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甘肃仕子

在富顺执政的那些事

刘 刚

甘肃古属雍州，地处黄河上游，其建省时间始于元代，以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两地的首字而命名。明代，因改省设司，甘肃与陕西合二为一。至清康熙五年（1666）时，陕甘分治，甘肃又重新建省。那时，甘肃的行政区域辽阔，辖境包括今甘肃、宁夏及新疆东部、青海东部和内蒙古西部。可是，受自然条件、经济状况、教育水平及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甘肃在历朝历代的科举人才总数偏少，与全国各省相比明显靠后。不过，从明代中期开始，甘肃就有仕子翻越高大巍峨的秦巴山脉，到川南富顺出仕为官，写下了一页页封建时代人员往来与人文交流的新篇章。

经查富顺旧志，明清两代来自甘肃地区职官有6人。其中，永昌举人赵鲲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任富顺县学训导，陇西县人李洤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任富顺县学教谕，中卫进士杨抡、秦州增生杨经纬、靖远举人杨得质、秦安拔贡孙海等4人均任清代富顺知县。他们在富顺的职位或低或高，任期或短或长，但都为富顺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今以杨抡、杨得质、孙海等三位知县为例，以展示这段跨越大西北与大西南的区域交往史。

乾隆朝知县杨抡·富顺文脉的传续者

杨抡，甘肃宁夏府中卫县人，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癸未科三甲第八十六名进士，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署富顺知县，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任金堂知县。

清道光《富顺县志•职官志》之杨抡

杨抡是清代中卫县的七名文进士之一，也是甘肃到川南富顺担任行政主官的第一人。在杨抡赴任富顺之际，正值清廷在川西开展第二次金川战役，庞大的军费开支及骡马粮草等军用物资需要包括富顺在内的众多州县共同分担。而富顺作为一个产盐大县和税赋重县，分摊自然偏多。如此一来，不仅财政开支大大增加，而且老百姓于正供之外还得加派民财民力，这势必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普通百姓的生产生活。

正因为这样，从发生第一次金川战役的乾隆十二年（1747），至杨抡任职富顺的乾隆三十八年（1773），26年间全县总共考中举人只有区区13人。倘若除开乾隆十三年（1748）中式戊辰科进士的李芝、晏玿2人，此间再无进士产生。这与素有“才子之乡”美誉的富顺极不相称，也让新上任的杨知县颇为忧心。为此，杨知县决定要狠抓教育教学工作。

当时，富顺的学校有县学、书院和义学之分，前两个属于官学系统，其办学地点在富顺文庙和城隍庙侧的江阳书院。而义学亦官亦民，主要为贫寒子弟提供读书机会，办学经费时有困难。杨知县了解情况后，一方面高度重视县学与书院的管理，另一方面也为义学发展增添措施。

据清道光《富顺县志•学校志》记载，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署县杨抡拨下洞寺（今自贡市贡井区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夏洞寺’，时属富顺县玉正乡上西路）田地一处入义学”，“每年拨收租谷二十石，载粮三钱五分。”这种置学田收取租资为义学筹集办学经费的举措，为富顺教育的振兴起到了实实在的推进作用。

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开考的甲午科乡试中，县人郭泳、周树斌考中文科举人，另一县人叶占魁考中武科举人。杨知县仅用一年就为富顺新增3名举人，可见他的一番努力没有白费。

除此以外，清道光《富顺县志•职官志》还高度赞扬了杨知县的执政风格——“为政宽猛交济，吏民畏（其威）怀（其德），一时有‘青天’之颂。”

道光朝知县杨得质·经典古籍的传承者

杨得质，号文泉，甘肃兰州府靖远县人，清嘉庆十三年（1808）戊辰科举人。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以知县分发四川候补，清道光三年（1823）首署安县知县，清道光十年（1830）再署安县知县，清道光十二年（1832）转署富顺知县。

《蜀典》书影（道光甲午年春安怀堂版）及杨得质撰序

在富顺知县任上，杨得质为官清廉，尽职尽责。但由于他的任职时间较短，大约仅一年光景，以至富顺旧志上鲜有其政绩记载。不过，他在这期间为《蜀典》重镌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蜀典》是一部非常具有史料价值的地方志书，由杨得质的甘肃同乡恩师、清代巨儒张澍在四川为官期间编撰。该典籍成书于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共12卷，从堪舆、人物、居寓、宦迹、故事、风俗、方言、器物、动植、著作、姓氏等11个方面，记载了巴蜀文化的起源、演变和发展，是嘉庆版《四川通志》的重要补充。

