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镇“彩虹桥”。 向阳镇人民政府 供图

向阳公社政社分工试点调查成为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材料。 向阳镇人民政府 供图

向阳镇今昔对比。向阳镇人民政府供图

蹲点点位

广汉市向阳镇

历史评价

1979年9月，广汉县委在向阳公社进行政、社工作分开试点，得到省委肯定。1980年5月，广汉县委在向阳公社进行人民公社体制改革试点；9月，摘下“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牌子，挂上“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牌子。向阳乡成为全国最早改变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的体制，实行党政分工、政企分开新体制的乡。向阳公社作为农村管理体制改革的先行者，为确立农村基层政权新体制提供了新鲜实践和宝贵经验。

近日，记者来到广汉市向阳镇，只见全长120米、修建于1993年的向阳“彩虹桥”横跨青白江两岸，桥上标志性的“中国第一乡”五个大字遒劲有力。而在“中国第一乡”上方，今年还增设了崭新的建党百年庆祝活动标识。

1980年9月，向阳公社在全国率先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换上“乡人民政府”的牌子，从人民公社变为实行党政分工、政企分开体制的乡。这一改革随之在全国推开，由此确立了我国农村基层政权新体制。

就是这敢为人先的“摘”，成就了向阳“中国第一乡”的美名。

□周玉琴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如波 宋开文

大胆改革 为“摘牌”打下经济基础

80岁的广汉市民周继模曾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农村改革的亲历者、见证者之一。

从1971年4月到1982年10月，周继模在向阳工作了11年零6个月。人民公社时期，他曾任向阳公社武装部部长；乡政府成立后，他相继担任副乡长和乡长，见证了向阳从“一大二公”到党政分工、政企分开的历程。

人民公社时期的向阳，在广汉属于“差等生”。当时有首顺口溜：有女莫嫁向阳郎，吃的稀饭浪打浪，住的草房笆笆门，走的泥路弯又长。在周继模的印象中，整个场镇“只有一条200多米长的土路，除了少量的饭馆、缝纫店、中药店、旅馆、供销社门市、菜市场，就是居民的住房。”

直到1974年叶文志任向阳公社党委书记，情况才开始发生改变。叶文志到任后，一手解决向阳百姓的吃饭问题，一手调动农民积极性。1979年，向阳公社为国家贡献480万斤粮食，人均达385斤，相比1976年增长67.5%。

叶文志在向阳，不仅农业包产搞得好，社队企业也搞得好。当时，广汉的社队企业附属于公社和大队，普遍存在组织领导乱、财务开支乱、人事安排乱等问题。加之社队企业的经营收益不与职工的劳动挂钩，更同生产队和广大社员不沾边，所以生产队和广大社员对社队企业漠不关心。

经过大刀阔斧的社队企业改革，向阳公社建起年产8000吨铁的炼铁厂、年产1400万匹砖的砖瓦厂，还有酒厂、农机厂等14家社队企业，务工社员上千人。从1976年到1979年，短短3年里，向阳公社社员存款大幅增加，一些“冒尖户”甚至置办了“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

率先“摘牌” 带动经济社会发展

经济基础打下了，对于向阳而言，上层建筑亟须变革。

1979年，广汉县委在向阳试点，采取领导权集中，财务、资金、物资集中，干部和人力集中，并成立向阳公社农工商联合公司，担负公社经济发展的指导、协调任务。

当年9月初，在广汉县委的指导下，向阳公社把16名公社干部划分成行政、农副业和社队企业三个班子。原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在生前口述中，用“各负其责，统一领导”八个字对此进行概括。

1980年3月30日，四川省委在成都召开会议，听取广汉汇报，对广汉和向阳公社的改革表示支持和赞同。第二天，广汉县委召开常委会传达精神，与会同志讨论并最终决定“不要公社了，今后就叫乡政府，和经济组织分开。”

这一年9月，经广汉县委同意，向阳摘下“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牌子，换上“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牌子，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人民公社的地方。这就是向阳“中国第一乡”或“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称呼的由来。

一“摘”一“挂”，周继模心里最初其实没有底：“人民公社”变回“乡政府”，是不是又“倒退了回去”？不过他又想：如果真的错了，“大不了又改回来”。

没多久，周继模便尝到了这一变化的甜头。“换牌之后，工作更加单纯了。”他举例，人民公社时期，晚上开会是常态，不在村上开，就在合作社开，听取生产进度、生产质量等汇报，布置第二天的生产任务。“乡政府挂牌后，干部各司其职，反而不太加班了。”

“新的管理体制适应了经济发展。”原广汉市委党史研究室相关负责人说，这一系列改革，打破“以粮为纲”的局面，促进了农工商融合发展，带动了乡镇企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