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彭华吴儒玢同志

何德良

彭华、吴儒玢同志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绵阳地委及绵阳县委的主要领导人。虽然他们相继离开我们10多年了,但其音容笑貌,特别是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人民利益鞠躬尽瘁,艰苦朴素、清正廉洁、求真务实、实事求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对年轻干部关心、爱护,帮助我们健康成长的往事,却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彭华同志

吴儒玢同志

亲切教诲

我第一次认识彭华同志是1950年8月。当时,绵阳县人民政府召开第一届工人代表大会,彭华同志是地委组织部长兼专区工会办事处党组书记、主任,县政府请他给代表作报告。他没有讲稿,只写个提纲,就讲了3个多小时。从分析中国无产阶级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在旧社会是一无所有的最革命的先进阶级,讲到今天中国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在新中国的主人翁地位和历史使命及当前任务。他理论联系实际的讲解,深入浅出的分析,使大家听后很受启发教育。

当时我是县政府的宣传干事,坐在前排,很认真地听他作报告。休息时他亲切地问我:“是不是‘革大’分来的,现在做什么工作?”我一一回答后,他说:“目前干部少,任务重,生活艰苦。你们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城区要坚定不移地依靠工人阶级,搞好各项工作”。

我第一次认识吴儒玢同志是1951年4月。当时,绵阳县委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对参加第二期土地改革的工作队队员进行培训。我们在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等法律及文件,初步懂得土改的路线、方针、政策后,就到绵阳军分区内的大院坝,同地专机关和各县第二期土改的工作队长,坐在地下或自带的小板凳上,聚精会神地听地委塘汛乡土改试点工作队队长吴儒玢同志的经验介绍。她根据塘汛乡的试点情况,讲了土改的必要性和路线、方针、政策,土改工作的四个阶段及在土改中应注意的问题。她特别指出:在土改中必须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坚决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地主”的土改总路线和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等各项政策,要尽量缩小打击面,团结大多数。随后,我参加的小枧乡土改工作队,就是按塘汛乡试点工作中的四个阶段进行的。

彭华、吴儒玢同志衣着简朴,态度和蔼,讲话有理论有实际,条理清楚,很有水平,在我心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949年10月,彭华吴儒玢夫妇南下入川前在山西合影

1954年初,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全国农村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起初部分干部和群众还有—些疑虑甚至错误认识。绵阳县委召开县、区、乡、村四级干部扩大会议,请地委书记彭华同志作报告,他在讲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必要性及路线、方针、政策时,又根据我收集农村基层的情况写的材料,有针对性地解答一些疑虑和错误认识,对明确任务、统一思想起到了很大作用。县委书记周庆华叫我把讲话稿整理出来,作为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宣传提纲。我把记录整理好后请彭华同志审阅,他一句一字地斟酌修改,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讲话、写报告,必须说清楚是什么、为什么、怎样办这三点。比如总路线,就要讲清楚什么是过渡时期总路线?为什么要制定这条总路线?怎样贯彻落实总路线?贯彻总路线为什么要在农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在互助合作运动中要认真贯彻执行这些路线、方针、政策,需要解决哪些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问题?把这些讲清楚了,工作就好做了。”60多年来,我一直把这三点铭记在心,作为讲话、写报告的要领。

1954年,吴儒玢同志任绵阳县委第一书记时,我在县委办公室负责,参加县委会议并作记录,见到儒玢同志的机会就多了,受到的教诲也多了。那时县委还没有设常委,书记和委员只有10多位同志,开县委会议前,她都叫我通知大家做好准备,以便在会上一项一项地研究解决。开会时她很民主,很尊重像郭诚这样一些老同志的意见,总是让大家充分讨论把话讲完后,再谈自己的看法,归纳大家的意见。由于她经常下乡,了解农村的情况,以致她的意见都比较符合实际,她谈后再共同作出决定。有些事意见有分歧,暂时无法统一,就采取下次会议再议的办法。凡是多数同志不同意的事,她从不以领导自居,个人说了算。为了使大家不吸烟,她爱买点松子请大家边嗑边开会。有次她看了我的记录后说:“做记录不要什么都记,要记重点,主要是这次会议讨论了哪几件事,怎么解决的,由谁去落实?这样才有据可查,便于使要办的事真正办好。”

