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崇庆县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段高光时期‖雷仕忠_巴蜀记忆_文化纵横

【记忆】崇庆县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段高光时期‖雷仕忠

作者：雷仕忠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发布时间：2024-01-19 11:31:14 浏览次数：次【字体：小大】

崇庆县在改革开放初期

的一段高光时期

雷仕忠

敖锡清是幸运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9个月,即1979年国庆前夕,他从中共新都县委副书记位上调任中共崇庆县委书记。他借改革开放的东风,要求班子成员首先解放思想,把顶层设计创造性地同崇庆县(1994年,撤县设崇州市)的实际结合起来,把对上负责同对下负责结合起来,给全县各项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开创了崇庆县的新局面,让崇庆县在四川省各区市县中冒了尖。

那时节,我在中共崇庆县委报道组工作。三中全会前,我常跑农村,曾在两个乡的工作队队部干了近两年时间,还在詹家弯治理金马河工地待了一个冬春,照理有接触实际的大好机会,但要想找一条新闻写一写,挤上党报占个“豆腐块”也是比较费劲的。

改革序幕拉开不久,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毫不夸张地说,喜欢跑田坎的我,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很多新闻扑面而来,纵有三头六臂,一天24小时不睡觉,也写不完。那些年,我有幸同全国、省、市新闻工作者一道见证了崇庆县那一道道绚烂的彩虹,乘那股改革开放势头,多角度报道了改革开放初期崇庆县那令人难以忘怀的深刻大变化。

三个“三字经”

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与多数同志一样,我们睁大眼睛看着新县委书记的“三把火”怎么烧。

敖书记上任不几天,他要我同他下乡到集贤公社参加油菜移栽现场会。我发现他讲话时喜欢用手势,即兴简短,无高大上的套话,很平实,连大字不识的老农也一样能听懂,布置油菜移栽工作,简洁明了,条理清晰,操作性强。午餐时,喝的是姚林酒厂生产的散装曲酒。入乡随俗,他同大家八人一桌,把酒倒在一个叫“鱼碗”的土巴碗里,一人一口地喝转转酒。大凡有人来敬酒,他从不耍水,干脆得很。看来酒量不错。我观察,他在饭桌上也很喜欢倾听,说话不多,不时打听当地主要使用的小麦品种、每亩的用种量、播种时间等问题,明显看得出是在为下一段小麦播种做准备。他还详尽地询问姚林酒厂的生产历史和规模。饭桌上的气氛是轻松的。

又隔几天,他问我哪个公社大春备耕工作抓得早?我说江源公社向来都抓得早而扎实,水稻单产一直名列全县前茅。他要我跟他下去看看。汽车沿着颠簸的碎石公路向江源方向驶去。我多年形成的习惯,在领导面前说话,总喜欢直来直去,我说我在江源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干过近一年,同几个高产大队的支部书记混得很熟。与四大队的支部书记雷志凯更有多次深淡,他敢说话,不弯环倒拐。他对双季稻、对片面强调栽秧高度密植,很不“感冒”。他说:“管我咋个种,我反正不会欠皇粮国税一斤一两,三四月青黄不接,我也不会开腔要国家一斤救济粮!我就信一条: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稀大窝,密好看。”

敖书记饶有兴味地听我说完,平静地说:“农民务实。他们看重爬秤钩,用产量说话。”

我说:就是。我觉得敖书记对这样不顺耳的话都听得进,顿受鼓舞,便进一步说,基层干部和农民最反感只唯上不唯下的瞎指挥。

在江源,他听了公社书记王艾文关于备耕工作的汇报,又下大队、生产队,用赞许的目光看了春耕备耕现场。

1982年秋,县委书记敖锡清(右一)和也是竹编好手的县委副书记刘万顺(右二)在竹编之乡道明罗福安(左二)家调查竹编生产和收入情况(雷仕忠摄)

崇庆是传统农业县。身为县委书记,敖锡清当然明白“粮油安天下”的道理,抓农业,唱春种夏管秋收冬播之类的“四季歌”顺理成章。但他似乎又有些不同,他更看重农民的心思和渴求,在求温饱的同时还要鼓腰包!他拍板在万家山区抓了以包产到户为主的“三包”责任制试点,并迅速在全县推广,扎牢粮食生产基础。

1980年1月,中共崇庆县委、县革委印发《关于加速社队企业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确定由一名县委副书记兼任局长,加强对乡镇企业的领导。紧接着,县领导尊重农民心愿,下大力抓农房建设,改变了昔日“光喊治坡、不管治窝”的状况。到1982年,全县42%的农民住进了新房。

