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与四川的缘分从爱情开始

雷文景

“朱光潜先生爱上了四川妹子，爱上了成都的花以及成都的美酒，他的蜀中之行本该是逍遥惬意的，却不意卷入了一场与专制斗争的学潮，因此，他的内心同时盛满了抗争与逍遥。”

与川妹子相遇上海 情定巴黎

1916年，安徽桐城人朱光潜20岁，刚从中学毕业。已接触了新思想、新文化的朱光潜隐隐觉出“天虽好，却不合时宜”。不过，另一件事却更让他感到恼火而沮丧。就在那一年，从小教授他如何做桐城派文章的父亲，给他安排了一桩媒妁之言的婚姻。他没有感觉、没有爱的冲动，只是迫于父亲与祖父的压力，最终无奈屈从。不过，这位后来名扬中国的美学家，他骨子里面的浪漫情愫却并没有溃败，或许他的内心深处，还在时时地窥视着抗争的契机。

1923年，从香港大学毕业的朱光潜应聘到设在上海的中国公学中学部做了一名英语教师。学生当中，有一位叫奚今吾的女同学引起了朱光潜的注意，这位来自四川南充的妹子刻苦好学，英文成绩尤其突出，课堂上每每“发音准确，语词流利”。平日里，在学生面前，朱光潜总是不苟言笑的，但对这位模样可人、且成绩优秀的女学生，他到底是多了一些关心与爱护，与她单独相处的时间自然多了起来，也渐渐感到了莫名的舒畅。

四川妹子奚今吾呢，自从听过朱光潜的英语课，便与大多数同学一样，被他的才学与风度吸引，而与其他同学不一样的是，她的内心已经有着别样的情愫开始滋生。据《朱光潜传》描述，那时的奚今吾“特别喜欢上英语课，上课时眼睛发亮，注视着老师的一举一动……”如若换成旁人，他们的爱情之花极可能就在那时盛开了，但是朱光潜却是有家室的，而且，就在他相遇奚今吾的那一年，他的妻子陈氏已为他生下了第一个孩子。纵有千般爱意，万般渴念，朱光潜还是将这份爱收拾在心上。

中国公学由于受到军阀混战的影响开始颓败，于1924年9月解散，朱光潜被迫离开。他去了宁波，沿着一条煤屑路走进了著名的春晖中学。课余，当他站在学校附近的白马湖，他会想到同在春晖中学任教的朱自清写下的描写白马湖的散文么？“山的容光，被云雾遮了一半，仿佛淡妆的姑娘……” 朱自清细腻的笔触，触动过他的内心么？

是的，他的爱情的希望确实太渺茫。因为在1925年夏天，他通过了英国庚子赔款基金会的考试，即将出国留学，经此一别，远隔着浩淼无际的大海，他与奚今吾终归是有缘无分了。出国之前，不知是亲自去找过奚今吾还是转托于人，他将一张为出国而照的标准照郑重地送给了自己的红颜知己。

1925年，朱光潜赴英国留学前赠奚今吾的照片（图片来源：华西都市报）

照片上的朱光潜西装革履，秀气俊雅，镜片下的眸子充满对即将留洋的期盼，同时也暗含了几多惆怅。他用毛笔在照片上题写了赠词：“乙旦夏将有英伦之遊，造像赠令吾以为永念。光潜。” 他告诉她“永念”二字，不啻是说我们俩永远不会再见面了，只能在心中永远挂念，永远怀念了……但是，人生却偏要峰回路转，奚今吾也要去欧洲留学。几年之后，在浪漫之都巴黎，他又一次邂逅奚今吾。

1927年，朱光潜巴黎留影（图片来源：“给孩子”微信公众号）

朱光潜是1925年秋到达欧洲的，先后辗转于爱丁堡、伦敦、巴黎、斯特拉斯堡之间。奚今吾大约在1928年去的欧洲，在巴黎大学学习一般女生望而生畏的数学专业。他们是在巴黎哪个地方，是在哪一天相遇的呢？现在已无法确知，也许是在春日的某一天，也许是在巴黎大学教学楼的长廊中、在塞纳河旁边的咖啡馆、在埃菲尔铁塔之上……命运让他们又走到了一起，不管这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虽然二人已经分别了几年时间，却一点没有生疏之感，却益发地觉出相互之间磁石般的吸引力。而远离了家庭的藩篱，朱光潜的身心也轻灵起来，他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情怀，向楚楚动人的四川妹子表达了他的爱情。四年之后，当他们共同留学于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时，一朵并蒂莲盛开了……从此以后，朱光潜与奚今吾相濡以沫，共同走过了将近60年的岁月。

