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时图书印发中品“书香味道”

明末清初,四川新津因战乱导致保存的历史文化典籍受损。清代乾嘉以降,新津在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的同时,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较大发展。清咸丰年间,新津有了与文化、教育事业紧密相关的产业——雕版印刷业。

进入民国以后,除木刻印刷外,新津又有了从事石印技术的店家。石印术印书,一可省去烦琐费时的雕版程序,二可降低成本,三是版面还能根据需要随意缩小放大,差错少,所以一经出现,立刻就被当时的新津印刷业所接受。

清末民国时期,新津的图书发行销售主要是由各书店铺面门市零售,少数兼营批发,另有少数书贩串乡赶场赶庙会摆摊或沿街叫卖等。全县先后有经营图书的商号21家,其中多数为自筹资金,自印自销木刻版图书及启蒙读物,也有少数合股经营的商家在成都进货回新津销售。这些商号成立的时间有先有后,经营时间也有长有短。

现将旧时新津在图书印刷和发行两方面的情况,以及抗战期间地方当局对进步书刊的查禁恶政,概要记述如下。

新津的图书印刷

清咸丰年间,邑人孙海山雇请工人刻印出版刘芷唐《槐轩全书》百余卷,为新津木刻印刷之始。孙海山实名孙永鳌,字廷槐,“海山”实际是他的号。他是当时新津著名的中医,又是槐轩学派的四大弟子之一。孙海山以先生刘沅为楷模,注重知行合一,终身实践大学之道。他在晚年将《槐轩全书》刊行于世,以期教化世人。据1989年版《新津县志》记载,当时印刷的《槐轩全书》中之一册《埙箎集》,至今保存完好。

据《新津县新华书店志》记载:“道光二十年以后,又出版发行了邑人彭润芳所著的《漱六山房全集》共六卷。”彭润芳,字漱六,号艺圃,别号境湖,新津人,生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咸丰六年(1856)进士。曾先后任刑部河南司兼陕西司行走、湖南衡州知府等职。其出版文集的书名实为《漱六山房文稿初集》,于同治五年(1866)刊刻问世,作者署名为“武阳彭润芳镜湖氏著”。书中卷首有彭润芳本人所作的《自序》。

同治十二年(1873)9月18日,彭润芳因病去世。彭润芳去世后,其孙子彭志祖搜集了他存世的诗文、公牍、楹联等,整理编纂了《漱六山房遗集》八卷,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春刊刻问世,并于是集卷首及目录页特别标明“新津彭氏家藏原板”和“集庆堂家藏板”。

漱六山房遗集

光绪三十年(1904),精于堪舆之学并由此致富的新津人蔡抟久,雇请工匠刻印出版了《厘星堂历书》《详龙密诀》《天文大成》和《罗山经》等木刻书籍。

民国年间,新津县城关先后又有12户商家从事木刻印刷,一般印桃符、历书、信封、信笺、账簿、学生习字本、《三字经》《女儿经》等较简单的文化用品和书籍。

民国十年(1921)后,石印技术在新津兴起,从事木刻的商家纷纷停业,仅存少数几户一直经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民国十年(1921)左右,邑人邓子顽在自己的寓所创办了“公记石印社”。邓子顽,名莹诗,自号顽石公,生于清光绪二年(1876),新津县城西仓巷人,曾参加同盟会和四川保路运动。“公记石印社”成立不久,于民国十一年(1922)复印了道光九年(1829)版《新津县志》3800部,每部6本,这是新津石印史上最大的一笔印刷业务。可贵的是,当时的邓子顽虽然贫困,却乐于赞助公益,承印《新津县志》时,只收纸张费而不及利润。

民国二十四年(1935),邑人陈伯清在县城北街开设“春华石印社”,经营石印图书、表格,是当时全县最大的一家石印社,拥有从业人员20人。

后来,经营木刻印刷业务的大胜隆、义生和、玉成纸庄等户也先后兼营石印业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县内的石印社已达8家。

