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 被

奉友湘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加被?”我问儿子。

“加被?冷了不就要加衣么,那就是天冷了多盖一床被子呗,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拿来考我嗦?”儿子感到有些奇怪地回答我。

儿子回答得没错,标准,加被就是加一床被子的意思。不过,“加被”其实还是过去旅馆里的一个专用名词。在没有暖气、空调的年代,我老家内江的旅馆在冬天普遍有这么一项业务:加被。那时旅馆基本上都是大房间,三人间算是“豪华型”,五六七八个铺算是“标准间”。来自天南地北的几个人亲密地睡在同一间房里,就是一个南腔北调的临时大家庭。个人的票子、细软往往被谨慎地压在枕头下。偶尔有人丢了钱财也一点儿不稀奇。一个铺位上只有一床被子,冬天到极冷的时候,往往难以抵御严酷的夜寒。住旅馆的人便需多花一毛钱,再租一条被子,这就是加被。有的旅馆冬天还特意在登记住宿的柜台旁,挂上一块“加被”的牌子,以示有这项“特色服务”。旅客有需要时,便在柜台上给服务员打个招呼,被子自然送到房间铺位上。如今,酒店里都有空调,而且大都有备用的被子,当然用不着再花钱加被了。于是,“加被”这个词也就消失在茫茫词海中。

不过,“加被”这个词的特殊含义,只有我和我儿时最要好的小伙伴儿春梅明白。就像我们之间的另一个联络暗号:用口哨吹出阿尔巴尼亚电影《地下游击队》里“跑,跑,快点儿跑”的台词。

春梅不是女孩,而是一个可爱的英俊少年。在我眼里,他比德国电影《英俊少年》里的主角更帅。春梅父母都是山东人,他遗传了父亲的优良基因,高鼻,大眼,面部轮廓分明。他的两个妹妹一个叫冬梅,一个叫红梅。看来,他父母不是一般的喜欢梅花。当然,在那个年代,叫什么梅的女孩子特别多,大概因为我们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曾写过一首著名的咏梅词。春梅的父亲脱下戎装,从遥远的齐鲁大地转业到我们白鹤镇上,在供销社荣任门市部经理,一家人也随着来到这小镇上安家落户。

春梅大概是小学二年级时插班的。这个漂亮的小男孩儿一来便成了我的同桌,并且很快发展成莫逆之交。我们交好当然还有别的原因,同班的镇上男孩中,除我之外还有两位成绩一流的。他们家境优渥,既不大看得起我这个穷孩子,也看不上春梅这个家境虽好但学习成绩平平的外来人。我和春梅走到一块儿,成为铁哥们儿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了。春梅在学习上有了靠山,我则在富孩子中有了知音。

那些年,镇上穷孩子和富孩子有明显的差别。我们这样的穷孩子放学后要捡柴、拾炭花、打兔儿草,要捡废品卖,甚至厚着脸皮到农村去捡土里农民不要的红苕根、遗落的半截红苕。而富孩子家庭,是不会让他们的孩子,去干这些“丢人现眼”的事的。也许那些孩子也羡慕我们这样的野孩子海阔天空,自由自在,可以尽情地同太阳,同月亮,同小河,同绿色的山坡和田野亲近。我们可以到镇外的小山上捉金龟子,捉“绿娃儿”,捉迷藏,享受山上野花野果的芬芳与甘甜。我们还可以玩“官兵捉强盗”“偷油”。尤其刺激的,是把野豌豆包在嘴里,用细长的竹管作“吹枪”,袭击“敌人”的小脸。这些欢乐,是穷孩子们的独享,现在想起来,还心向往之。

不过,那时的所谓“富”,也就是家境稍好一些。春梅家因父亲是军官转业,工资比较高;母亲又在供销社糖果厂工作,双职工家庭,当然算殷实之家。至少家里有缝纫机、收音机等稀罕物件。他是家里老大,妈妈又会缝纫,自然常有新衣服穿。

春梅十分聪明,但就是贪玩儿,不大喜欢学习。他动手的能力绝对强于动脑。在“停课闹革命”那些日子里,我们常常一起上山打兔儿草,一起去小河边钓鱼,一起在晚饭后去中学操场的篮球架下海阔天空地吹牛。我们偶尔也会展望一下未来。但那时的“未来”,总像布满乌云的天空,连微微的阳光也透不出来。只有像当年镇上流行的民谣,流露出一点点对物质的低端追求:“走到面馆儿去坐起,端碗面儿来吃起;荷包里,钱装起,呢子裤儿我穿起。”

在十一二岁时,我和春梅在大孩子的引诱下,学会了抽烟。这在大人看来的“恶习”,对不大懂事的孩子而言,只是感受到了抽烟的刺激与暂时的快乐,还有那种偷偷享受的愉悦。春梅会偷他爸“春城”之类的好烟,和我在“约会”时私享。

那一年的冬天,白鹤镇特别冷。或者说,是我这个穷孩子穿得太少:只穿一条屁股上打了一大块补丁的单裤,一件没有棉花的夹衣,外罩一件白布染就的毛蓝旧中山装。而春梅则是有棉衣不穿,不知是想与我同甘共苦还是为了亮身材。用我们内江话说就是“绷起不冷,牙齿咬得梆紧”。老人和小孩都烤上了烘笼。竹编的烘笼颇像唐僧的僧帽,只是上面多了一个提手。我们镇上的叫法很特别,把烘笼喊成“火儿”。“火”在这里读一声。说某事搞砸了,便会说“火儿钵钵打烂了,没得火烤”。