1933年，朱光潜和夫人奚金吾摄于伦敦（图片来源：语文味）

赴蜀任教是朱光潜的宿命

1982年秋天，朱光潜在北京家中热情地接待了一位叫张文达的客人，他是朱光潜在成都任教时的学生。对于朱光潜而言，这位学生与其他学生不一样，看见他，朱光潜便会在记忆深处打捞出几十年前惊心动魄的旧事。那些旧事与抗战有关，与成都有关，也与中国第一位牛津大学博士张颐有关。而这位客人，正是张颐的儿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四川叙永人张颐就任国立四川大学的代理校长，甫一上任，他便给远在北京的老同事朱光潜发出邀约，请他来成都执掌川大文学院院长一职。为进一步说服朱光潜来川大，张颐还给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及文学院院长胡适写了一封信，请他们放行朱光潜，支持他这个校友的工作。信中说“弟在此倘以无人相助塌台，亦非北大之荣事也。”

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张颐（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得到邀请函，朱光潜起初并没有起心赴蜀，然而当时发生的几个事件凑在一起，仿佛注定了他去成都的宿命。

那时节，正当他犹豫之际，日寇已兵临北平，北大面临解散，看到张颐信中诚恳的言辞，他便下定了决心，而且，妻子奚今吾为蜀人，其父还是四川有名的士绅，为家庭考虑，去成都也应该是不错的选择。此外，还有两件事情也使得他正好与成都结缘。彼时，张颐是在川大闹过一阵剧烈风潮之后仓促接任的，而北大决定南迁云南昆明时，朱光潜已答应了张颐的邀约。朱光潜研究者王攸欣便感慨说：“如果战争没有发生，朱光潜恐怕不会离开北平和北京大学，如果四川大学晚一些时候发生变故，朱光潜也许会随校迁至昆明，到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1937年8月12日清晨，穿一身灰色大褂的朱光潜与沈从文、杨家声等人从北平的晨曦中出发，开始了他的赴蜀行程。其间的辛苦是这位长年埋首书斋的羸弱书生难以忘怀的，很少提笔写散文的朱光潜来到成都之后，写了一篇《露宿》，描写了流离之路的况味，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寒夜的感觉，别离和流亡的感觉就都来临了” “马路两旁站着预备冲锋似的日本兵，刺刀枪举在手里……我们的命就悬在他们的枪口刀锋之上……” 好在有惊无险，经天津、济南、南京再折道上海，大约在1937年的某一天，朱光潜终于遥望到古锦城的城墙。他穿过城门洞，抖落掉旅途的尘埃，也抖落了一路艰险，再将他的双足踏在了四川大学的校园之中。

川大新任校长张颐敞开心扉拥抱了朱光潜，给予了他罕见的倚重。除了要他担任文学院院长，张颐还任命他担任了“除体育委员会、仪器委员会、卫生委员会以外的学校13个委员会的委员及出版委员会主席委员、图书委员会常务委员、《国立四川大学学报》主编”， 甚至史学系主任一职也让他兼任。而对于史学，作为美学家的朱光潜其实并不擅长。

得到如此器重，朱光潜自是不敢怠慢，他上任之后便立即着手充实文学院的师资，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与学术圈中的人脉，先后聘请了几位颇有实力的教师。史学家徐中舒、心理学家叶麐、文学家卞之琳以及罗念生、顾绶昌等名家即是在此期间应聘到川大的。那时，四川大学被誉为是全国唯一一所保存完整的国立大学，而同城的教会大学—华西协合大学也汇集了一批流亡的知名学者。这些学者不乏同时在两校授课的，一时间，川大与华大成为当年中国文化教育的重镇，四川的文化学术可谓异常繁荣。

1926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首届研究生毕业师生合影（第二排右起第二人为徐中舒先生，图片来源：明远文物考古社）