在工作中,她实事求是、顾全大局、以身作则、一丝不苟。她作报告都是自己写报告稿,白天没有时间就熬夜写。身教重于言教,儒玢同志为我们这些年轻干部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关爱部下

1955年5月,四川省委举办理论教员训练班,县委决定我去参加培训。儒玢同志关切地对我说:“学习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首要任务,你要好好学习,回来才能把课讲好,把理论工作做好。”我任理论教员后,基本上都在城里给干部、教师讲课、辅导,接触实际的机会很少,儒玢同志从乡下回来,总要给我们摆谈一些农村的情况。那时县委没有配小汽车,她坐彭华同志到绵阳县农村检查工作时坐的小汽车下乡,有时也叫我同她一道去。她还叫我给县委起草文件、报告,写好后她亲自修改,使我从中受到启发教育。她常教导说:“搞理论工作要注意联系实际,千万不能脱离实际,搞教条主义,当书呆子。”

1958年上半年,绵阳县的形势很好,各行各业出现跃进局面,特别是农村,农作物长势好、丰收在望,各地掀起了兴修农田水利的热潮。儒玢同志看到非常高兴,叫我到农村去看看,并背上县委机关仅有的一部照相机去照相,给报社写新闻报道。我下去看后也很激动,写了几篇报道,附上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和《四川日报》上。分管工业的县委副书记史中水要到几个正在兴建和准备兴建的水库去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儒玢同志就叫我同史书记一道下去。史中水同志是解放战争时期失去右臂的革命军人,他听到我要同他下去也很高兴,就到县公安局借来一辆摩托车,叫我坐在后座,他用左手和另一只假右肢握住手把开车。摩托车走的大多是山路,有的地方下面是悬崖,稍不小心就会车毁人亡。我们看了正在修建的忠兴乡龙珠水库、街子乡金花水库和正在筹建的河边乡上游水库,我写了一篇《绵阳县农村掀起兴修水利高潮》的报道,登在《四川日报》上。

对干部理论教育和县委要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她总让我们大胆去干,待她从乡下回来向她汇报后,对的肯定,不对的及时指出纠正。对我在工作中的一些成绩,她从不当面赞扬,只能从其他同志那里听到“吴书记在表扬你”,以使我谦虚谨慎;对我做得不对的地方,她从不训斥指责,总是耐心指导,讲清道理,使我懂得为什么没有做对,怎么做才对。在儒玢同志领导下工作,真是心情舒畅。

1959年9月“反右倾”时,县委农工部副部长乔东灵因写了份“情况反映”受到批判,在家里写检讨。他想不通,要我向吴部长反映。我把乔东灵的情况告诉儒玢同志后,她很生气地说:“是我叫乔东灵去开座谈会写的情况反映,怎么能算在他的头上,农村干部提的那些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需要我们改进的,怎么叫右倾?”她实事求是、敢于承担责任的作风,真使人感动。在她的亲自过问下,乔东灵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很快得到纠正。

务实爱民

儒玢同志任绵阳县委第一书记的4年多时间,绵阳县还是农业县。据1957年统计,全县50.82万人中,农业人口就有43.66万人,占总人口的86%;在非农业人口中,有相当部分也是直接为农业服务的,所以县委的工作重点主要在农村。儒玢同志只要不开会或在城里办事就下乡,那时县委还没有配小汽车,公交车也没有通到区、乡,她又不会骑自行车,以致全靠走路,多数时间是同分管农业的副县长雷少钦同志一道下去,有时也叫我一同下去,4年多时间,她走遍了绵阳县的大部分区、乡。她喜欢在农民家里吃饭,边吃饭边拉家常,了解农民的生活和农村的真实情况,每次吃饭她都要多付伙食费。她看到农村变化大,农民生活好就高兴,看到农民生活困难就非常着急。她深入农村心系农民,把群众的冷暖始终放在心上。

