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杨鹏升40封书信交往始末

戴连渠

在渠县档案馆里,保存着陈独秀写给渠县人杨鹏升的40封书信复印件。这40封珍贵的信件,对于研究陈独秀晚年生活等具有重要价值。

1980年初,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各单位对革命历史文件、资料、革命历史丛书(包括敌伪档案中发现的革命历史文件、资料)进行一次认真的全面清理,统一交各地档案馆收存。

1980年5月,渠县发现了陈独秀写给杨鹏升的40封书信,省委办公厅指示渠县上交。四川省档案局收到这40封信件后,遵照省委领导意见,于7月14日转送中央档案馆收存。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书信(戴连渠 供图)

1980年8月27日,中央档案馆向渠县县委来信(打印件),并寄来复印件两份。信中说:“你县上交四川省委的陈独秀给杨鹏升的40封信原件,最近已由省档案局移交我馆保存,这些信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可供研究党史参考。你县有关单位把这部分材料贡献出来,这种精神是很可贵的,请代为向他们致谢。现随信寄去陈独秀这40封信的两套复制品,一份给县委留用,一份请代转由原件收藏单位留用。”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中国新文化运动领袖,中国文化启蒙运动先驱,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年轻时创办《新青年》杂志,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被毛泽东称作“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后来由于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参加托派,背负“汉奸与叛徒”罪名,几进几出国民党监狱。陈独秀一生犯了不少错误,但他刚正不阿,同时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文字学家、音韵学家、书法行家。

陈独秀

晚年的陈独秀流落异乡,经受落魄与孤独、疾病与痛苦折磨。离开政治后,他反而还能静下心来阅读与写作,并与朋友书信交往,也得到许多好心人帮助,尤其以杨鹏升为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被关押在南京第一监狱的陈独秀得知抗战的消息,欣喜万分。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在谈判联合抗日进程中,共产党提出了保释政治犯的要求。蒋介石在国内外大环境下,迫于人民大众抗日呼声,答应释放中国共产党革命志士和在押政治犯,成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出狱,结束了多年的牢狱之灾。这是他人生中第五次被捕出狱,也是在狱中坐牢最长的一次。陈独秀出狱后曾想过前往革命根据地延安,可王明、康生等人不断在延安《解放》周刊施放暗箭,造谣中伤陈独秀是日本人的汉奸,诬陷他是“每月领取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最终,陈独秀去延安的愿望落空。

1937年9月9日,陈独秀带着爱妻潘兰珍离开南京,逆流而上至武汉。其间,他利用自己的文人本事,断续进行文学创作,向报刊投稿,获取微薄稿费,维持生计。

1938年初夏,陈独秀的家乡安庆沦陷,三儿子陈松年带着祖母及妻儿逃离安庆,一路溯长江逆行,6月中旬来到重庆。

南京沦陷,武汉朝不保夕,陈独秀又一次迁移。1938年7月2日来到四川,进入“陪都”重庆,一路上除夫人潘兰珍外,又多了30年未见的姐姐一家人同行。同时,继母谢氏和陈松年一家人在异乡“团聚”,给疲惫不堪的陈独秀也带来一些慰藉。一个月后,感觉到重庆的政治气氛更加紧张,经济困难,物质十分匮乏,加上重庆“火炉”气候,体弱多病的陈独秀携儿带母一大家,于8月3日到达事务比较闲适、物价比较便宜的江津。在江津住所也不固定,先后住过郭家公馆、延年医院、施家院子、聚奎书院、溜马岗邓家院子、康庄等处。

数月后,江津中学教员杨宾淑让陈独秀整理其父亲杨鲁承的遗著,陈独秀举家又从江津县城搬迁到20余里外的小山镇鹤山坪定居。这里系杨鲁承旧居“杨氏山庄”,这个偏僻的石墙院,便成为这位旷世奇人最后岁月的归宿。

在江津石墙院,陈独秀单靠自己撰写文章那微不足道的稿费不能维持生计,更多的是得到朋友的关照和帮助。患难见真情,杨鹏升,一位肝胆相照的挚友,就连印有“独秀用笺”和“仲甫手缄”的信纸信封,都由杨鹏升赠予,他给予了陈独秀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

