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七中的学子
蔡坤一

1969年进校时校革委会发的校牌

昨天有同学因孩子获取双博士学位请客，于是聚起了一群亲密而叽叽喳喳的五六十年前的小学同学。小学附近就学，中学又逢划片整抬，邻居兼小学初中同学的我们，哪家的穷囧根底都历历在目。有两同学举起手机瞪大眼睛挨个询问：你是几排的？妳是几排的……原来他们在给尚未建微信群的七中初中同学建班群，今天的人们听不懂恐怕以为这批人都当过兵呢。那远去的年代浮上脑海。

四七九，成都市响当当的中学，尤以成都七中为甚。墨池书院子云洗笔，成都学堂先师伏案，我的外祖父前清举人邱光第，曾在成都外国语专科学校任训导主任，当过巴金的老师，先后任教于成都八所公学。我的两个哥哥，我的邻居学长都因考上成都七中而令人竖起大拇指钦羡不已。
1966年6月，正当中考的时刻，听川医的大喇叭里一遍遍播送“5.16通知”不知所云，一场灾难即将来临浑然不觉，只是缠着母亲要钱去买进考场的圆规、三角板，赶着到成都七中去看考场。忽然通知：“不考试了，停课闹革命。”从此生活滑向荒唐闹腾惨烈的岔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71年3月支边同学走后，一连混合班女生与老师摄于成都七中校门前

“文革”中耽误了宝贵的三年终于复课，1969年上半年，停滞在小学六年级、五年级、四年级的学生，全部就近分入联排建制的初中，我被分到成都七中，一连一排。而66、67、68届的高初中生们，在结束“红卫兵”身份后，一起“毕业”打包被下放到了农村。

沿着磨子桥农田小径闻着泥土香，顺校门口菜地旁拦着的竹篱笆，走进名震四方的七中。跨进校门时我本应初中毕业了，在军宣队的管控下，却从半军事化开始学习，成天在操场走步“一二一”。而彼时的学校，还处于“斗、批、改运动”中没有消停，解子光校长还在挨批斗，刘国璋老师被关在牛棚里。刘国璋老师”文革“初期还是个小伙子，在游行队伍中领呼口号：“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多次反复时突然错了位，马上沦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老三届学生批斗他时，学生用弹弓飞射一颗图钉，钉进了刘国璋老师的太阳穴。
所谓的学习是学工、学农、学军，文化课列为从属。课程设置改为“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取消，老师紧急编写油印简易教材。那浓郁的七里香长廊下，没了清晨读英语学生的身影，那爬满爬山虎的教学楼里，充斥着“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气息。学校没有了住校生，也不闻图书馆什么模样，只晓的军宣队高高在上，关押校长老师的牛棚设在某个隐秘位置。

送走军宣队又来了工宣队。每班派来一位东郊某信箱厂可信赖的、根正苗红的工人师傅，高于老师管理我们。各连各排均设有“大批判、小评论”专栏，专事批判资产阶级、封资修毒素，或批评各种小资产阶级行为。什么叫小资产阶级行为，到现在我都说不明白，只记的小学二三年级时，邻居兼学友刘莉穿了双黑灯芯绒的绣花鞋，被老师批评为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那专栏上常有我的“小评论”文章，哪些是“私字一闪念”，迟到了几分钟，男生女生相互多看了几眼，穿小管裤留长发，都在评论批判之列。被称为操哥操妹者通行穿小管裤，眉心上点一紫药水圆点，凭此标记在路灯下聚集，成群结队扯眼球，有的“扇盒盒”（追女朋友），有的打架斗殴，大约是对那时“男女授受不亲”以及千篇一律的蓝灰色服装的反叛，和对轰轰烈烈运动的厌倦吧。

