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成都防空（下）

疏散避难

成都城区人口密度大，若遇日军飞机轰炸，必将造成大量伤亡。1938年2月，成都防空指挥部制定《避难区避难实施方案》，以市区为中心，将半径40公里范围内各乡镇划为避难区，在敌机空袭时，组织市民前往避难区避难。防空指挥部在交通要道附近的树林、庙宇、祠堂和私人住宅园林等处设置避难所，同时督促市民，用木板、泥土加固桌、椅、床、梯，制成简易的紧急家庭避难所。防空指挥部第三科工务组还在中山公园（位于提督街，今已不存）内构筑一道防空壕供群众仿建，并分别绘制公用、家用建筑图纸发给各机关、学校及市民。

被炸毁的成都民房（来源：《成都大轰炸》）

同时，成都防空指挥部制定疏散方案，以便疏散群众至避难区域。事前疏散时，统一采用警察局登记的汽车、人力车、滑竿等运输工具，按规定价格收费。到避难区域后，市民或租用当地房屋，或利用庙宇等公共建筑，或住在政府拨款修建的分散式平民住宅。若疏散市民在当地购田自建，政府则给予奖励帮助。发出空袭警报后，市民临时疏散至城郊隐蔽区域，其时街道禁止车辆通行（执行特殊任务者除外），由警察维持治安，指挥市民有序疏散。

四川省防空司令部成立后，开始加快修筑避难室和防空壕。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防空司令部利用城墙修筑61个避难室；在城郊扩建上万所防空壕，能容纳25万余人。为便于临时疏散，防空司令部还在城墙上开凿缺口，建造疏散桥梁，以减少疏散时因交通拥挤造成的人员伤亡。

防空壕（来源：《成都大轰炸》）

防控反击

为抗击日军侵略，驻蓉防空部队积极反击来袭日机，空军驱逐机大队负责空中作战，高射炮连、照测队负责地面防空。新南门外红瓦寺配置有前苏联制造的7.62厘米口径高射炮4门；为探照侦听敌机方位，红牌楼附近安置有德国制造的镜面直径为110厘米照空灯1具，听音机1部；青羊宫附近安置有镜面直径为110厘米的照空灯1具，德国制造的2厘米口径速射高射炮2门，高射机枪数挺；北门外凤凰山、青龙场，东门外五桂桥、兵工厂附近也都配备了照空灯、高射炮、高射机枪等防空武器装备。但成都市人口众多，地面防空武器有限，每当敌机空袭时，市民仍采取疏散躲避的方式，以减少人员伤亡。

防空部队（来源：《成都大轰炸》）

消防灭火

旧时成都建筑多砖木式房屋及草棚屋舍，若日军飞机投掷燃烧弹，后果不堪设想。成都防空指挥部成立之初便组织拆卸大队，负责拆除草房席棚，对各种易燃性建筑进行防火改造，并组建消防队扑救空袭引起的火灾。但强行拆除使不少穷苦市民无家可归，虽给予补助，也只是杯水车薪。政府还要求各区街道、各单位组织义勇消防队，鼓励市民在家开掘水井、修建蓄水池，置备灭火用的沙袋、水桶等。

旧时成都消防（来源：《成都大轰炸》）

1938年12月，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制定《成都市民自备沙袋办法》，要求每户至少预备3个长1尺、宽6寸，内装河沙的沙袋。市区内也修建了不少水井、蓄水池，但由于工程质量差，加上平时维修保养不当，半数水井和蓄水池经常渗漏、崩塌或蓄水不足甚至出现“朝满夕干”的现象。每当遇空袭引起大火，消防设施无法使用，人们只能望火叹息，任其自灭。

医疗救治

由于防空力量薄弱，加上经费短缺，计划不周，在日军飞机来袭时，市民往往手足无措，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为解决空袭造成的伤亡，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先后在市区设立了22处治疗所和5家重伤医院，并将全市公私立医院编入防护团，以便统一安排救护任务。

在农舍里躲避空袭的人们（David Crook 摄）

1939年6月，54家军政、工商、文教、卫生、慈善等单位联合成立了“四川省会空袭救济联合办事处”。办事处建立了6所伤民收容所、4所临时治疗所、5所棺殓所、2所难民收容所，多次购置急救药品和器械，并在“六·一一”“一〇·二”“一一·四”空袭后向市民发放抚恤费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军委会防空总监部通令全国，撤销各级防空机构。四川省防空司令部裁撤后，缩编为四川省政府保安处防空科，接收防空司令部留下的所有设备物资，防护团也仅保留名称无实际工作。至此，抗战时期的防空工作宣告结束。

（全文完）

参考资料：

1.《成都市志·军事志》，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2.《成都文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下），作者：姬涌 余止沅，四川人民出版社。

上期回顾

【方志四川•记忆】抗日战争时期的成都防空（上）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成都市武侯区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