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深处的那些事

朱兴弟

灭蚊的“烟熏大战”

新中国成立初期,南充城里大多数人家住的都是穿斗式木结构老房子,不少房屋四处透光,缝隙无处不在,且地面没有硬化,每到夏季,室内又闷又潮,蚊子无孔不入,四处叮咬。除采取传统的手摇蒲扇或竹扇、挂蚊帐、点蚊香等手段外,人们对此束手无策。

大概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每年7月初和8月初,南充城区都要大张旗鼓地进行两次全城总动员的“烟熏大战”。“烟熏大战”是由市政府主导,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市区北城、中城、西城、东南4个街道办事处配合,各居民委员会具体实施,家家户户参与的灭蚊行动。

事先,街道居民委员会发出灭蚊通知,每家每户前往居委会免费领取一小包农药“六六粉”,然后各自外出寻回一大堆青草、铁线草和锯木面等物。将青草和铁线草晒得半干后,与锯木面和“六六粉”混合在一起,在房前屋后分成几堆,并在规定时间,一般是晚上8点点燃草堆,全家人随后离开居住地出城避烟。

届时整个城内万人空巷,郊外田野、嘉陵江边、西河边或周边山上到处是避烟的居民。到9点左右,从西山或江东鹤鸣山上眺望城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灰雾茫茫一大片,整座城市宛如一个被蒸气笼罩的巨大蒸笼。烟雾从城市上空散尽,大约是在深夜12点甚至更晚,人们才陆陆续续回家。呛人的农药味让人难以入眠,往往要一两天后药味才能散尽。然而,过不了十天半个月,蚊子又会出来叮人,于是一个月后的第二次“烟熏大战”如期进行,年年如此。

这种由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运动式灭蚊效果并不理想,但人们依然年复一年地进行着,除了“文化大革命”之初武斗持续不断的1967年、1968年外,南充市每年夏季的“烟熏大战”,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停止。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住房条件普遍得到极大改善,蚊香、蚊帐基本上退出了市场,商场、超市或网上各种各样的电子灭蚊器、灭蚊灯和灭蚊药片琳琅满目,且副作用小。人们对付蚊子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无可奈何,只是曾经声势浩大的“烟熏大战”还深深地印刻在老一代南充人的记忆中。

蜂窝煤的出现与消失

说起蜂窝煤,上了年纪的人一定还记忆犹新,因为它的消失并不遥远。

1965年初春的一天,在五星花园街心花园1米多高的砖砌围栏边的展板前,摆放着一堆整整齐齐的圆形蜂窝煤,在其旁边的一个铁皮蜂窝煤炉内,一个燃烧着的12孔蜂窝煤蹿出红色的火苗,一群围观群众正驻足观看。市供销社工作人员耐心地向围观者讲解蜂窝煤炉的使用方法,以及与煤球炉和柴灶的比较优势。蜂窝煤炉可控制火力的大小,一两个月甚至半年都不会熄火,解决了煤炭生火的麻烦和缺柴引火的难题,且蜂窝煤比烧煤炭、煤球节约三分之一的成本,还减少了煤尘污染。此后短短几个月,蜂窝煤炉就在全市普及开来。

南充城区最开始在大南门二道巷和人民北路团结旅馆(现团结商务大酒店)对面转角处设有两个蜂窝煤销售点。下半城以模范街为界,居民到二道巷售煤处购买,上半城的居民到团结旅馆供应点购买。那时,买蜂窝煤凭票购买,最早每个3分钱,最高涨到1角钱,每户每月两人以下定量购煤100个,每天平均3个多一点,每超过1人增加30个。由于供应点太少,每次买煤都得排半天队,后来煤建公司在龙王街新增了蜂窝煤销售点,上半城居民买煤排队的情况才有所好转。不过,一旦遇到制煤机出故障,排队等上半天也不一定能买到。

