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贵州馆街

章邦鼎

原来的贵州馆街,早已是成都市新华大道玉沙路的一小段,南边从玉沙路8号到24号,北边从41号到51号。现在的这条街以卖渔具的商家为主,可以说叫渔具一条街,有西南渔具城、钓王渔具超市等。对当今的年轻人来说,也许不知道有贵州馆街这样的一条街名;但对曾在这里生活过的人来说,还是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贵州馆街,从街名来说,顾名思义,应该是贵州人在这里修了会馆。会馆,对于现代人来说可能是个有点陌生的概念。明清之时,随着商贸经济发展,我国出现了现代商会、同乡会的早期雏形——会馆。“会馆”最早见于明代,极盛于清代,性质大概与今天的某某城市商会有点类似。会馆最重要的功用,当属其作为同乡会的性质。我们可以想象,在古时那个“车马很慢”的年代,异乡游子来四川谋生是何等的艰难。而会馆的存在,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互相帮扶并且初步解决问题的空间。明末清初,四川由于经历了长期战乱,人口锐减。在全国统一安定后,清政府推出了“填四川”的系列移民政策,鼓励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等,于是大量移民涌入四川,对四川的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贵州馆街上就有两座清代贵州移民所建的会馆,一座是建于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的贵州会馆,一座是黔南会馆。一条街上同时修建两座同省移民公馆,这种布局在成都可谓独一,即便是在全国也是十分罕见。但可能是贵州移民的财力不够雄厚,两座会馆的规模都不大。

1876年,贵州籍总督丁宝桢到任成都后,在他资助下,贵州会馆才进行了扩建,之后焕发了生机。建馆时,街道本名叫玉纱北街(现在叫玉沙路,只是对历史名称的恢复),后即改为贵州馆街。而玉沙街有可能就因为曾位于唐代的解玉溪畔而得名,而解玉溪的得名又是因为河中出产可以解玉、治玉的硬沙。

今日成都市玉沙路(蓬州闲士 摄,图片来源:四川方志图库)

“不要在贵州馆看戏”,它曾是20世纪初流传在四川官场的一句话。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是源于一件真人真事:四川保路运动高潮中,川剧名旦杨素兰慷慨捐出水田60亩以助保路同志会。辛亥革命成功后,当时的袁世凯政府为此想向杨素兰颁发一枚勋章以示嘉奖。授勋仪式在贵州会馆中举行,并由杨素兰演出折子戏《游园》表示答谢。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一时高兴,酒后失态,竟将台上的杨素兰拉下台来陪酒。留日归国的军政府警察总监杨维认为尹昌衡此举太失礼仪,难以为官场表率,遂决定扣发都督薪俸一月以示惩罚。当时,尹昌衡也知道自己酒后失态,表示接受惩罚。后来,这件事就长久地在民间流传,“不要在贵州馆看戏”,也就成了为官者的一句告诫语。由于历史原因,这个曾叱咤一时的老宅子先是沦为大杂院,然后又灰飞烟灭了。

今日成都市玉沙路(蓬州闲士 摄,图片来源:四川方志图库)

我的老家原来在贵州馆街29号,1955年街道扩宽,原在围墙内的一些建筑也改成了铺面;后来到20世纪80年代又一度改成新华东路,我老家的地址又变成新华东路134号;再后来,又恢复成玉沙路,作为新华大道的一段。但整个街的南边在20世纪1998年被整体撤掉,修成一个单位的高层住宅,只有街头的红星饭店建筑还在,但标志却不见了。街北边军区后勤部的大院还在,但其余的平房也早已不在,修成了几座楼房。

在我的记忆中(1961年我参加工作便离开家,这是20世纪50年代的记忆),街北边靠育婴堂街的街头是一个茶铺,小时候我们常去茶铺打开水,两分钱打满五磅的水瓶。茶铺不远处就是一个粮店,粮店是在一个院子的外边。这个院子的建筑像一个小会馆,里面还有几间住房,说不定就是黔南会馆。我记得,我在五中读书时的一个男同学家,就住在这里,他父亲是成都冶炼厂的一个工程师,在当时我们觉得他家境相当不错。

