省的命令,进省补充军队去了。从此秩序始渐恢复。

辛亥革命中,四川保路同志会作出了巨大贡献。十月七日湖北宣布独立,各省响应,公推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国号大汉,建都南京,各省均组织军政府。清朝起用袁世凯督师。袁有当皇帝野心,清朝见人心瓦解,大势已去,乃退位。孙中山先生顾大局,同袁世凯议定国名为“中华民国”,宣布约法,“中华民国”遂诞生。据民国版《犍为县志》记载,十月初七日(阴历),清帝退位,电报传到四川,四川总督赵尔丰即释放其新拘绅士首领蒲殿俊,并交付给他政权,到十月十八日点给防陆两军恩饷,仓卒哗变。1911年12月22日(农历十一月初三晨),四川总督赵尔丰被人民处死于成都皇城明远楼侧,成都大乱,蒲殿俊下野,而陆军小学校长尹昌衡首先出来勘乱,组织政府,任都督。十一月十三日,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其窃取,改用阳历,以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定名双十节。

2021年12月22日在荣县开展的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读书会现场( 四川省地方志办 供图)

犍为同志军先后得知国家发生的变化和赵尔丰被杀的情况,他们在本地也打土豪,杀劣绅。城内同志军首先杀死魏伯阳、吴子恭,人民拍手称快。龙孔乡同志军攻打逃到“人和寨”的地主,并将金银首饰分给群众,深受群众拥护,称他们为“同志大王”,给同志军送水、送药、送粮,亲如一家。

“中华民国”成立后,犍为县内同志军不少人参加部队。犍为保路同志军首领胡谭当了团长,率部去了云南。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撰稿:四川省犍为县地方志办公室

供稿:中共乐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