我班工宣队师傅对教育“操哥操妹”尤其是对教育“操妹”上心，每每叫漂亮女生放学到他寝室谈心，这事引起女同学们公愤。咸猪手被调回厂，换了个师傅来。

读初中时的物理化学生物课教材

七中主楼在“文革”武斗中被烧毁一角，办公楼内的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生物标本、教具等毁于一旦。进校时经修葺、刷白的一角与烧黑的部分，见证了那段各派“红卫兵”“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党中央”的历史。在学校里，我们上课可以随便走动，可以睡大觉，甚至在乒乓球桌前厮杀不进教室。老师不布置作业，也不考试。十几岁的娃儿最是好记性时，《老三篇》倒背如流的。数学仅仅学到解一元二次方程的公式到现在还记的，英语从第一课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到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总共学了13课。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简称“工基”“农基”，强调“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和“理论联系实际”，每道题目首先一段毛泽东语录打头，接后问题为生产队需施肥多少，高炉需要多少煤炭生铁一类，浅显的课程代替了物理化学。

班上同学分男女界限相互之间不说话，但16岁的年龄，怎不互相注意。有男生长的高大一点又家住七中旁边的科分院，较大多数营养不良发育迟缓的男生显的“亭亭玉立”，是一些女同学感兴趣的对象。背地里封了个外号叫“某大怪”，有点骚扰女生的嫌疑。多年后学友聚会感觉该“大怪”不仅不怪，还有点羞涩斯文呢。

数学教材

年轻人灌不饱，没有课外书籍可看，将禁书《红与黑》等带到学校上课公然翻看。老师们心知肚明，正当年的学生们，应当对世界灿烂文化有所了解，带着默许甚至鼓励的眼神看着课堂上看小说的学生，不由说起自己也看过哪些名著。眉宇稍打开时，忽然话锋一转正色道：“希望同学们带着批判的眼光看这些书籍。”原来工宣队靳师傅正站在教室门口。这些书籍被贴上“封资修”标签明令该收缴的，老师们冒着危险网开一面，可稍不留神自己作为“臭老九”也遭批判。

全连批判《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歌词和《少女的心》手抄本时，这些文字却在同学们手中疯狂传抄。

三瓦窑附近的7322厂对外称白药厂，实际造枪，我们在那里“学工”，跟着工人师傅学做钳工活。穿上蓝工装戴上蓝工帽是我不大敢想的愿望，曾经在分来读书前，战战兢兢找过小学班主任老师，弱弱地问：“老师能不能分我工作？”眼泪早已包在眼眶里而且面红耳赤。在我16岁那个年纪，最大的困难是饭碗，我急需自食其力。可老师说这是严格按年龄分配，只有超过年龄（简称超龄生）的学生能分工作或下乡——小学生也是知识青年。又有多少超龄生羡慕我们分去读书，到堂堂七中坐在教室里。出生前后相差几个月，就派生出如此不同的命运，几十年后回头看，不管我们这批人进没进中学，都是被耽误的一代。

厂里铃声一响，穿蓝工装的工人师傅从宿舍区乌泱泱出来，脸上明晃晃印着“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骄傲，进到有人站岗军事化管理的厂区，走进明亮高大的车间。我们端起锉刀在虎钳前学招式，没有明确任务完全给师傅增加负担，师傅还好，耐着性子教我们，这是政治任务。学生盼望的就是听铃声端碗去食堂打饭，这是美滋滋的全新体验。热气腾腾的白米饭和可供选择的蔬菜转眼倒进搪瓷碗，哪需像往常放学回屋揭开蜂窝煤十二个孔盖，慢悠悠熬一点难吃但果腹的吃食。这样走进国营工厂犹如进入保险箱，由此一生衣食有了保障，真令人羡慕啊！当然这也是一眼望穿的一生。多少年后，做过临时工拉过架架车，当过知青坐过牢房回城的丈夫，不断说起当年他十分羡慕一个不起眼的同学，分去响当当的成都量具刃具厂，直到退休，几十年时间就在同一车间车床上干，机床换过一次，旧的给了徒弟。进这厂的查祖宗三代，我黑五类出身，军工厂对我遥不可及。

在龙泉乡美满大队美满小队，我们住进农民家里参加“红五月”抢收抢种“学农”。吃新麦子面疙瘩稀饭很是清香，加上一节节没有剔骨的黄鳝端上桌作为荤菜招待我们。晚上就社员家泥土地铺以稻草草席便睡，清早起来背上密密麻麻满布红疙瘩，奇痒难忍。刘莉给我擦药，药棉签不带劲，碘酒直接往背上倒。