儒玢同志调回绵阳地委任宣传部部长后,我常去看她,她既亲切又健谈,每次都使我受益匪浅。1959年3月,我到旺苍参加大炼钢铁回绵阳后,县委领导叫我在“县委万斤万亩试验田指挥部”负责,那时儒玢同志仍喜欢下乡了解情况,关心农民。一天,她同地委宣传部王文碧同志从乡下回来,到城郊公社平郊大队(现金柱园处)万斤万亩试验田指挥部来看我们,十分关切地说:“你们千万不要头脑发热,不要吹,要实事求是,能产多少就产多少,按毛主席在《党内通信》里讲的办。”又说:“现在绵阳县的水稻平均每亩才产三四百斤,平坝地区四五百斤,怎么能一万亩水稻每亩产万斤,真太浮夸了。”我们带她去看在这里开过栽秧现场会,牵绳子按“2:5条栽”(行距2寸、窝距5寸,当时叫“双龙出洞”)高度密植栽的水稻时,她生气地说:“你们是在瞎搞,栽这么密,今后怎么薅秧除草施肥,秧子长起来后,又不通风透光,只有减产,还吹亩产万斤,真是瞎指挥。”我们没有好吃的款待她,她很随便,口渴了就在桑树上摘桑果子吃。

1954年国庆节大会上,彭华、吴儒玢等同志接受少先队员献花

1960年初,根据中央指示,全国开展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在这次学习运动中,绵阳县举办县、区领导干部“小脱产”进修班,每期一周,分批组织领导干部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三篇著作。同时,采取上大课的办法,组织一般干部学习中央宣传部编写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等5个专题。各单位都办有学习专栏,刊登学习心得,表扬学习中的好人好事,下乡和出差的干部就“书本随身带,有空学起来”,回单位后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学习收获等经验,受到省委副书记杜心源表扬。《四川日报》理论组组长曾光禄来绵阳县采访后,在《四川日报》出了一个专版,介绍绵阳县干部理论学习的经验,还准备再出一个专版。

这时,经常下乡的儒玢同志却对人民公社化和生产上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造成的农业大减产,农民生活相当困难,心急如焚。她批评我说:“理论学习要联系实际,现在农民生活那么困难,你们不下去抓生产,帮助群众战胜困难,还在城里坐着学习。”

儒份同志勤政爱民,始终把群众利益、群众疾苦放在首位。县委立即根据地委指示,由领导带队,组织各部门和单位的干部下乡,分片包干负责,抓好当前春耕生产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患难真情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彭华同志是绵阳地区的主要领导人,吴儒玢同志是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宣传部部长,都是“文革”中受冲击的主要目标。为了打倒他们,有关人把彭华同志诬陷为“大叛徒”,把绵阳地委说成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彭吴夫妻黑店”,使他们受到很大的打击和迫害。我每次看到他们戴高帽子游街、批斗时坐“喷气式”,心里都非常难过。当时常想,一生忠于党、热爱人民、清正廉洁的优秀党员,这样好的领导干部,怎么会反党、反毛主席、反对社会主义呢?

