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花园俱乐部”往事

石维明

在成都市民耳熟能详的马家花园斜对面,桃花江边有一个建于1957年曾热闹非凡的“俱乐部”,老成都人一般称它为“马家花园俱乐部”。

俱乐部西门开在马家花园路,正对桃花江,斜对面就是马家花园;东门开在通锦路,紧邻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寺庙万佛寺旧址,万佛寺也是宋代交子纸币的印务所。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个俱乐部占据了一个好口岸。

父辈常常得意地摆起马家花园、桃花江、俱乐部的龙门阵。抗战时期,这一带尚属荒郊野外。马毓智(1881年—1958年)在桃花江边建起乡间别墅,因别墅种植了若干海棠、月季、桂花、桃花、芙蓉花、玉兰花、夹竹桃,被老百姓称为“马家花园”。1949年12月,马毓智参加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领导的“彭县起义”,解放后任成都市政协委员、四川省文史馆馆员。马家花园于1951年由成都市军管会移交正在修建成渝铁路的西南铁路工程局,先后被用作招待所、干部学校。铁路工程局进驻马家花园时,这一片为成都西北郊外的农田,与市区隔着水流湍急的饮马河(护城河)。历史上这里没有桥,抗战期间为方便市民“跑警报”,在城墙上开了一个豁口,在饮马河上架了一座简易木桥。1952年二野十七军军长赵建民任西南铁路工程局局长时,出物资、出人力,在饮马河上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大桥,桥名取方便郊区人民进出锦城之意,为“通锦桥”。至此汽车、马车能够南来北往,马家花园片区与市区融为一体。

而饮马河支流桃花江,因两岸茂盛的桃花而得名,历史上曾是成都文人雅士的赏花胜地。桃花江名为“江”,实则是一条小河。“江”上架有筒车,用于提水灌溉农田。我读小学时,经常在桃花江中游泳,有时也在江边“扳螃蟹”(抓螃蟹)。那时“江”畔茂密的竹林倒映水中,东岸皆是菜地,春风吹拂的时节,油菜花一片金黄。西侧种植了水稻,我和同学曾在田野中钓青蛙、夹黄鳝。到我上中学时,桃花江靠俱乐部一侧,已建有一排餐馆、茶馆、台球室、录像厅。桃花江水流逐渐减少,水面逐渐变窄,水的颜色逐渐变浑……

这个时候,我们就到对面的铁路俱乐部去玩。俱乐部约60多亩,进得俱乐部大门,便是几行茂密的法国梧桐树。如是盛夏,马上就会感到一阵清凉。梧桐树下有一排橱窗,有从《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剪下来的图片,有铁路职工美术、书法作品。

20世纪80年代,每逢大年三十,国人最整齐划一的活动就是收看央视“春晚”,常常万人空巷。而在马家花园、铁路新村这一带,最具轰动效应的活动,就是俱乐部举行的“游园晚会”。灯谜、钓鱼、飞镖、射击、保龄球、写对联、盲人摸象等节目吸引了一众男女老幼。各种小奖品均提前半个月在城北荷花池购置,花费近10万元。须知,当时一名资深铁路职员,月薪一般为48元,从名牌大学分配来的新职员,月薪则是39元。

俱乐部文化茶园清一色的竹桌、竹椅。盖碗茶便宜,“三花”茶2角一碗,“特花”3角一碗。手执铁壶冲水的跑堂勤快地穿梭。茶客们或下象棋,或下围棋,或者逗鸟。记忆中全然没有麻将桌的痕迹。

灯光球场常常人声鼎沸,那是在举行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赛事。运动会开幕式也在这里举行。这个灯光球场由预制板和砖石砌成,可以坐2000人。受当时条件限制,球场没有加顶,所以唯一的不足是需要“看天吃饭”。有一次,正在看女篮比赛,突降大雨,没有准备草帽和雨伞的观众大都跑掉,还好,我戴了一顶草帽。女篮队员们在嘶喊声中坚持打完比赛,浑身雨水和汗水交织。

俱乐部大院里,最扯眼的建筑是建于1960年的影剧院,这座时髦的苏式建筑,砖木结构,2400余平方米,第一层为“堂厢”,有30排,第二层为“楼厢”,有7排,全场1000多个座位,均为木椅。那时,每天的《成都日报》三版下方,刊登有俱乐部影剧院的电影排片。记得电影开演前,总有一些没有在售票窗口买到电影票的人,手持几角钱“钓票”(等退票)。上世纪80年代,宽银幕电影票3角一张,普通银幕则是2角5分一张。我在俱乐部影剧院观看过谢晋导演的“伤痕”片《天云山传奇》《芙蓉镇》,欣赏过上译厂译制经典《悲惨世界》《叶塞尼亚》《基督山伯爵》《简·爱》《苔丝》《斯巴达克斯》《卡桑德拉大桥》《野鹅敢死队》《砂器》,毕克、邱岳峰、童自荣、乔榛、刘广宁、向隽殊等知名配音演员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难以模仿的印记。

