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被遗忘的贡献

——盐都自贡的抗战记忆

陈星生

2013年10月1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发表了题为《评拉纳·米特所著〈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霍华德·弗伦奇)的文章,认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盟国抗日战争的贡献,不但从未被全面承认,也未转化为中国在本地区的政治资本。中国抵抗日本侵略是未被讲述的二战伟大故事之一。

2014年7月,《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中译本出版,资深媒体人、著名时事评论员曹景行先生在为这本书写的序中进一步讲到:可以肯定,要是没有中国的坚持,“二战”一定不会那样结束。试想,如果让日本侵吞了中国,那么英国很可能失去印度,丘吉尔还能撑多久?苏联将不得不对德对日两面作战,斯大林还能从乌拉尔以东源源不断地调运援兵?至于美国,或许要多牺牲一两百万士兵,才能把日本人打败。

自贡抗敌歌咏话剧团成立合影(1938年)

然而,这一切无论是在战时的大国交易中,还是战后78年的今天,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贡献,就连当年的世界反法西斯联盟都没有还中国一个应有的公道。

要人家公正看待我们的抗战,就需要我们对抗战的整体历史作出公正的肯定,还自己一个公道。自贡就是这部整体历史中,抗战大后方的重要篇章。

盐,必需之食。在平时,是民生必需品,贫不能少食,富不能多食;在战时,古今中外的将军们都明白:没有食盐的战争,是使人处于绝望的失败之役。在中国,过去的封建王朝以及民国时期的统治者,都把盐税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加以控制。一旦发生战争,则把盐政迅速纳入战时体制,发挥着供应军需民食,增加财政收入和平抑物价的重要功能。

抗战前,我国共有12个盐产区,年盐产量5000万担左右。抗战爆发初期,占全国盐产量70%多的海盐产区沦为敌手,军需民食的供给,不得不仰赖于川盐。到1938年大后方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半数以上,有2亿多人,而这时国民政府掌握的内地盐场产量,不到平时的30%。

四川是我国井盐主要产地,地处抗战大后方。战前在引岸制度下,为防止生产过剩,对川盐产量加以限制,抗战爆发时,年产量仅为700万担左右,远远不能满足战时的需要。1938年春,国民政府下令川盐增产赶运,提出了川盐年产量增加到1200万担的目标。并特别提出“增加产量,首先从富荣东西两场着手”。为什么川盐增产对富荣盐场寄予这么大的希望?这是当时地处川南的富荣盐场的特殊优势分不开的。

富荣盐场又称自流井、贡井两场,地理相连,但在建市前,分属富顺县和荣县管辖。在当时是四川二十几个盐场中最大的盐场,1937年盐的总产量占全省的45.9%。川盐增产计划是从自流井、贡井、犍为、乐山、云阳、射洪六场开始的,拟年增三百万担,“惟以犍乐云射等场均属井浅卤淡,不易大量增产,实际上增产效率表现较多者,仅自贡两场耳”。自贡盐场没有辜负历史的期望,抗战八年(1937—1945,下同),共生产食盐3800多万担,约合193万吨,年均产量占当时全国食盐总产量的四分之一,为供应大后方川、黔、滇、康、陕、甘、湘、鄂的军需民食提供了保证。特别是1938年10月武汉保卫战后期,在鄂西筑起抗战持久战略防线的关键时刻和1940年6月宜昌失守,济湘盐路被阻断的危急时刻,富荣盐场生产的巴盐和花盐都及时地、源源不断地保证了处在抵抗日军侵略者第一线军民的需要。

抗战期间,盐税收入平均可占到国税总收入的三分之一。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虽提出了“民食为先,税收次之”的措施,但并没有在盐税方面有所放松。实际上,由于海盐产区税源大量丧失,巨额盐税减收,而战时财政支出不但不能减少,反而大为增加,盐税作为主要财源之一,仍在各项国税中保持其重要地位。无论是由征税制改为盐专卖制,或开征战时附税和国军副食费,自贡盐场都是全国食盐征税率中最高的盐场。整个抗战期间,自贡盐税总计达20.97亿元,约占全国盐税的四分之一。有人计算,按当时最低税率每担5.6元,自贡每年上缴盐税达2700万元,若将此款项购黄谷,可购1350万石,折合碛米14.5亿斤,可供270万军队一年的军粮。

川盐增产的实施,刺激了自贡盐业的发展,自贡井盐产量在全国盐产量中的比例,由 1937年的7.7%上升到1938年的20.7%、1939年的23.7%、1945年的34.6%。在海盐大部断绝的形势下,自贡产盐比重在全国产盐总量中迅速上扬,表明自贡已实际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食盐供应的主要基地。

自贡盐场在战争背景下特殊战略地位的凸显,一方面加快了国民政府对自贡地区行政关系的调整,1938年6月,在自贡两场增产计划下达三个月后,四川省政府决定,先行成立自贡市政府筹备处。经过一年多筹备,自贡市政府于1939年9月1日先行成立,直辖四川省。同期,扩大职权范围的财政部川康盐务管理局仍驻自贡市。