马同学如厕时把红旗杂志封面背面作手纸，犯了大忌，当时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送回校批斗。我拾人牙慧又派上用场，站到台上念批判文章。多年以后我向这位同学道歉，说自己上台批判过他，自己出身不好还给同学上纲上线。他说忘了此事，我说我忘不了。这个道歉是消除心理负担、解救自己。

学农后又到学校在山泉铺的“学工学农学军基地”，也叫“抗大”去学习。去就别有风采——拉练，背着被盖和脸盆等徒步走，整整走了一天，几个大坡落下了很多同学。到了驻地，眼见红砖空房子立山坡上，四面冷风吹拂，一览龙泉山干黄的土地。由于“以粮为纲”，那时龙泉没有果树与桃花。顿顿吃红锅菜腌萝卜粒下饭，吃的吐清口水，打冷水洗脸、冲澡。

教室里无桌椅，学生们坐石头上、膝盖为桌听课。被打倒的解子光校长来教英语，The best weapon is Maozedong thought——最好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他那厚重的嗓音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回响，显的格外坚硬，不知道1953年即任校长的他那时心中的感触。

半夜忽然哨声凌厉，学生们全都手忙脚乱爬起床参加演习，正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贯彻时。敌情是空袭投下了“衣服扣背上的特务”，还有特务隐藏的反动宣传单。睡的迷迷糊糊的同学们紧急起床，沿着田坎，打起手电急行军半个多小时，高一脚矮一脚搜寻特务踪迹。有同学眼尖拾起丢草里的纸条，和抓到反穿衣服的体育老师徐大鼻子，终于松了一口气，回住处旧梦重温。

宣布一个月“抗大”学习结束，集合在坝子里的同学们雀跃欢呼，七嘴八舌兴奋地说：“啊，我回家要我妈炒回锅肉。”“我回家先洗一个热水澡。”“我回家——我回家——”立在那里的我，耳朵里只听见“我回家”。我回家，家里破家具上一层灰，我回家蜂窝煤炉子冰冷，我回家形单影只就我一人。要有多大定力才能不动声色地站在她们中间？要有多大毅力才能把快滚出眼窝的泪水咽回肚皮？

男同学组织《横空出世》自学小组学习《毛泽东选集》

男同学还组织《横空出世》自学小组学习《毛泽东选集》。“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的周天寒彻。”十六七岁的年龄，营养缺乏衣衫单薄的他们，前路不明却目光炯炯豪气冲天。

两年的初中课上的少，我们经常上街去欢呼，哪怕半夜三更。花了几十天时间准备“九大”召开时，到人民南路广场庆祝、造型摆字摆花。教音乐的张碧珍老师声音又脆又亮中气十足，天天教唱：“盼九大迎九大，翻身农奴心里飞出红彩霞，那不是彩霞那不是彩霞，那是万道彩虹天上挂。”现在偶尔哼歌，红色革命歌曲冲口而出，浸进骨髓的东西下意识间冒出来。儿子说：“妈，你能不能唱点别的？”

是日全部穿上绿军装，扎上武装带，列队到人民南路广场上坐等，广场上黑压压坐满了学生。经数个小时待到半夜，广播里传出“九大”召开的消息，我们一齐向着坐在主席台的省革委领导欢呼，然后摆弄花环作各种造型，最后沿街游行欢呼，经过主席台高呼口号，天将明才回家。

生活费靠大哥寄给和亲戚接济，新南门老屋里形影相吊只我一人，每天游动于龇牙咧嘴的破家具和四周粘滞的空气、以及周围或同情或监视的目光中，盯着墙壁看打死的胖母蚊子一团团血迹。那些血迹由红变污由污变黑，墙上斑驳污渍中幻化出一个个正面或侧面人头像。

在荣县石油筑路处做临工的大哥，1970年下半年却回家了。原来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他被揭发出参与文学爱好者集会，写出的诗“不满”“反动”，开除了临时工队伍，家中断了唯一的经济来源。