街道靠南边有几个比较大的院子。27号是一个大会馆的建筑格局,也许就是1768年修的那座贵州会馆。院居中间,屋列四边,内向封闭,主次分明,戏楼在前,神殿在后,水池月台,两侧配殿,层层递进,步步登高。29号在街南边的中段,5号、7号、9号都是院落,小时候我都去过,但相对来说,还是29号有特色,估计就是建贵州会馆的商人所建。29号是一进、二进、三进院,有前庭、中庭和内庭。这种设计让人们真正感受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妙与舒适。进大院门,两旁都有一个几十平方的小院落,这是前庭,前庭当时叫附1号和附4号,附4号外有一个水井。这应该是过去仆人住的地方。大院门正对着的一个院落,这应该是中庭,叫附2号,应该是客人休息和接待的场所。从附2号左拐十几米再右拐前行二十几米,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院落,有正房和偏房,院中还栽了不少树,这应该是内庭,叫附3号,是主人居住的地方。内庭它的存在不仅形成了建筑内外的对比,更能为居住者提供一个安静、私密的空间,一种与外界隔绝而内敛的氛围。

我家在附4号,还有一个姓曾的货车驾驶员住在我家旁。他爱人姓郑,是街道居委会的委员,我们都叫他郑委员。附1号院住的有裁缝,有拉三轮车的。由于附1号院有一个旱厕,所以我经常要过去。如果要大便,就要到育婴堂街的公厕去了。附3号主要住的是凌家,这是一个大家族,是内迁到此的。凌家有六个兄弟姐妹,老大是留学苏联的,在武钢工作。

这里着重说一下,附2号有一个肖婆婆,带着孙子和孙女在此居住。她跟我母亲比较熟,有什么好吃的,都要互相端来端去的。自然我也和她的孙子比较熟悉了。他的孙子就是现在国内著名的雕塑家许宝忠。后来,我才知道,许宝忠的父辈是抗战期间随内迁的民族企业,撤离上海,辗转入川。许宝忠1977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1983年结业于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研究生班,曾在四川美协、上海油画雕塑院等任职,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雕塑学会理事,一级美术师。1994—1996年,他曾主持成都市府南河沿线雕塑规划,作品曾多次参加全国美展及获奖。在美国凤凰城、北京、上海、成都、大连、中山等城市创作有城市雕塑及公共艺术品。作品中:《弦上的箭》获第三届体育美展铜奖,为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收藏;《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合作)获首届全国城雕优秀奖。他的作品还有《九曲黄河》《逐日》等。四川美术出版社2018年出版有他的一本雕塑艺术画册《“新青铜器”系列雕塑》,内容包含许宝忠的个人雕塑作品和友人的多篇艺术评论。许宝忠从历史传统和当代文化中获得艺术想象力,书中通过高清的图片,细节的展示,将许宝忠雕塑作品一一呈,同时将许宝忠的个人艺术理念传达出来。机缘之下,许宝忠对于三星堆天地交通之古物一见倾心。古物是人与神缔结盟约的象征,为某种神秘力量存在的寓示,或者用海德格尔式的语言可以颂之为馈赠。馈赠同时也就是聚集,将自身带到它开启的天地人神的关联境遇之中。因此,在许宝忠的作品中,我们既能体会到物的无根性也能够察觉到某种与之相悖的复杂感情。这些年,许宝忠一直在上海和成都之间来回漂泊,2023年回成都参加过相关活动。我和许宝忠有联系还是2001年的事。当时,我在四川电视台打工,做新闻节目。可能是他在新闻中看见我的名字,便约我为成都工业博物馆写段文字。

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这条贵州馆街的街名了,更感受不到“一街两座同省会馆”的独特魅力,看得见的物质遗产消失了,庆幸的是,还有一句“不要在贵州馆看戏”,述说着一段过往的历史。

来源:行脚成都

作者:章邦鼎

图片:除署名外,其余为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