另一方面,在自贡迅速成为中国井盐生产中心的同时,也成了日军关注的重点攻击目标。1939年10月1日,自贡市政府成立刚40天,即遭到日机的第一次轰炸,伤亡107人。早在 1938年11月,日军就作出了针对中国抗日大后方以航空作战打击中国战略、政略中枢的战略轰炸计划,旨在“以坚定的长期围攻态势压制抗日势力使其衰亡”。其中在1940年5—9 月的“百一号作战”轰炸中,日军战史就有“8月自流井一次”的轰炸记录。这次轰炸造成自贡人员伤亡267人,财产损失约1200万元。1940年底,日军进一步加大了集中陆海军航空力量,摧毁中国抗战意志的轰炸行动。1941年5月,称为“百二号作战”计划出台,日军战史明确记述:“该时期的中心课题,是基于派遣军的指导而切断其盐的补给(此时有情报分析中国内地正由于盐生产不足而造成困难)。四川省的自流井地区使用卤枧的盐卤井灶数量很多,在轰炸这一地区的同时,要大量攻击盐的集散城市。”并具体提出,“第三期(8月上、中旬)以内地飞机场、制盐所(自流井等)为目标”。这就是日军针对自贡盐场的“盐遮断”轰炸。同年7月28日、29日,8月17日、19日对自流井、贡井实施了“连日大轰炸”和“隔天轰炸”。在自贡抗战八年期间,自贡遭到了日军七次大轰炸,其中这4次“盐遮断”轰炸造成的损失,占自贡地区遭受日机轰炸总损失的87%。

自贡市防空指挥部消防大队全体官佐合影(1940年3月18)

国内资深抗战史研究专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先生认为,日军在对中国内地长期的常规轰炸过程中,修改并补充作战企图,推出以自贡盐场为中心的产盐基地的专项轰炸,是日军侵华作战中的一个特殊军事手段,“盐遮断”轰炸,是针对民生与社会经济的轰炸,是违背海牙国际法的无差别轰炸的典型。“盐遮断”轰炸没有达到侵略者预想的“切断中国盐的补给,造成普遍厌战情绪,摧毁中国抗战意志”的目的。而是与之相反,在日军对自贡实施大规模轰炸的1941年,自贡盐场的盐产量非但没有减少,而是创造了抗战中,也是自贡历史上生产食盐的最高年份,达518万担。日军在其战史中不得不对“盐遮断”轰炸作如下总结:“中国派遣军最初所重视的,由切断盐的补给酿成厌战气氛,依靠航空歼灭战压迫重庆政权抗战意志,然而其成果并不充分。”

由此可见,自贡军民抵抗日军大轰炸,取得胜利的历史事实,在中国抗战史上,特别是大后方军民抵抗日军无差别轰炸的斗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意义在于:日军在针对以自贡井盐基地实施“盐遮断”战略轰炸表明,在抗战中自贡盐业的增产,不仅发挥着保障后方军需民食的决定性作用,并且对提振抗战士气,增强抗战信心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因而成为日军专项战略轰炸的中心之一;自贡军民以鲜血和生命挫败“盐遮断”轰炸战略企图的结果,不仅没有使中国人产生侵略者所期望的“厌战心理”,反而更加有效地完成了政府战时动员所期望的效果:民众的觉醒。

实事正是如此,在抗战初期,安定、富庶的自贡人生活在祥和甚至是奢靡之中,1938 年12月23日《新华日报》一篇报道中说:“自流井并不是有怎样大的一个都市,热闹的只有一条街。可是这里却具备了大都市的一切条件,有银行,有旅馆,有浴室,有戏园,有漂亮的理发店,也有荒淫与奢侈。有个川戏院,票价五角,天天客满,经常演新南华堂、白蛇传等。有钱的太太小姐们需要看南华堂田氏思春,白蛇传的白娘娘船舟调情。抗战对他们,好像仍然没有多大的关系。”可是,到了1943年、1944 年,经过了抗日救亡动员和抵抗“盐遮断”轰炸之后的自贡民众,突以惊人数字创造了全国抗战献金的最高纪录:继1942年自贡盐业工人和学生捐资购飞机“盐工号”“盐船号”“青年号”各一架之后,1943年、1944年全市献金总计法币1.2 亿多元。按当时全市人口计,人均捐资约600元。而这个时期的自贡,在表面繁荣的背后,却正如冯玉祥将军所说:“盐商和盐工都陷在困难之中,盐商的困难是成本高涨,而盐价受着严格管制,常常不敷成本,缺乏资金,往往不得不以高利去借贷。盐工的困难是除了自己的伙食外,每人每月工资仅二千余元,只够买一斗老米,即一家三口计算,也不够维持最低生活。”正是在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自贡人把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起来,完成了一项抗战史上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重大使命,谱写出千年盐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

自贡的抗战,是大后方全民抗战并为抗战胜利作出特殊贡献的典型。可以肯定,抗战八年中,如果没有自贡盐场平均每年提供480万担的食盐,处在保卫大后方,抵抗日寇侵略第一线的军民将面临更严重的危局;在西南大后方的近两亿人口将面临更严重的淡食危机。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里,挖掘这些不应被历史遗忘的记忆,为的是让今天在路上行走的人,回过头去看看,在这片土地上,我们的前辈们曾经做了些什么,以坚定后继者前行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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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陈星生

供稿:自贡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