为了挣生活费，通过五姨妈介绍接的活，钩棉线洗脸盆网兜和婴儿软鞋，每个（每双）可挣一角钱手工费。讲台上老师念念有词，我在下面望着老师似乎在听，手上却忙碌着钩织品，左右看一看，同学们也大都在听望天书。
家中经历“文革”灭顶之灾后，念初中时我成天一声不吭，许多同学老师都不认的，像的了自闭症。幸的同学老师好心，记的常到刘同学、钟同学家去吃饭，赵同学还陪同我到工学院姑母处去要钱。

一天，班主任刘隆惠老师把我喊到办公室，说给我申请了每月5元的助学金，时间不长。因为这个助学金更使我心中惴惴不安，自尊心和面子观念极强的我，从没向老师提出过这请求。拿着那沉甸甸的5元钱，我感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默默温情。

这批人的出路还是和老三届学生一样：“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班上公开暗地里去当兵的，进文艺团体的，教室里同学一个个在减少。一天，家住7237部队操一口普通话，后转学来的黄小华同学来了。几天不见只见她穿军装戴军帽坐教室正中，被女同学们团团围住。一张喜气的脸，军帽上红星闪闪，犹如戴着皇冠一般。
听动员，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去支援边疆，我校首批。啊，边陲“头顶菠萝脚踩香蕉”，还“穿军装，发人民币”，同学们热情高涨，暗合心中的浪漫与实惠，纷纷写申请。生怕够不上格的非红五类子女，还学电影中的江姐咬破手指头写血书。有的甚至反复申请多达六、七次表示决心，终于班上优秀的14名男生与6名女生榜上有名入选。

档案袋里的1971年居委会主任提供的政审材料

我也腻腻迟迟写了申请，知道恐不能批准。多年后因为需要父母死亡证明查档案，才看到1971年因为支边，居委会主任提供的对我的政审材料。不仅我的家庭对社会不满，而且我“对下农村的表现也很不好，一直反对下农村”。我那个年纪哪能主动反对上山下乡，光这个帽子就足以让我坐牢。当我老三届姐姐被催逼下乡时，我还没满16岁。我姐提出照顾还在读书的我申请缓下乡，居委会不仅不予批准，还几乎天天来一拨人动员，惊扰的四邻不安，户口簿也被哄走。居民上要我姐带我一同下乡，户口下了，公房收回，作为城镇居民中被揪斗、清理对象全家到农村。“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作为城镇居民全家下乡就再也调不回城，回成都再也没有家了，她们来动员时，我当然没有好脸色，于是一纸材料褫夺我支边的资格。其实我还是希望能去当解放军拿工资的，有了这张政审单，我恐怕写十次血书也不会被批准。

去支边的同学写信来了。头一封信十分兴奋一路高歌，第二封就随着颠簸与荒蛮开始哭泣，五天才达目的地，现割草搭棚方有睡处，清花亮水的盐巴汤就饭，哪有什么军营的影子！

支边同学走后，剩下的学生按连组成混合排。一天走进一连混合排教室，见同学们一堆堆站在讲台边交头接耳，既紧张又神秘。凑过去听后大吃一惊，原来林副主席（林彪）外逃摔死，党校工作的同学家长已听了传达。不是吧？咋会呢？这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令我顿时感到周围天昏地黑，呆笨头脑长时间转不过弯来。

1972年1月，天寒地冻。我背上被卷拿上知青缸坐上大卡车，离别雾蒙蒙阴沉沉的成都，去往天全县插队落户当农民。

别了，七中，别了，故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啊啊……”人生开启了另一段艰难时光。

如今的成都七中校门

附记：2019年3月是成都七中1969级学生进校50周年。石家骏老师提议，学校于4月20日举行三个连15个排老师同学参与的50周年回母校纪念活动，同时发校徽给这批学生，以示对这批庶出学生的认归。特发此文怀念学校，祭奠青春，感谢老师和筹备组同学以及帮助过我的学友！

来源：行脚成都（“方志四川”发布时有删改）

作者：蔡坤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