1967年冬,我在驻军部队领导下,在县委招待所组织领导干部学习。一天下午,看见儒玢同志和衡超伦同志被打得遍体鳞伤,坐在一辆三轮车上,被师傅拉到县委招待所。我立即把她们安顿在客房住下,叫学习班的徐宝蓉医生把伤口处理好后,忍不住流下泪水。我说:“吴部长,我以为‘文化大革命’批判一下就行了,怎么把你们打成这样?!”我又忙去告诉周姨和她的儿子晓葆,使家里人知道儒玢同志被打伤了现睡在县委招待所,她们好去看望,给她送饭。儒玢同志离开招待所时,我还叫医生写了一份伤势太重、不能批斗的证明。后来我才听说,这次是在南山中学批斗时,被红卫兵用军用皮带打伤后,从南山中学山上下来乘三轮车到县委招待所的。

此后,我常到他们家里去看望,他们有事周姨也来告诉我。一次儒玢同志生病睡在床上不能到医院看病,周姨告诉我后,我就到县医院请侯云孝医生来家里给她诊治。有次儒玢同志生病住在专区医院,一些人说她是装病躲在医院里,周姨告诉我后我忙去看望,我在病房里十分气愤地大声说:“人都病成这样了,还说装病!”

“文革”中,彭华同志最大的罪行是“大叛徒”。有次我去看望他们,摆谈中彭华同志主动对我说:“我是1939年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时,同蒲县牺盟会的一些同志一起被阎军拘捕的。当时我的公开身份是蒲县牺盟会协助员,隐蔽身份是蒲县县委组织部长、代理县委书记。在押解转移途中,我们一行六位同志伺机逃离后,一起奔赴延安了。当时牺盟会是阎锡山领导的公开组织,阎军只知道我的公开身份,又不知道我是共产党的干部,我又没有叛变党,出卖同志,怎么叫‘大叛徒’,不能说凡是逮捕了的都是‘叛徒’。1941年中央党校审查、1944年晋绥分局审干和1955年四川省委审干都作出‘在晋西事变中被捕一节无政治问题’的结论。”这次谈话使我明白了,说他是“大叛徒”,是为了打倒他,对他的最大诬陷和迫害。

我每次去看儒玢同志时,她都爱问县上一些同志的情况。她听说县长周正受的冲击很大,曾经自杀,十分挂念,形势稍好后,我同周正同志到她家里去看她,她看见周正很好,才放心了。乔东林每次从安县回来,我们都爱在县联合医院党支部书记黄开基那里聚会,她也常挂念乔东林,我就陪她一道去联合医院看乔东林、黄开基和在那里住院的城区小教党支部书记兰绪清。虽说他们在“文革”中都受到冲击,但儒玢同志受的冲击更大,还去看望他们,都十分感动。她还带着钱物,到塘汛乡去看望“文革”中迫害致死的劳动模范宋天发、吴朝厚的家属和年老多病的劳动模范贾兴田。她总是把一同工作过的同志的安危挂在心上。

1984年,我在四川医学院动手术时,彭华、吴儒玢同志已调到成都了。出院后我们夫妇去看望他们,她还是很关心地询问绵阳一些同志的情况。彭华同志知道我刚出院就去看望他们,走时还叫晓葆推上自行车,让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把我俩送到公交车站。他对晓葆说:“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你何叔叔关心过我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彭华同志的话语令我俩十分感动。

1999年,彭华、吴儒玢同志回绵阳休养时,我们夫妇和许多同志都去看望他们。有的同志因身体不好不能去看望,儒玢同志知道后就不顾自己身体也不好,坐在轮椅上叫人推着她到这些同志家里去看望。哪知这次见面,竟成了同彭华、吴儒玢同志的永别。彭华同志逝世后,绵阳的很多同志都到成都参加追悼会,我也一同去了。悼念大厅前,各地来悼念的同志排成长长的队伍,沉痛哀悼敬爱的彭华同志。