而我和春梅同镇上的一群半大小子一样,即便流着清鼻涕,把手紧紧抄在裤兜里,也要装着很热乎,绝不会缩头缩脑提个“火儿”。当然,我家早已经“没得火烤”了。这时,我们想起了上学的好处。冬天下了课,男生们便靠在墙边使劲“挤油渣”,即一群男生从两边紧紧往中间挤,中间被挤出来的同学又到边上去挤。这种游戏的确可以挤出热量,让大家“抱团取暖”。

某一天,我和春梅实在冷得遭不住,便寻思找个地方“加被”。他家里和我家里肯定不行。小伙伴儿约会怎能在家那个“牢笼”里呢?想来想去,春梅一拍小脑袋瓜:“我想到一个地方。”

春梅拉着我从饮食商店旁边溜进去,后面的三楼上是饮食店的旅馆。那个年头,镇上很少有旅客住,但又不能没有客房。整个三楼阒无一人,安静得能听到我们自己轻微的脚步声。所有的门全部锁着。那时的门是门扣,明锁。春梅一个门一个门仔细查看,又失望地摇摇头。来到楼梯旁的一间屋门前,春梅认真看了看,激动地悄悄对我说,就这间了。原来门扣不知被什么人胀开了,那门锁可以轻而易举地从门扣穿过,这门锁也就形同虚设了。春梅把锁从门扣穿过,轻轻推开门,小声招呼我:“快进来!”

我们偷偷窜进房间,把门反扣上,这间旅舍就成了我们的天堂。干净整洁的床上铺着印花床单,豆腐干一样叠着一床厚厚的花被。比起我那冬天冰凉透骨的篾席,渔网似薄薄的棉絮,简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我们爬上一张床,靠在床头,拉开被子,舒舒服服地盖上,一阵温暖袭上心头。这才像人过的日子嘛!我心里一声感叹。

春梅当然不会像我一样激动,他家那个属于自己的小窝还是比较舒适的。他老练地从左兜掏出一包“黄金叶”香烟,抽出一支给我,然后自己也衔上一支,另一只手从右兜摸出打火机,“啪”地打着,让我先点火。我也不客气,凑拢火苗大吸一口,徐徐喷出一缕缕白烟。春梅也熟练地燃上,深吸一口,两条烟龙从两个鼻孔直直地喷涌而出。我们两个十二岁的男孩,像成年人一样,惬意地在床头吞云吐雾起来。

我们一边“过烟瘾”,一边天马行空地瞎聊。春梅说,镇上的人给你取了个外号“小知识分子”,就是说你书读得多,懂的东西多,一般的问题难不倒你。我今天考你一下,最近听到一个词,“勤吧苦挣”,你晓不晓得是啥子意思呢?说完,他狡黠地看着我。

说实话,说起学识,春梅必定甘拜下风,他常常是对我五体投地的。今天他居然要考我,说的这四个字里,是不是有啥子深奥的含义?我一下想到了秦朝,又想到了巴蜀,他是不是说秦朝灭蜀以后,对我们巴蜀实行苛政呢?我按照这个思路给出了答案。春梅却像拨浪鼓一样直摇头,说,你想复杂了!我又想了几个答案,他还是哈哈地笑着给否定了。

春梅洋洋得意地说,怎么样,“小知识分子”,今天栽我手里了吧!其实,答案简单得很,就是一个歇后语:“抽叶子烟拉屎——勤吧苦挣”,哈哈哈哈!

他一阵大笑,让我脸红筋涨。心想,这歇后语虽然有点粗俗,但也还确切。确实是我想多了,我想问题总是往高深处走。他是跟我来了个“脑筋急转弯”,我完全被他忽悠了。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这样出错的不少,这样的教训也不少。

尝到了甜头,便不容易收手。过了几天,我俩又去那个房间“加被”,重温旧梦。不料却因行事荒唐,“罪行”暴露。

那天,我们“加被”得很舒爽,“大山”也侃得很愉悦。可我俩突然尿急。那时,不但房间里没有厕所,我们所在三楼也没有,必须到一楼才能解决“三急”。可小孩子憋不住,况且跑到一楼很可能被熟人发现。我们商量了一下,就把心一横,对着墙壁嘘嘘。哪知还没尿到一半,二楼就有人吼了起来:“楼上的在干啥子?吃多了哇?”我一听,好像是旅馆熟悉的服务员。我怕被抓住,赶紧提起裤子说,快跑!

我俩飞奔而出,叮叮咚咚跑下楼,撒开脚丫子,一口气跑到街上,小心脏怦怦狂跳。回头一看,并没有人追出来,这才松了一口气,互道珍重后各自回家。

我们从此再不敢去“加被”,这事也就烂到了肚子头。我听说过“饥寒起盗心”这句话,觉得实在太有道理。但盗亦有道,还是要遵守“江湖规矩”。“加被”已属私自入室,嘘嘘之举更加不堪。我深深感到了后怕,要是被抓了“现行”,不仅“好学生”颜面无存,其他后果更是不堪设想。我还想到了更深一层,像我这样父母早亡的孩子,缺少良好的家庭管教,要是没有正确观念的引导,很可能成为被社会遗弃的浪子。我从此痛改前非,决不再干那样的傻事,坚定地把读书作为改变命运的“天梯”。幸运的是,后来,我终于看到了黑暗尽头的那束光。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奉友湘(四川内江人。四川大学经济系毕业。高级编辑,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四川大学文新学院硕导。历任四川新闻出版领军人物、四川日报首席编辑、华西都市报常务副总编、金融投资报兼人力资源报总编辑、消费质量报总编辑、四川农村日报总编辑。著有《远离危机》《机会是种出来的》《交子》《蜀女皇后》《蜀王全传》《苏母纪》《飞鸿雪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