清道光十三年（1833），主政富顺的杨得质偶然间捧读张澍于15年前留下的自刻本《蜀典》时，“展牍流连”并深感其“文章之盛”，“仰承衣钵”的他觉得自己有将其发扬光大的责任。于是，他以“署富顺县事、安县知县、受业文泉杨得质”的身份，于八月初二日为《蜀典》重镌作序：“惟我介侯（张澍号介侯）老夫子《蜀典》一编，穷岁差之躔度，记山水之源流，辨物产之土宜，传耆旧之故实，若观火，若列眉，储储然，昈昈然……不又与陈寿之《耆旧传》、常璩之《华阳国志》先后媲美哉!”一篇八九百字的《蜀典序》，字里行间浸透着受业门生对恩师佳作的高度赞美。

清道光十四年（1834）春，《蜀典》在杨得质的推动下正式再版，即道光甲午年安怀堂版（此版现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同年，杨得质离开富顺赴峨边抚夷厅署理通判一职，不久又到金堂、大竹等县署任知县。尤其在金堂知县任上，杨得质又推动补刻成书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的《金堂县志》，并写下《补刻金堂县志书序》置于篇首，为巴蜀文化赓续传承再立新功，至今仍存有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杨得质补刻本。

清同治中，致仕归乡的杨得质继续发挥余热，受邀出任兰山书院（时属甘肃最大的省立书院，遗址在今兰州市三中）山长。

光绪朝知县孙海·书法艺术的传播者

孙海（1840—1901），字吟帆，另字云帆、云樵、举卿，号配山，甘肃秦州秦安（富顺旧志记作“通渭”）县人，清咸丰十一年（1861）选为拔贡（“五贡”之一），朝考以知县分发江苏，后因父母年老改任四川。清光绪元年（1875），孙海署任富顺知县。

据《孙氏家谱》记载，秦安孙氏为当地一望族，其先祖孙万乘于明万历年间由山西迁入。繁衍至第七八代时，家族先后出现文治武功之才，门庭逐渐显赫。其中，孙海的父亲孙振声工于文辞，长于书法，以优贡（“五贡”之一）候选训导，有“陇上三君”之称。孙海乃秦安孙氏第九代孙，自幼就受到书香门第的熏陶，加之天性聪颖好学，读书过人，故少时已名声在外。

孙海书法作品（来源于网络）

在富顺知县任上，孙海因写得一手好字而享誉一方，旧志载其“工书法，以魏碑名”，可见其功力确实了得。富顺人陈谷成先生在其《严逸耆与我的祖父》一文中就记载了一件与孙知县有关的书法趣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或更早，喜好魏碑的本县名士严逸耆到位于县城西门外的陈先生祖父家“怀远号”造访时，看见堂屋过道上挂有一副写着“业擅专门，词高载笔；辨雕春囿，德莹秋天”的木刻对联，顿时爱不释手。当看到落款人为“吟颿（同‘ 帆’）”时，严逸耆禁不住啧啧称赞。陈谷成先生后来才知道，“吟颿”即大名鼎鼎的光绪朝富顺知县孙海。陈先生在原文中是这样描述孙知县的：“这个知县，是一个有才学的人，也善书法，魏碑尤其写得好。祖父辈在堂屋挂上他写的对联，自是喜欢他的字，天天可以欣赏，时时可以揣摩。”看来，孙知县的书法在当时已深入寻常百姓家，其书法影响力甚至达到“获之者珍若拱壁”的程度，因此百度百科冠之以“清代书法家”的称谓可谓名副其实。据说，编修民国版《四川通志》和《富顺县志》的县人、晚清名士宋育仁早年在家读取功名时也曾向孙海拜师学书法。

光绪二年（1876），任职仅一年的孙海从富顺知县转任遂宁知县。到任后，当得知遂宁县已有近90年间未曾纂修县志时，他遍请方家，迅即启动修纂光绪版《遂宁县志》，最大限度地为遂宁保存了文脉。

此外，孙海还在遂宁编印了《训俗恒言》一书，意在敦化县人、移风易俗。不久，孙海升任直隶州知州。光绪二十七年（1901），孙海不幸卒于任上，年仅61岁。

其实，在避籍制度盛行的封建社会，像甘肃仕子这样跨越上千公里异地任职的情况并不鲜见。他们一生远离家乡，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有趣的是，明清以来，富顺也有10名仕子先后到甘肃地区交流任职，他们是合水知县彭德祖，临洮府推官何起晋、熊允震，临洮府同知温禧、宗柱国，华亭知县聂绍昌，礼县知县万世纬，金县知县郭廷光，镇原知县廖溥明，以及甘州卫武官陈新远等。他们带着“才子之乡”的荣誉与责任，在富顺与甘肃之间架起了一座座人文交往的桥梁，为探索多元一体的国家治理体系留下了一段段美丽的佳话。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刘 刚（四川省自贡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