清正廉洁

彭华、吴儒玢同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清正廉洁。他俩在工作上要求高,一丝不苟;在生活上廉洁自律、艰苦朴素、朴实无华、从不特殊。他们一家七口人,住在东街上临街的两层楼的平房机关宿舍,家具都是旧的,十分简朴,没有一点特殊的样子。日常生活与一般工作人员一样,看不出什么差别。彭华同志下基层了解情况检查指导工作,都在机关食堂用餐,不准特殊招待,违者,他既不吃,还要严厉批评。儒玢同志下乡都喜欢在农民家里吃饭,在区、乡机关食堂吃饭,就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他俩衣着简朴,从不奢侈,也从不接受私人礼物。有次我考虑到儒玢同志在省社科院工作时我去看她,中午她请我在面馆吃炒手,有时还在她家里吃饭。她离休后回绵阳住在女儿晓云家时,巧逢中秋节,我就买了一盒月饼去看她,她很生气地把我批评了一下午,我只好笑着说以后不再送了。

儒玢同志书于1997年

彭华、吴儒份同志的5个子女,在读书、参军、就业等方面都没有凭借他俩的地位和权力获得特殊便利。大女儿吴晓云高中毕业正遇“文革”,没法上大学,就到集体所有制的绵阳县无线电厂当工人,后因表现好任党支部书记,在厂长刘会廷和她的带领了,该厂克服困难,大搞技术创新,发展成为四川湖山电子集团公司,晓云后调绵阳市委任组织部副部长。儒玢同志从干校回来还未安排工作时,我陪她步行30多里到吴家乡看她的小儿子晓葆。晓葆住在知青房,一身劳动打扮,煮饭给我们吃,没有一点特殊的样子。后来工作后,同姐姐哥哥一样都工作得很好。

儒玢同志任县委第一书记住在县委机关宿舍时,对我们这些年轻干部,像大姐姐一样平等对待,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高人一等的感觉。只比我小10多岁的大女儿吴晓云,还有她的弟弟儒珖都亲切地喊我何德良叔叔,真让人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40多年来,他们全家人把保姆周姨视为亲人,亲密相处,相互信任,同甘共苦,在绵阳传为佳话。周姨先后带大了他家5个儿女。“十年动乱”中,彭华、吴儒玢夫妇遭受迫害,处境十分困难,多数孩子尚未成年,周姨不但继续实心实意地照顾着孩子们的生活,在他们不便走动时,家里有什么事都是周姨来告诉我们的,我们知道后好去看望。1977年后彭华夫妇相继调离绵阳,周姨仍与他们在绵阳的已工作的子女住在一起,由彭华夫妇供给周姨的生活费。1993年他们在成都的住房条件改善后,每到冬天他们都把周姨接到成都去住,到第二年春暖花开时再送回绵阳。1998年周姨以86岁高龄去世时,他家的5个儿女都齐聚绵阳,为周姨送葬。

从以上这些点滴而平凡的事例中,可以看到彭华、儒玢同志的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我们党正是有这样一大批好领导,才永远保持着党的光辉形象,党的事业才不断兴旺发达,年轻干部才能一步一步地健康成长。正如彭华同志逝世后,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在“彭华同志生平”中写的:“彭华同志一生为党的事业兢兢业业、呕心沥血,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彭华同志虽然走了,但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学习他无限忠诚党的事业、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学习他热爱人民、甘为公仆的崇高境界:学习他严于律己、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学习他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延伸阅读

彭华吴儒玢主要工作经历

彭华,原名张鹏生,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任山西省赵城县二区区委书记;1939年任蒲县县委组织部部长,后主持县委工作,因国民党悬赏抓他,改名彭华;1949年12月21日绵阳解放,他随军南下到绵阳任地委委员兼组织部长;1952年8月至1975年12月任绵阳地委书记;1975年12月至1993年12月,先后任重庆市委书记、内江地委第一书记和中共四川省顾问委员会委员。

吴儒玢,1937年秋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7月至1954年5月,先后任绵阳地区妇联主任和地委办公室主任;1954年6月至1958年8月,任中共绵阳县委第一书记;1958年9月至1978年6月,任绵阳地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978年7月至1983年1月,任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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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何德良(中共绵阳市委党校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