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成都“四七九”

为门几盈,为堂、筵、斋、讲,为藏书之轩,为宾师之位,为东西号舍,为庖湢、游息之所。

——清·刘德芳《锦江书院记》

书院是我国自唐至清与各级地方官学并行的教育机构。巴蜀地区的书院历史可以上溯至蜀汉时期。唐代至明代,四川各地有大量书院成立,但成都的各书院在经历明末的战乱后几乎荡然无存,直到清代重建成都城,成都的书院才回到历史的舞台。

清初,成都文化教育设施开始新建、重建,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各地书院的大量恢复和新设、重建。

根据胡昭曦教授《四川书院史》的统计:清代四川书院共计552所,清代前期约占40%。成都府书院总数为62所,其中30所兴建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前,17所兴建于道光二十年以后,15所兴建年代不详。

而成都书院中最杰出的代表,当属锦江书院与尊经书院。

四川最具特色的学府

继承石室流风 名师就出高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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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书院

锦江书院旧址(现石室中学)(图源:《典籍里的成都》)

锦江书院是清代成都的一所著名学府,与成都府学相隔一墙。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以来,书院经历了多次修缮和重建。这一百多年的连续建设表明了清代四川政府对这所书院的重视,并将其作为四川最具特色的学府。

在锦江书院创办之初,创办者四川按察使刘德芳明确提出了他的教育理念:“延访贤士可为人师者主其席,定课试之约,筹膏火廪饩之资,日与诸生揖让讲习乎其中。”意即为了办好锦江书院,需要聘请优秀的教师来教导学生,制定严谨的教学管理和考核制度,还需要提供可靠的物质生活保障。这些基本要求的提出为锦江书院的顺利运作奠定了基础。

左边是锦江书院旧图,右是咸丰六年(1856年)锦江书院新图(图源:《锦江书院纪略》)

锦江书院卓越的教育质量离不开优秀师资力量的支持。自雍正七年(1729年)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22任院长皆是当时的博学之士,其中20人是进士出身,其余2人也是举人。这些院长中最著名的当属彭端淑和顾汝修。

彭端淑曾两度掌管锦江书院,他非常注重学院管理,为了方便监督教学,他甚至举家迁到紧邻书院的一个名为“白鹤堂”的小院。在他的努力下,书院扩大了招生名额,并积极寻求蜀中博学之士来执教。

顾汝修任职锦江书院期间教导有法,桃李众多,因而“门下士知名者甚众”。他的学生凡是受过他指授的,为文“俱有法度”,一时传为佳话。

锦江书院院长、主讲学者水平很高,学风朴实,提倡真才实学,拒绝高谈阔论,加之经严格测试方能入学的士子本就是儒林生力军,又能得到名师指点,因此人才辈出。前期就读于锦江书院的罗江李调元、崇庆何希颜、成都张鹤林、内江姜尔常、中江孟鹭洲、汉州张云谷,都以文章著于时,时称“锦江六杰”,是锦江书院的杰出学子。

东西方教育思想的“邂逅”

振兴蜀学 发展人才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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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经书院

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尊经书院)大门(图源:《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拓本》)

与锦江书院齐名的尊经书院则带有更浓郁的近代色彩。在光绪元年(1875年)春天,尊经书院在成都文庙西街石犀寺的旧址上应运而生,规模宏大,堂舍宽敞。尊经书院聘请了众多知名学者担任山长、襄校,主持院务。

时值清末,新旧思想文化的碰撞日益激烈,西学逐渐占据了优势,进入了近代维新变法时期。尊经书院作为官办的最高学府,也沾上了一些维新色彩:主政者着力打造它为一个主流社会的文化基地。它积极发扬光大文翁石室开创的教育和学术传统,亦不排斥西学,从中吸取有益于中国富强的器用之学。在这个方针的主导下,尊经书院成为振兴蜀学的基地,也成为孕育众多四川人才的摇篮。

在尊经书院诸多山长中,王闿运是影响较大的一位。王闿运是晚清著名的学者,曾是肃顺、曾国藩的得力助手。他博通经史,主攻春秋“公羊学”,具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在四川总督丁宝桢多次邀请之后,王闿运于光绪五年十月(1879年12月)接受了礼聘,来到成都主讲尊经书院。王闿运在尊经书院前后讲学9年,他摒弃了八股试帖的教学方式,倡导“通经致用”,号召学生要学以致用,振兴蜀学,一时间人才辈出。近代杰出的人才中,有不少出自他的门下,其学术思想影响了一代学者。

王闿运像(图源:《典籍里的成都》)

在28年的办学过程中,尊经书院培养的学生数量估计超过2000人。这些学生不仅在数量上众多,而且在各个专业领域都有所建树,成为蜀学的重要学者。这个凝聚着求实存真精神的近代学府,孕育出了一代改良主义思想家廖平、宋育仁和戊戌变法中英勇无畏的维新派精英杨锐、刘光第,他们都是中国近代社会中的风云人物。

除了锦江、尊经这两所顶尖的书院,清代成都还有绣川书院(始建于南宋,清代迁建)、崇阳书院、景贤书院、凤山书院等数十座书院。它们成了几乎贯穿清代的成都教育中坚力量,又在改革浪潮、转型大势下纷纷改建成新式学堂,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清代成都几大书院分布略图(图源:《典籍里的成都》)

纵观清代成都书院的历史,我们看到其既继承了蜀学积淀与学术精神,也积极迎接变革、紧随时代。这种重视积淀而不墨守成规,拥抱创新而不数典忘祖的精神,正是千百年来蜀学的重要内核,也是成都书院的灵魂所在。

(本文节选自《典籍里的成都》)

来源:成都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