马家花园俱乐部里,建于1960年的“苏式”影剧院

俱乐部斜对面,有一所砖瓦砌成的“苏式”院落,这便是阅览室。若干个房间摆放着乒乓桌大小的桌子、长条凳。木质报架上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四川日报》《成都日报》《讽刺与幽默》等供取阅。凭职工工作证、职工家属证,免费借阅杂志,但不能带走。杂志有《少年文艺》《苏联文学》《人民文学》《译林》《收获》《当代》《读书》《随笔》《故事会》《龙门阵》等。

每天傍晚,阅览室灯火通明,人头攒动,有下了班的职工,也有涮完锅碗的家属,还有就是像我一样的职工子弟。在精神生活相对匮乏、文娱活动相对单一的年代,阅览室是我们这帮少年废寝忘食的地方。冬季,我们穿得很厚实。夏日,我们有冰棍解暑。俱乐部门口的果汁冰棍4分钱一支,牛奶冰棍、豆沙冰棍5分钱一支。我们照例是石头剪刀布一番,谁输了谁请客。

在阅览室轮流值班的职员有三人。其中一名中年女士,个子不高,椭圆形脸上架一副眼镜,总是习惯地从眼镜上方射出严峻的目光,审视每一名借阅者和借阅者还回来的每本杂志,看是否破损,是否缺了页码。我们都叫她赵阿姨。赵阿姨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小心点!杂志弄脏了弄坏了喊你妈来赔起!”我们都比较怕她,常在背地里评论,她的严峻目光“很俱乐部”,就是很古板的意思!

俱乐部隔壁就是铁路企业的文工团。1952年8月成立的文工团,设话剧队、舞蹈队、京剧队,300多名演职员。1957年参加“全国专业音乐舞蹈汇演”,参加汇演的演员受到了中央领导接见。1958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文工团组织演职员前往金牛宾馆,参加了文艺演出和会务工作。文工团每年都要排演新节目,赴铁路工地巡回演出。

记得一个星期六下午,我正泡在俱乐部阅览室津津有味看《译林》,姐姐来找我,手里攥着两张俱乐部影剧院的入场券,对我说:“抓紧回去吃晚饭,7点半看文工团演出的话剧《泪血樱花》。”我扬了扬手里的杂志说;“不看!哪有《译林》上的小说《丽贝卡》好看!”当时不知道,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导演的经典悬疑片《蝴蝶梦》就是改编自中篇小说《丽贝卡》,很多年后,我得以欣赏了《蝴蝶梦》,震撼不已,这是后话。当时,姐姐神秘地笑笑,“这两张票是爸爸好不容易搞到的!只有两张,你可别后悔!你没听说过《泪血樱花》啊,剧里有日本青年和中国青年的爱情故事……”

看样子是“日本青年”或是“爱情故事”吸引了我!晚上,我跟姐姐去了阅览室斜对面的影剧院……跨国之恋,题材新颖,故事曲折,演员的动作、台词都很有味道,既华丽也有亲和力。演员在剧终谢幕时,台下1000多人起身鼓掌,1000多个木质座位发出一片壮观的轰鸣。

回家路上,我对姐姐说,“那个日本青年师光很有意思,虽然一直坐在轮椅上,但身材笔挺,声音洪亮,普通话很地道。”姐姐道,“他是文工团话剧队演员张国立,天津人,所以普通话很有味道。文工团排练的《霓虹灯下的哨兵》《陈毅市长》《杜鹃山》也有他不少戏份。我几个同学前几天在排练厅门口找他签名呢。”

张国立后来在1984年调至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工作。随着铁路企业改革深化,文工团于1986年2月撤销,原话剧队、舞蹈队、京剧队的演职员分配到各基层单位,成为各单位文艺骨干。这个文工团值得骄傲的是,走出了张国立,还走出了诗人雁翼、知名导演潘小扬、男高音歌唱家闵鸿昌。

我和俱乐部、文化宫的渊源还在继续。毕业后,我在这个铁路企业参加工作。1999年7月,我任文化宫副主任时,带领一支文化服务小分队从成都到华北朔(州)黄(骅港)的“川军”铁路工地巡回演出。之前从文工团分来文化宫的几名演员,也参加了文化服务小分队到工地。我们还带上了影剧院的电影放映机、银幕和电影拷贝《不见不散》《拯救大兵瑞恩》,每天文艺演出后,就放映“坝坝电影”。

一天,我在一工程队的食堂就餐时,工程队熊队长说:“见了你们感到很亲热!我家住在马家花园旁,我妈退休前就在俱乐部工作。”是吗?我急忙打听。熊队长笑眯眯地说,“我妈矮个子,椭圆脸,戴近视眼镜,姓赵……”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了赵阿姨从眼镜上方射出来的严峻目光……她的严峻目光的确“很俱乐部”。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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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成都日报》2023年5月23日第8版

作者:石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