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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一座东华门 半部成都史‖吴亦铮

作者:吴亦铮 孙艳 来源:成都日报 发布时间:2024-01-04 10:40:22 浏览次数: 【字体:

一座东华门 半部成都史

吴亦铮

这里是天府广场,是成都博物馆、四川科技馆,也是四川省图书馆、四川大剧院、成都体育中心……历史上,张仪、张若首建成都城,奠定城市核心格局,便将郡守府设置在了今天东华门一带;三国时,蜀汉皇宫即建于此;到了隋唐,此处的摩诃池是成都版的“西湖”,杜甫、薛涛都曾泛舟湖上;明代,巍峨连绵的蜀王府在此拔地而起;清代这里是四川贡院,无数生员举子在此为梦想而奋笔疾书……

 无论经历了怎样的风雨,它依然是成都最核心、最繁华的所在。这一大片区域,如今被称为“东华门遗址”。

 东华门遗址,承载了成都2000多年的城市风流,也浓缩了2000多年的城市历史。2013年以来,发掘面积约50000平方米,发现了自秦汉三国、隋唐五代至宋元明清2000多年的历代文化遗存。如此深厚的底蕴,必将为成都加快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提供重要支点。

 此地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镌刻下了过去,为成都点亮了历史文化的星星之火,也同全国其他城市一同汇聚出了中华文明之盛。

东华门考古遗址公园,共发现了自秦汉三国、隋唐五代至宋元明清2000余年的历代文化遗存

秦汉“列备五都”繁华富庶

 公元前311年,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张仪与初代蜀郡守张若一同,在成都平原上修建了第一座城,这也被认为是成都城市史之始。新修建的成都以秦国都城咸阳为蓝本,起点极高,“周回十二里,高七丈”。城建好后,张若将蜀守府衙建在了城中心。

 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也是一位蜀郡守。治水时,李冰还打造了五枚石犀,《蜀王本纪》载,“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在市桥下,二在渊中,以厌水精。”

 2000多年后的2013年,东华门遗址旁的四川大剧院建筑工地上,一尊重达9吨的石犀横空出世。据专家考证,这尊石犀很可能就是当年李冰制作的五枚镇水石犀之一。

双阙画像砖展现了东汉时期成都的建筑风貌

 “列备五都”,汉代成都成为全国最繁华、最重要的五座大城市之一。近年来,东华门遗址出土的汉代“大富昌”瓦当,就记录下了汉代成都东华门一带,遍布繁华考究的建筑,其精美程度令人啧啧称奇。

 无独有偶,2010年,东华门附近还出土了两通制作精美的汉碑——裴君碑和李君碑。碑身上2000多个横稳疏阔的汉隶文字,记载了汉代成都的地方官制、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经济面貌和文学水平。其中裴君碑上“巍巍大汉”“列备五都”的字句,进一步凸显了汉代成都的繁华与富庶。

牌坊后的红照壁,为明代蜀王府遗存 资料图片

唐宋摩诃池上浪漫泛舟

 公元589年,隋统一全国,隋文帝杨坚将他的第四子杨秀封为蜀王,镇守成都。雄心勃勃的杨秀将成都城的面积增加了将近一倍,并把自己的宫殿建在了原来的郡守府旧址之上。

 建城自然需要取土,杨秀的取土地渐渐形成了一片湖泊,覆盖了东华门遗址的大片区域。无心插柳柳成荫,这片湖泊也渐成成都一景,并被命名为“摩诃池”(即梵语里的“池广大有龙”)。

 杭州有西湖、武汉有东湖、南京有玄武湖、济南有大明湖,至此,成都也有了自己的城市湖泊——摩诃池。

秦 石犀

 摩诃池建成之初,依靠贮蓄天然雨水。唐代,节度使韦皋开解玉溪,并与摩诃池连通;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年),节度使白敏中开金水河(禁河),自城西引流江水入城,汇入摩诃池,连接解玉溪,至城东汇入油子河(府河)——从而构筑了成都城市水利设施完整的河湖水系,为摩诃池注入了充足水源与盎然生机。

 地处成都城市最中心的摩诃池,从隋代逐渐成了成都最繁华浪漫的所在,杨秀在湖畔修建了散花楼,用来游宴取乐。到了唐代,李白在成都写下了《登锦城散花楼》,记录下了摩诃池畔的胜景。此后文人墨客、士族百姓都将此处当成了外出游玩的首选。