1983年10月26日,《四川日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图文并茂地报道了崇庆县的新变化。报社党委书记李半黎既题写压图题“前程似锦”,还写了《新村小饮》盛赞改革给崇庆县带来的崭新变化(雷仕忠供图)

1984年,崇庆县委、县政府又当机立断,毅然决定:将新规划的县城东西干道单列出来,专供300户农民投资兴建300栋两楼一底的三华里长的农民大街;支持怀远镇农民到镇上建农民新街,改善农民居住和经营条件。敖书记力排众议,着手规划建设34米宽的环城干道,决定放手让农民发展商品生产,促进农业分工。当年仅城关乡9000多劳动力中,就有6000多人不再单靠种田过日子……

这一系列改革举措,促进崇庆县在全省180多个县中脱颖而出,到县参观考察者络绎不绝。据统计,从1976年到1981年6年间,省内外专程到县参观访问的团(组)就有500多个,人员更是达到1万余人次。崇庆县还先后接待了来自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及美国、意大利、瑞士、日本、印度、朝鲜、泰国等120多个国家及港澳地区的参观考察者200余人次。1979年10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席托尔巴应邀到我国参加建立世界沼气研究中心的签字仪式,整个行程只有短短四天,在听说崇庆县沼气建设搞得好后,他特意挤出一天时间,专程从北京赶到崇庆县白头公社参观。在考察了相关情况后,他高兴地说:“这里沼气搞得好,环境保护搞得好,像公园一样美丽。”1980年2月5日,《四川日报》2版头条刊出我们写的通讯《外宾为何赞“白头”》;又在头版头条刊出《崇庆生产面貌改观农工副业齐发展》的消息。1983年,国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委托昆明电影制片厂到县拍摄彩色电影《安居乐业》;同年12月26日,《四川日报》以《前程似锦》为题,用图片形式整版报道了崇庆县农村新貌;《四川画报》《农民画报》等期刊也相继图文并茂地大篇幅报道了崇庆县农村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

《农民画报》1982年第2期以大篇幅生动形象地报道像花园一样美丽的崇庆县(雷仕忠摄)

那段时间,敖书记常喊我跟他一起下乡走访专业户。

廖家公社的王伦兴是做牛角加工的专业户,雇请了一二十个农民工,每人日工资五六元,免费提供午饭和晚饭,有时还有酒喝。当时政策规定:雇请七人及以下叫帮工,八人及以上叫雇工。“雇工”就意味着“剥削”。从王伦兴家出来,敖书记问我:“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略加思索,回答:“现在一般公社干部一个月工资三四十元,我大学本科毕业,工作十几年了,月薪才50多元。如果有人愿意每天给我五六元,有时还有酒肉饭嗨,我也欢迎这样的“剥削”。我从那些务工农民的脸上,读出了一种被‘剥削’得很舒服的感觉!”敖书记听了微微一笑,没说什么。

在上元公社,他高度赞扬了建筑专业户阎永超。阎永超带领四五百号农民远征青海治多县,建楼房、架桥梁、修影剧院,既支援了青海建设,又为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自己也走上了致富路。敖书记听了阎永超的介绍,没有长篇大论的指示,只是关切地问他们:在青海顺利不?有什么困难吗?

在道明公社,他很欣赏回乡知青倪修林。倪修林毅然从竹编户中分离出来,当上了长途运销专业户,将乡亲们生产的竹编产品远销到外省。在他带动下,全公社一下子冒出了上百个购销专业户从事长途贩运,既扩大了竹编销路,又富了自己,促进了竹编生产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增加了广大竹编农户收入。后来我了解到,倪修林最初和朋友一起冒险在信用社贷款1400元进货,用拖拉机拉到成都,再乘火车到贵州等地贩卖,卖完一算账,收支相抵无钱赚。他们吸取教训,拆件包装,用大篼套小篼,到目的地后再组装整形复原,成倍地提高了装载量,运输费用大减,效益大增,就这样从市场中学会游泳。

道明乡回乡知青倪修明第一个冲破束缚从事竹编长途贩运生意,带动全乡上百人走上了长途贩运之路,将竹编制品销往全国十多个省市,从而推动了全乡竹编生产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图为倪修明正在将花篼装入用于运输的竹筐内的情形(雷仕忠摄)