杨鹏升(1900—1968),国民党中将,原名泰昆、蓬生,号劲草,别号铁翁,四川渠县人,比陈独秀小21岁。杨鹏升出生于平安寨一个没落书画世家,自幼丧父,家境贫寒,由伯父收养,在渠县三汇镇过着苦难的童年生活。

杨鹏升

杨鹏升天资聪颖,靠自学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也擅长篆刻,后流落渠县街头以卖字刻章为生。恰逢四川军阀杨森、李家钰等路过,觉得杨鹏升聪明能干,便特招入伍,后又资助其就读北大。北大读书期间,杨鹏升对李大钊、胡适、蔡元培、鲁迅极为崇拜,喜读《新青年》,多次有幸聆听陈独秀的演讲。在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引荐下,陈独秀与比自己整整小21岁的四川学生甚是投缘,从此两人交往频繁,终成忘年交。

杨鹏升两度留学日本,归国后入军界,平生好书法。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任八十八师副师长,率部英勇抗击日军。1937年9月,陈独秀到达武汉,杨时任武汉警备司令部领衔少将参谋,兼任武汉防空司令部筹备处办公厅副主任。陈独秀流亡江津时,杨鹏升在成都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谋,因对国民党不满,寓居成都修建“劲草园”,醉心于书画。而陈独秀也因国内动荡不安,流寓重庆,后迁至江津,隐居石墙院。从此,两人书信来往不断。虽曾为师且年龄悬殊,但陈独秀每封信的开头均称杨为“老兄”,称杨夫人为“嫂夫人”,落款均为“弟独秀”,两人感情可谓之深。

1939年至1942年,陈独秀生命的最后四年,陈写给杨的信件有40封之多,其中1939年7封、1940年18封、1941年12封、1942年3封。寄信地址多为“江津县西门内黄荆街八十三号”“江津县东门外中国银行宿舍”,另有寄自“重庆石板街戴家巷宽仁医院一楼二号”两封。

从信中可以看出,杨鹏升得知陈独秀自到江津后生活十分艰难,先后6次给他寄钱共4500元,数目不小。最后一封信是陈独秀去世前一个多月的1942年4月写的,对杨多年的资助,陈表示“内心极度不安,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

陈辞世后,杨鹏升悲痛不已,在其所寄信封的背后写下“此为陈独秀先生最后之函,先生五月二十七日逝世于江津,四月五日书我也。哲人其萎,怆悼何极!”

信封皆用毛笔直书,信笺有的为陈独秀自制,有的为杨鹏升所赠。陈独秀的字体行草隶兼容,舒展苍劲,行云流水。

信中反映了二人独特而深厚的交情。书信最长的有3页,最短的几十个字。在信中,两人或作学术探讨,或倾诉衷肠。

信中最多反映的是杨鹏升与陈独秀相互索字画、印章、拓片等内容:“求兄为写一小幅(纵横尺余)、嫂夫人倘喜作画,更为画一小幅。”“前奉函乞为作书并拟求夫人作画。”“求赐拓片一纸”“求大笔为书直幅”“大书对联已率涂数字交邮奉上。”并为杨父撰写墓志,还答应替杨的印谱作序号等。

信中也有反映生计的内容。“物价飞涨,愈于常轨。”“生活一向简单。”“月有北大寄来的三百元。”稿费、馈赠,是陈独秀晚年的收入来源。

(本文原刊于2020年4月3日《达州日报》)

作者简介

戴连渠,笔名:石桅、石桅子,四川渠县人,中国诗歌学会、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秦巴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巴文化名家培养对象,《渠江文艺》常务副主编,达州市文学艺术院首届特聘作家,渠县档案馆四级调研员,渠县宕渠文学院副院长。著有《五味集》《宕渠遗存寻觅》《宕渠流韵》《宕渠密码》《心迹》《中国汉阙之乡——渠县汉阙全集》《档案见证——渠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宕渠记忆——遗址遗迹篇》等。曾获达州市第二届巴渠文艺奖、渠县第二届渠江文艺奖特别荣誉奖、达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四川省档案编研优秀成果三等奖、中国档案学会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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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戴连渠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