 五代十国后,前蜀皇帝王建修建新皇宫时,将摩诃池纳入宫苑,改名龙跃池。王衍继位后扩建皇宫,为龙跃池注入活水,改名为宣华池,环池修筑宫殿、亭台楼阁,其范围广达十里。

隋 摩诃池护壁

 后蜀孟昶更将湖面由500亩扩成1000亩,作为前蜀和后蜀的皇家池苑。摩诃池迎来了它的极盛时期:春水碧蓝映天、秋水澄澈似镜、夏日荷风摇曳、冬日霜雪飘飞……无怪花蕊夫人在《宫词》中赞道:“长似江南好风景”“水心楼殿盛蓬莱”。

 到了南宋,摩诃池依然维持了相当的规模,大诗人陆游在成都宦游居住期间,就曾写下了《摩诃池》一诗:“摩诃古池苑,一过一销魂。春水生新涨,烟芜没旧痕。”

唐 莲花纹瓦当

宋 摩诃池拼花石子路

明清民国王宫富丽学风昌盛

 摩诃池一共存在了1000多年的时间。公元1371年,朱元璋之子朱椿封蜀王,蜀王府就建在前后蜀的王宫旧址之上,摩诃池被填平大半,成为蜀王宫的一部分;而剩下部分,则在修缮后,收纳进了蜀王府的后花园。

 明末清初,形制精严、构建瑰丽的蜀王府毁于战火。1665年,清朝在蜀王府的废墟上修建贡院,无数生员举子在此为梦想而奋笔疾书。雍正年间,贡院号舍已达4000多间,到同治四年时,房舍已增至13935间。

清 贡院明远楼

 规模如此庞大的贡院,自然不可能只有一个出入口。在贡院的东边有一道侧门,时人称其为东华门,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几百年后,东华门不仅成了“一眼千年,移步百年”的城市历史浓缩原点,它还被后世认为是“巴蜀文胆之所在”。

 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成都的教育至此开始转型,曾经的贡院号舍被拆除,一大批新式学堂在此生根发芽。其中就包括四川高等学堂——后改名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成为当时四川最高学府。历经百年后,这所大学就成为如今全国闻名的四川大学。

 据资料显示,江竹筠、郭沫若、巴金等都在四川大学读过书。近代50位“四川文化名人”中,有36人是川大校友。现在的两院院士当中,有50多人是川大校友。

今 成都体育中心

如今遗址公园即将开放

 1987年9月,成都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在东华门开工修建,1991年12月底竣工,从而结束了成都多年无法举办大型田径、足球比赛的历史,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新的人文景观。

 建于摩诃池旧址的成都体育中心,一度创造了全国瞩目的“金牌球市”。场上跃动着全兴队耀眼的金黄色队服,伴随着一声声“雄起”,成都人将自己对体育的热爱与浪漫,书写进了时代。

 从2013年至今,东华门遗址一直都笼罩在一片神秘的薄纱之内。成都人经过成都体育中心时,总会好奇:这个曾经在“甲A”“周杰伦演唱会”上大放异彩的城市地标,未来将会是怎样一副模样?

 将时钟拨到2013年。那一年,成都体育中心进行提升改造的施工过程中,发现了东华门遗址。次年,该处遗址被命名为成都东华门考古遗址公园。据了解,东华门考古遗址公园发掘面积约50000平方米,分体育场内外两个部分,包含场馆地下遗址22000平方米,外场东华门考古遗址公园27300平方米,共发现了自秦汉三国、隋唐五代至宋元明清2000余年的历代文化遗存。

 其中重要的遗迹包括国内首见的五代宫廷御道、隋唐至两宋生态人文胜境摩诃池、明代规模最大藩王府邸园囿区和国内罕见的“水上宫殿”,以及南方地区少见的唐宋园林庭院、拼花路面等。区域内出土了近万件与成都历代城市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陶器、瓷器、铁器、铜器、钱币等文物,其中汉代“大富昌”瓦当、五代黄绿釉香炉、明宣德大碗等尤其珍贵。

 21个朝代遗迹沉睡在此,既展现了成都古代城市生活面貌,又证实了该区域2000多年以来一直是成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作为国家重大考古发现,东华门遗址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已列入“蜀道申遗”重要组成部分。