刚开始,居民买蜂窝煤都是自己用竹筐挑回家,也有人为了省劲用废旧轴承做成小木板车拉回家。后来,有人用厢式长板车做起了挨家逐户送煤上门的生意,一个蜂窝煤加收1分钱的运费。有的居民为省钱,买回模具和散煤自己在家做蜂窝煤,散煤加黄泥拌匀,用模具一个一个地做,又费时间又累人。

蜂窝煤因其可控火力和不易熄火,深受居民欢迎,但也因其弊端而遭到诟病。如蜂窝煤熄火,要么用木柴引火,要么拿蜂窝煤到邻居家换一个燃烧着的蜂窝煤。由于一日三餐与蜂窝煤打交道,那些年患气管炎的人特别多。

20世纪90年代开始,南充市民陆陆续续用上清洁干净的天然气,同时以电为能源的电饭锅、微波炉、电磁炉等也先后进入千家万户,无疑是燃料和灶具的又一次历史性革命。从兴旺40多年的蜂窝煤淡出民众生活的那一刻开始,用蜂窝煤做饭的历史就永远尘封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没有自来水的日子

20世纪80年代前,南充城里的居民家中是没有自来水的,居民用水要么去街道水站挑水,要么到城里水井去挑水,也有临江临河的到嘉陵江和西河去挑水。

早在1951年7月,南充市自来水厂就已建成投产,市政府还拨款在市区主要街道修建自来水站,但家庭生活用水还得挑着木桶或白铁皮桶到水站去买。每个水站的面积大约10平方米,靠墙三面约80厘米处安装一排水龙头,门口放张办公桌,售水者坐在桌前收费。不论哪种水桶,都是2分钱一担水,如果两个水桶比一般的水桶大,就是2分5厘钱,如果付了3分钱,卖水的会找补一张盖有私章的5厘钱小纸票,可在下次挑水时抵扣。买水很少有不排队的时候,除了正在打水的五六人外,门外往往还排了十几人,每次等候10来分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如果水压小往往得等上半小时甚至一个小时。

那时,居民的住宅都是泥土面,在地上挖一个坑,把上大下小的陶质水缸下半截埋进去10多厘米,既稳固又降低水缸的高度,还可以方便倒水和舀水。为防尘防物掉入水缸,水缸上盖有木盖,盖上放有舀水用的木瓢、铜瓢或锑瓢。水缸用去大半缸水时就得去水站买水,家中无大人的往往是两个孩子抬一桶水。

遇上水厂停水,或每周星期日水站关门半天,或大年初一水站关门,而家里水缸水少的话,居民就拥向城里的水井挑水,或就近到嘉陵江或西河挑水。那时的大西街、新生街、大北街、西湖街、长生巷、仪凤街、龙王街、延安路南充绸厂宿舍等很多街巷都有水井,几乎每一眼水井边都长有一棵粗壮而枝繁叶茂的黄葛树。我家离大西街水井巷最近,一遇停水,黄葛树下那口七八米深的百年老井前就会排起长队,一直排到巷外的大西街。

由于挑水是重体力活,水缸里的水就显得尤其宝贵。为节约用水,居民会把最后一次淘菜的水用来洗碗,洗衣服的水用来刷马桶,洗完脸的水用来洗脚。女人们一年四季都背着竹背篼到嘉陵江、西河或莲花池(今北湖公园)洗衣服。

那时的南充市区公共浴室极少,单位有澡堂的还好点,大多数居民只能在家里解决洗澡问题,因此每个家庭都备有约25厘米高、直径六七十厘米的圆形木质或锑质大澡盆。夏季要好一些,脸盆装上热水,用毛巾擦遍全身,称为“擦澡”;男人穿着裤衩在室外沐浴叫“冲澡”;不论是下河游泳还是下河洗澡,一律称为“洗澡”,将游泳和洗澡混为一谈。

改革开放后,南充城里的家庭全都用上了自来水,居民不再为洗澡、洗衣而发愁。下江下河的人都是去游泳的,再也没有专门去洗澡的,在江河边洗衣的居民也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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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朱兴弟(原南充食品罐头厂退休干部)

供稿:南充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