从小就热爱园林艺术的梓潼公社花木专业户黄士民,在发展规模种植花木富起来后,花2.6万元修建了190平方米的两层楼房,一下子引起了轰动。时隔不久,有谣言说“黄士明被抓起来判刑了”,“黄士民的房子、园子遭没收了”。听到这些谣言,他既气愤又心惊,打算“收刀拣卦”不干了。向来不急不躁、舒展从容的敖书记闻讯后,立即叫县委副书记范鼎文同他一起赶到黄士民家,给他宣传党的富民政策,为他撑腰打气,鼓励他顶住谣言不动摇,坚持按计划继续扩大花木规模种植,把产品打入大城市、打到外省去。关键时刻的走访,让黄士民稳了心、定了神,他重新鼓足干劲,扩建园子、增加品种,联合附近40多户农户扩大园林种植,产品远销到河南、福建、浙江、广东等地。

1984年春节前,敖书记带领县领导们冒着风雪给全县各类专业户代表拜年。同年,香港女歌星奚秀兰到县参观,敖书记陪同她参观了建筑专业户阎永超、农民企业家李建华、三十烷醇厂厂长严泗清的企业,把他们的事迹和成就作为崇庆县改革开放的成果和骄傲,如数家珍般一一介绍给来宾,兴高采烈地赞扬他们为县域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敖书记对专业户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1984年国庆期间,香港歌星奚秀兰在崇庆县委书记敖锡清陪同下,参观了建工专业户阎永超、农民企业家李建华家和元通严泗清兴办的三十烷醇厂。图为奚秀兰(右二)在敖锡清(左一)陪同下在阎永超(左二)家厨房参(雷仕忠供图)

1984年3月1日,崇庆县委在人民会场隆重召开农村工作暨专业户代表大会。建筑专业户阎永超、侯文清,竹编购销专业户乐树君,园林花草专业户黄士民等代表发言,交流了他们解放思想、勤劳致富的经验。县委给先进专业户代表颁发了光荣证。敖书记在会议讲话中明确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抓了“责任制”三个字,开创了农村的新局面。现在,要进一步开创农村新局面,同样要抓好三个字,就是“专业户”。这是继“责任制”之后使农民尽快富起来的大政策。目前,全县专业户约占农业总户数的12%,这还远远不够,只能算是打开了局面。各级干部要从战略的高度为专业户撑腰打气,政治上关心、思想上鼓励、政策上放宽、经济上扶助、技术上指导、法律上保护,让他们打消顾虑,放胆发展。

会后不久,经过深思熟虑,敖书记又提出了一个有分量的“三字经”——解放“三种人”,即解放当时褒贬不一、备受争议的“包工头”“沙老板”和“长途运输专业户”,为他们正名、撑腰打气,旗帜鲜明地支持他们干事业。

敖书记提出的3个“三字经”,坚定地为专业户的发展扫清障碍,营造了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环境,体现了他坚持实事求是、尊重群众创造的创新思维和胆略担当。

西河唱新歌

1984年春节后没两天,四川日报社常跟随省委领导跑时政新闻的记者文贤书大姐来到崇庆县,她说省委决心带领全省八千万农民尽快富裕起来,改变全川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在全国排名落后的状况,决定在报上开辟“为实现十二大提出的总目标,在‘富民’‘升位’上使劲”的笔谈专栏,报社拟向部分县委书记约稿,敖书记是重点约稿对象。她当着敖书记的面,建议由我代笔完成任务。我感到有压力,请示敖书记写什么好?敖书记说,你先拿个初稿出来,再研究吧!

书记敢放手,我就放胆一搏。我决定先下苦功夫调查。

早在1975年冬,在时任县委书记侯宪领导下,西河治理就改变过去零敲碎打、年年岁修收效不大的状况,开始按统一规划设计与整治新方案,有计划、有步骤、分期分批进行全面治理。敖书记到县主政后,把这个成功做法坚持下来,尊重群众边治理边因地制宜开发利用的经验,迎来了西河治理与利用的根本性转折。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聚焦西河,努力做好有关报道,相继在《四川日报》发表了《边治河边开发河滩地》《改治河造地种粮为利用河滩地养鱼》《烂石河滩变成多种经营的“聚宝盆”,崇庆县开发利用河滩非耕地》等文章。

1984年冬,崇庆县群众冒着严寒奋战西河治理工地上(雷仕忠摄)

几天的调查、回顾与思考,我发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短短几年,绝大多数农民确实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零用钱也比较活泛了,开始向“吃的讲营养、穿的讲漂亮、住的讲宽敞、用的讲高档”靠拢,他们手里的钱不是从人均一亩田里“刨”出来的,而是放开手脚在搞好大田生产、保持粮油连年稳定增产基础上,在荒河滩、水面、林盘院坝、荒山荒坡等非耕地上做开发性文章挣来的!