在这样的氛围中，朱光潜登台授课，他讲授的是19世纪英文诗选。校长张颐的儿子张文达那时从北平流亡回川，就读于川大外文系。几十年之后，他评论朱光潜当年讲课的情形说：“朱先生学贯中西，教学经验丰富，在教学方法上，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因材施教。他精心备课，无一赘言，使我们听之入神，获益匪浅。” 在这样的境遇中，第一次担任行政领导的朱光潜也一定充满了信心，怀揣着一展才华的愿望。他在全校大会上发表演说，谈到四川大学在战争期间的办学优势，希望学生们珍惜这种条件，不辜负国家培养人才的宗旨，他还阐述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对于中国大学教育，要做长久的计划，极力培养中国文化的生命与元气，中国是不会遽然灭亡的，落实到每一个同学身上，就是要培养强健的体格和健全的人格”。

然而，朱光潜“要做长久计划”的思想，却在一年之后破灭了。

领导川大风潮，错失延安之行

1938年岁末，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加强对大学的操控，任命原中国驻德国大使程天放为四川大学校长。这一任命没有任何先兆，代理校长张颐尚在按部就班地主持着川大的运作，在报上闻听此讯，顿感茫然而突兀。作为校长的有力副手，又受到知遇之恩的朱光潜当然不会坐视不管，当即拔剑相助，迅速联络众多教授，展开了一系列拒程行动，成为这次风潮的领袖。

朱光潜写就了一篇川大教师的公开宣言，共有56位教授签名表示支持。但事态并未按他们的意愿变化，民国政府教育部的正式任命公文不久即函达成都，朱光潜再次召集80余名教师聚集成都文殊院商讨对策。会上，朱光潜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在他的提议之下，最后一致决定于该年12月23日起罢教。

那一天，或许是朱光潜41岁生涯中最心绪难平的一天。在此前的生活中，除了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由于不满教师的低劣水准，他给有关当局写过一封信表达自己的不满以及在香港大学参加过一次罢课行动外，身处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他始终是一位安静而本分的读书人。

但是这一次，这位安静的书生一反常态，在风潮中他不仅是领袖，还亲自拟写了大部分抗议电文，言辞之激烈，文笔之犀利，满纸都充溢着不可凌辱之气。此次反抗最终以他离开川大而告终，但是冤家路窄，后来他在搬迁到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时，又一次与陈立夫和程天放有过一番较量。

当年武汉大学师生在乐山的合影（龚静染供图，图片来源：华西都市报）

对朱光潜而言，武大教务长一职或许并非他的初衷。当年他愤然离开川大时，其实原本有另一条路在等着他。这条路不是通往乐山，而是通往另一条洋溢着红色希望的路，目的地是——延安。

大约在1938年秋天，已对国民党感到极度失望的朱光潜曾向左翼文人卞之琳、何其芳、沙汀等人谈起过欲去延安的想法。他的意向很快便传到延安。当时在延安的周扬表示欢迎他，并给朱光潜写了一封信函。但是这封信却来晚了，信件寄到成都时，朱光潜已到了乐山武汉大学执教。后来信函转到了乐山，朱光潜看过之后给周扬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说：

“假如它早到一个月，此刻我也许不在嘉定而到了延安和你们在一块了。”

1939年，朱光潜写给延安周扬之信（部分）（图片来源：“给孩子”微信公众号）

对于延安的向往，他是这样表述的：“延安回来的朋友我见过几位，关于叙述延安事业的书籍也见过几种，觉得那里还有一线生机。从去年秋天起，我就起了到延安的念头，所以写信给之琳、其芳说明这个意思。我预料11月底可以得到回信，不料等一天又一天，渺无音信。我以为之琳和其芳也许觉得我去那里无用，所以离开川大后又应武大之约到了嘉定教书。”

对于未能去到延安，他遗憾地说：“你的信到了，可以想象我的兴奋，但是也可以想象我的懊丧。”遗憾之余，朱光潜仍希望去那个许多人向往的地方看看，“无论如何，我总要找一个机会到延安来看看，希望今年暑假中可以成行，行前再当奉阅。”

朱光潜最终没能在暑假的时候去延安。四川之行，是他人生的一个岔口吗？直到1949年之后，这位美学家才终于领略到了何为延安精神。

1946，朱光潜与夫人奚金吾于成都少城公园合影（图片来源：诗词园）

来源：华西都市报

作者：雷文景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