 2023年7月,东华门遗址公园外场遗址全面建成开放。届时,成都市民能够再次走进阔别了10年的成都体育中心,感受城市历史文化积淀的同时,找寻那令人心动的城市记忆。

古今重叠下的成都记忆

 我们常说成都2000年“城名未改,城址未变”,到底以何为证?东华门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似乎可以为世人很好地诠释这一切。东华门遗址的发掘,有着怎样的意义?就此,记者采访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雪芬。

 东华门遗址的时间跨度从战国晚期到今天2000多年,纵观全国乃至世界,能够在一个超大都市的最核心区域,发现如此规模的古代遗址,都是非常少见的。更为重要的是,它见证了成都这座古今重叠都市的历史传奇。

 东华门遗址的发掘,摆在考古人员面前最大的难题就是,对于这样一个古今重叠的城市遗址,如何在尽量小地破坏上层遗址的前提下,解剖出埋藏更深的城市历史脉络。在这个过程中,考古人员做了无数次地考察、调研、论证,得到了来自政府、学界、社会的大力支持,终于在精心选定的点位下,立体化地展现出了成都2000多年的城市发展。

 未来,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东华门遗址将是这样的,最上层是明清时的遗存,如蜀王府宫城建筑群等;中间层是隋唐五代两宋的遗存,包括唐代官衙、五代时摩诃池皇家池苑园林区等;再下一层是秦汉六朝时的大城生活区。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历史切口,我们还能发现,东华门遗址区域一直都是成都的中心区域。

 为何一座城市的文化中心,能够从秦汉到今天,跨越两千多年的时光后,依然延续与传承?2000多年以来,成都“城名未改,城址未变”,如此传奇的文化延续,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评价说,成都东华门遗址是独一无二的考古发现,目前已被列入蜀道申遗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潜在价值。

 历史是根,文化是魂。在成都,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能够看到这种文化根脉的传承。比如在今日繁华的春熙路、太古里一带,隐藏着唐宋时的城市遗址——江南馆街街坊遗址,唐宋时的繁华街区跨越千年,保存在如今现代都市的闹市之中。而清初开始修筑的满城,则发展为今日的宽窄巷子,45座四合院落当中,既有最纯粹川西文化的底色,也有国际潮牌的汇聚。它们同东华门遗址一道,向世界完整地呈现出了成都几千年城市文明的发展脉络,生动形象地诠释出了巴蜀文明、天府文化的悠久历史和深厚底蕴。

 在这里,传统与时尚相碰撞,历史与现代相融合,恬淡与进取交相辉映。成都的传统,铭刻下的是城市的文化基底;成都的时尚,展现的是城市生生不息的前行动力。

文物里的成都密码

孙艳

 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出土的画像砖石在时空流转中点亮兼收并蓄的文化风尚。汉代三国时期,各地带文艺性质的表演队伍经常到成都进行各种表演,如成都彭州曾出土一方画像砖有七盘舞表演形象:地上倒置七盘模拟北斗七星,一女子在盘间小鼓上长袖起舞,闪转腾挪以传达汉代人的宇宙观和太空梦。在新都曾发现“骆驼建鼓”汉代画像砖,当是从西北或西域地区引进的一种民乐。在成都的许多画像砖、画像石上,常见案上倒立、吐火等杂技节目,亦是从西北地区引进。

 蜀地出土了大量喜气洋洋、栩栩如生的舞乐俑,其中东汉中晚期各种微笑说唱俑最负盛名。他们形态表情多有差别,皆作滑稽的说唱态,系一人单独表演,边击小鼓边唱响人生。说唱俑手舞足蹈,造型生动,妙趣横生,唱得投入,笑得灿烂,让人见而生喜,极其精彩地呈现出了陶塑工匠们瞬间的捕捉能力与思维能力,不仅是东汉盛世娱乐文化繁荣的直接物证,更体现了成都市井中鲜活的乐天精神,表达了成都人热爱生活、享受生活,在逆境人生中也能随缘自喜、诙谐幽默的豁达气质。

 敬告:本文已经成都日报授权转载,未经原发媒体成都日报授权,请勿转载。

来源:《成都日报》2023年5月22日第8版


作者:吴亦铮(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孙艳(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历史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成都市金沙智库研究会特邀研究员)

来源: 成都日报
终审:何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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