1982年,崇庆县与中国水产养殖公司和四川省水产养殖公司联合兴办了四川省水产原种场,在乱石河滩上共改建新建标准鱼池160余亩,成为四川省内最大的水产良种基地,专门培育优良鱼种和鱼苗,供应川西平原农村发展渔业。图为四川水产良种厂远景(雷仕忠摄)

1982年,据统计,全县开发性生产以及由此带动起来的建工运输业创造的总产值达1亿117万多元,而农业总产值才9243万元。开发利用西河,发展沙石采集、建材生产、养鱼等产业,共创造产值3900多万元。按西河占地面积32000亩计算,亩均产值1200多元,相当于当年大田生产平均产值的6倍左右,多数村由此初步实现了由穷变富。乡镇干部、农民都说,要不是走靠河滩地谋发展的路,仅仅死守那一亩田,咋个都富不起来。

1983年4月下旬,我们到怀远乡调查,据时任党委书记宋茂全介绍,包产到户责任制落实后,全乡剩余劳力和闲散资金不断增加,但还有1000多亩荒山和500多亩河滩地没有开发利用,乡党委果敢决策,动员组织农户,特别是先富起来的农户治理、开发荒山、荒地、荒滩,并协调信用社、供销社等部门从资金、技术、物资购销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开发性生产已初见成效。我们当即写了《为闲散资金和剩余劳动力找出路,怀远乡鼓励农民从事开发性生产》,很快在当年5月2日的《四川日报》上刊发。

调查回顾,让我们豁然开朗:非耕地生产和庭院经济容纳的劳动力多,能发挥各种人才的聪明才智,产品商品率比大田生产高得多,产品销路也宽。综合开发利用非耕地,发展商品生产确实大有可为!同时,我们也发现一些消极情况:有的干部仍习惯当催收催种的“农业官”,没下大力气抓非耕地的开发性生产;有些人对那些为非耕地开发作出很大贡献但“手上无茧”的“包工头”“沙老板”和被称为“二道贩子”的长途运输专业户发出种种怪论,有的主张限制,有的主张取缔,甚至有人说要“制裁”。不排除这些思想障碍,群众勤劳致富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挫伤,富民必然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

通过调研,我决定以《让非耕地在“富民”“升位”中做贡献》为题,结合实际从敖书记的执政思路出发撰写这篇文章。文章一开头便开宗明义:要响应省委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总目标在“富民”“升位”上使劲的号召,“从农村来说,不仅要做到农业生产持续增长,还要放开视野,在一些带战略性的问题上拿出突破性的措施。大力开发利用非耕地,发展商品生产,就是一个带战略性的大问题。”接着,围绕中心进行了全方位论证、阐述、分析和展望。在全县专业户代表会召开前,文章终于完稿了。敖书记仔细看了一遍,满意地说:“写得不错,可以送报社。”我说,文章长了点,超出规定三四百字。他说:“没关系,由报社去删改嘛!”

我请县委办公室盖上章,邮寄给报社。1984年3月9日,该文在《四川日报》刊出,我长长地松了口气。

1984年3月9日,《四川日报》刊发敖锡清书记文章(雷仕忠摄)

事隔不几天,文大姐又到崇庆县,她高兴地对我说:“这篇稿子针对性和指导性都比较强,很有新意。省上领导和报社评价都较高,读者反映也不错。”她说,文章里还蕴藏不少“金矿”,可以继续开采出来写。

改革开放初期,崇庆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群众生活大大改善,西河开发“成为全省开发利用河流资源的一个典型”,非耕地开发利用得到上下认可,在省内外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敖书记和县领导班子在改革中的开拓创新、担当作为密不可分。

持续“挖金矿”

1984年5月,《四川日报》资深记者刘耀辉专程到崇庆县,他告诉我说,他认真研究了敖书记那篇文章,发现其中蕴藏着很有新闻价值的重要线索,完全可以进一步采写出有分量的新闻报道。

我向他介绍了敖书记关于解放“三种人”的观点,并进一步说明关于长途运销专业户和建工专业户已写过多篇报道,而那些把全县人民艰苦治理后的西河变成了流金飘银聚宝盆的“沙老板”们,仍然饱受诟病,建议就写手上没茧的沙石运销专业户。

