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御览》引东汉刘熙作的书《释名》解释锦：“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而有“织锦之母”的蜀锦自汉唐就被列为贡品，亦是朝廷对百官贵戚的赏赐品。成都“锦城”“锦官城”美名也源自蜀锦，从汉至三国时期，蜀锦都是王公贵族才能消费得起的产品，一般家庭望尘莫及。
自然，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央集权封建王朝，普通人用不起的“其价如金”的蜀锦，对吃穿用度讲究的帝王家来说，不过是珍贵布匹当中的一类。
“崇尚虚浮”（引明末清初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不然，则崇尚虚浮，逃于得失之外以免害，则阮籍、王衍、乐广之流是已。”）的前蜀后主王衍，就曾利用蜀锦作球场的围栏屏障，以防止球体废除场外，往往设在较远的地方所以外人不知道，为抑制、降低运动产生的大量汗液产生臭味，还命人昼夜不停地点着降真香之类的名贵诸香。据《资治通鉴》书言：“蜀主常列锦步障，击球其中，远适而外人不知，爇诸香，昼夜不绝。”《五国故事》也记：“衍即伪位，荒淫酒色，出入无度。尝以缯彩数万段，结为彩楼……又好击鞠，常引二锦障以翼之，往往至于街市，衍为步障所蔽而亦不知，乃齐东昏高障之类也。”
据考证，王衍钟情的球类运动是马球运动。
关于马球的起源，学界目前尚无定论，比较广泛的观点是马球起源于波斯，隋唐时流行于粟特诸国和吐蕃，唐初传入中原，唐中宗、唐穆宗及曾入蜀避乱的唐玄宗、唐僖宗等，都十分喜爱这项运动。 唐穆宗在位时，成都官员杜员颖还曾用蜀锦制作的球服作为贡品进献朝廷。《唐书·敬宗本纪》载：“长庆四年（824年）四月，西川节度使杜员颖进球衣伍百。”到唐僖宗入蜀，成都已修有比较专业的球场。按《资治通鉴》载，球场在乾符二年（875）已在修建中，文言天平军在镇压成都突将变乱时，“至城北，时方修球场，役者数百人”。为避黄巢之乱僖宗于881年仓皇出逃到成都，此时球场已建好投用。他极爱这项运动，连护他入蜀的剑南节度使和山南道节度使都是通过打马球决胜负的方式选拔任命的，所以在蜀中的4年，他多次在城北的球场打球。王建（王衍的父亲）建立前蜀政权后，曾“改球场门为神武门，球场厅为神武殿”，这在《蜀梼杌》有记。 唐宋时期，正是成都游乐之风盛行的黄金期，百姓们眼瞅着帝王打球打得兴起，自己也想尝试，奈何唐朝时马匹是非常珍贵的军事装备，民间也只有贵族才会养马，而且打马球需要比较大的场地供马儿跑开，所以中晚唐时期马球先演变成更为廉价的驴鞠，后逐渐演化成徒步杖击的步打球，而后又变成更为经济的捶丸。
通过这一演化，这一曾只流行于上层社会的贵族运动在蜀中民间传播，衍生出形制差不多的击球运动。捶丸与马球和步打球的主要区别，即由球洞替代球门，且捶丸不用马。王衍之后，孟知祥镇守成都就看到蜀中百姓击球“一棒便入湖子者，谓之猛入”（引《挥麈后录》），文中“湖子”即指“球穴”。成都地区出土的大量陶质、瓷质、木质和石质捶丸，特别是出土于唐代地层的数量不菲的带凹点的木质捶丸和绞胎捶丸，正是捶丸活动唐时在成都十分流行的证据。
孟知祥在位时间仅7个月，史海对其是否钟爱马球运动暂未找到相关记载，但对孟知祥的儿子孟昶爱好打马球之事却是有明确文录的。《新五代史》有记，孟昶“好打球走马”，《十国春秋》记他“酷好击球驰骋，虽盛暑不已”，《宋史》也介绍说“昶好击球，虽盛暑不已。”从孟昶爱妃花蕊夫人的《宫词》中也能一瞥宫廷内马球竞赛的画面，词曰：“殿前宫女总纤腰，初学乘骑怯又娇。上得马来才欲走，几回抛鞚抱鞍桥。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认，遍遍长赢第一筹。”大意是说，当时的殿前宫女都能沐圣恩从骑马练习开始，学习打马球，有时孟昶还会亲自教她们，每每比赛，内侍还有意将被孟昶宠爱的宫女列为第一。 唐朝之后，捶丸也在帝王贵族间流行起来。《丸经》载：“至宋徽宗、金章宗，皆爱捶丸”。明宣宗朱瞻基也雅好此道，故宫博物院所藏明代《朱瞻基行乐图》长卷，就有朱瞻基执棒捶丸的情形。明朝杜堇所绘《仕女图》（上海博物馆藏）也能看到一袭华服的妇女们聚在花园捶丸的画面。
《蕉荫击球图》
串联起这一段历史再看马球运动、捶丸运动，不难看出，它的生命周期自唐始，至明时仍盛行。除前文所列帝王、妇女击球图，此外还有南宋《蕉荫击球图》（故宫博物馆藏）所见孩童持棍击球，可见这项运动普及人群范围极广，已发展为男女、少儿皆宜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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