刘老师说,就是该写这些针对性强、有感而发的新闻,这样发挥作用才大。

我们商定去采访济协乡优秀共产党员冯尚志。

听说我们是为“沙老板”正名而来,冯尚志欢喜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我们了解到冯尚志的家在西河边沙石资源丰富的双凤村,1981年,他“麻起胆子”承包了大队的沙石经营。大队干部比较开明,放手由他点名“组阁”,建立购销班子。在对沙石市场进行调查后,他将信息反馈给社员群众,社员再按市场需要筛选不同规格的沙石,再由购销班子收购包销。就这样,他带领300多户从事沙石生产的农户,把沉睡了千百年的沙石变成了花花绿绿、令人眉开眼笑的票子。除去向国家上交工商税、向集体交承包费外,全大队家家都获得了较高收入,一批农户明显先富起来。就连全乡穷得叮当响的贫困户王志忠,也在两年多时间里靠跟着冯尚志筛沙石,把草房换成了瓦房,儿子也娶上了媳妇。

冯尚志发了财致了富,但冷言冷语也随即而来,有人说他“手上没茧”,有人说他的钱来路不正,种种中伤让他有点心灰意冷。关键时刻,县领导和乡村干部站出来坚决支持他,肯定了他帮助300户农民勤劳致富的积极贡献,认定他是“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好党员”,县领导还特意推荐他参加成都市农村专业户先进代表表彰会。

采访很顺利,一篇旗帜鲜明的消息顺利完成。正题是:《为发展农村商品生产,不怕议论中伤》,副题是:《共产党员冯尚志敢当沙石经营承包人,帮助带动了周围300户农民共同致富》。这篇消息在1984年5月28日《四川日报》发表,配发了一篇1200多字的评论《手上没老茧的该不该富?》。评论指出:

一些人总认为营销专业户的钱“来得容易”“政策上过得去,感情上过不去”。其实他们的劳动也十分辛苦,既要掌握市场信息,动脑筋想办法;还要风餐露宿,日夜操劳;既有脑力劳动,也有体力劳动。他们手上虽然没有磨出老茧,但绝不是不劳而获。崇庆县济协乡共产党员冯尚志,为了发展农村商品生产,不怕别人说是“沙老板”,敢于经营河沙,带动了300户农民共同致富,值得表扬。当地党政组织敢于积极支持这样的专业户,更值得效法。各地应当进一步清除“左”的影响,纠正世俗偏见,积极支持运销专业户,搞活商品流通,这是当前农村发展商品生产的急需。

很多干部群众看了报道和评论后,都说这是对全县改革工作的肯定,“涤荡了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污泥浊水”,是对专业户实实在在的有力支持。一些因流言中伤受到影响,准备收手不干的专业户也扬眉吐气,重振旗鼓,放心大胆显身手。

崇庆人民让西河和非耕地成了致富聚宝盆,谱写了气势磅礴的西河大合唱,演绎了让多数人增收致富的动人交响乐!

这一时期,我们也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五年时间写了近20篇有关西河的报道在党报上发表。1986年,我再次以新视角采写了一篇题为《崇庆县主要靠当地财力和农民劳动积累,坚持不懈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报道,3月5日《四川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后来,这篇报道还获得水利部、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12家单位联合颁发的首届全国水利好新闻奖。

1986年,本文作者雷仕忠采写的《崇庆县主要靠当地财力和农民劳动积累,坚持不懈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报道,获得水利部、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社等12家单位联合颁发的首届全国水利好新闻三等奖(雷仕忠摄)

1986年7月4日,资深老编辑、我的恩师石韫玉老师和我合作撰写的报道《艰苦奋斗结硕果,自力更生谱新篇,治理西河工程胜利竣工》,又在《四川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并配发了千字评论员文章《重实干求实效》。《四川日报》农村部主任吴中福还专程到县详细采访,写了长篇通讯《西河献宝记——记崇庆县委带领群众办的一件大好事》,配上《四川日报》编辑部的《编后》于1985年10月17日发表。

值得一提的是,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多次到县考察。1986年5月,他又连续在县调研考察了两天。第二天下午,在西河畔实业公司简陋的会议室,他欣然题词:“励精图治十一春秋,驯服西河造福人民”。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于9月在崇庆县参观访问后,一边谦虚地说:“大重庆要好好学习小崇庆!”一边题词:“果然不错”。之后,先后有10余批重庆市考察团到崇庆县考察。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杨析综也在河南介绍推广崇庆县治理西河帮群众致富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