新津的图书发行

光绪三十年(1904),邑人蔡抟久在县城东门外筷子街开设“厘星堂”,自刻、自印、自销木刻版图书,是新津最早出现的书铺。

民国初年,随着官办学堂的不断开办和增加,教学书的用量逐渐增大,邑人覃樵生在新津县城西街(今五津廊桥西侧)开办了“德胜长”商号,专门经营学堂用的教学书和文具纸张,逐年积累资金,增加品种,又兼售信封、信笺、颜色纸、铅笔等文化用品,并雇请帮手料理商号事务,该商号一直经营到民国二十年(1931)才停业。

开设于同一时期的经营图书销售的商号,除“德胜长”商号外,还有周孟熊在县城东街开办的“大胜隆”商号、胡义先在县城西街开办的“义生和”商号,这两家商号与“德胜长”商号一样,是新津地区经营图书较早的商号,经营时间也都在20年以上。并且,后两家经营的启蒙读物都是由自家商号木刻版印的。

民国十九年(1930),邑人金玉鳞在县城东街(今五津廊桥东侧)开设书摊,经营木刻版印图书、启蒙读物、文具用品,在逐步积累资金后,增加商品品种,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改书摊为“玉麟书庄”。金玉麟常到成都学道街“益文堂”成批购进《女儿经》《百家姓》《千家诗》《增广贤文》等私塾读物以及木刻戏本(当时称“要书”),由于新津地处水陆交通要道,销路很广,获利不少。后来发展到自制版面翻印各类木刻书出售,拥有刻板房和储字房数间,店员10人。民国二十四年(1935)后,购进石印机一部,更名“玉麟石印社”,兼营各类书籍和文化用品,直至新津解放。

民国时期新津街景

抗日战争期间,新津仍有经营图书发行销售的商号陆续开设。如,民国二十七年(1938),花桥乡杨泽峦在县城正东街(今新津一小斜对面)开办的“新时代书店”;民国二十八年(1939),当时的教育科长苟鸣皋、民众教育馆馆长帅问琴、新津县国立中学校长蔡澄波、培德书局店员鲁志文等合股在正东街开设的“中国文化服务社新津分社”(邑人王国荣任经理);民国三十二年(1943),郑国祥兄弟三人集资在县城正东街开办的“同德书局”。很多近代国内外的进步书籍,如巴金的《家》《春》《秋》,鲁迅的《呐喊》《野草》,冰心的《寄小读者》,高尔基的《母亲》《在人间》等作品,在此阶段先后进入新津的图书销售市场。同期,新津县城内还先后开设过五月文化服务社、大地书店、符中书店。不过,这些商号店门窄小,经营的书籍品种也不多。另外,还有玉良纸庄、启章纸庄、玉周纸庄、玉成纸庄4家商号自刻自印的木刻版启蒙读物在县内销售。

民国时期进步书刊遭查禁

“新时代书店”业主杨泽峦是一个具有抗日救国思想的进步青年,曾就读于花桥四知小学、成都成公中学及新津中学第一班。书店开业时,仅租佃街房一间,经营销售文具、刻本和鲁迅的一些作品及大众哲学之类的适销书籍,开业之后生意尚可。

民国时期新津街景

次年夏,杨泽峦就读新津中学时的同班同学李茂久(时任中共新津特支城厢支部书记)经常来书店,并提出入股经营的建议,同时明确表示:文具类由杨泽峦单独卖,书刊部分合伙经营。杨当即欣然表示同意。其时虽值国共合作时期,但新津地方当局对共产党人心存戒备,处处设防。然而,思想进步的杨泽峦并不介意这些。

不久,李茂久又来书店时对杨说:“正因为相信你才找你的,书刊门市主要销售进步书报,目的是宣传抗日,不是为了赚钱,这个是方向问题。”在谈妥相关事宜后,杨便积极行动,将书店由单间铺面扩大成双间铺面,李茂久则去筹集资金和组织货源。

民国二十八年(1939)秋,扩充后的书店开始营业。

据杨泽峦撰文回忆:“当时日本飞机对成都狂轰滥炸,成都中华女中疏散到新津,加上新津扩修机场,附近县民工十多万人群集新津,新时代书店一时生意兴隆,还要销售到附近县份”“有时还夜间营业,灯火辉煌,吸引不少顾主,其中部分是远道从乐山、西昌、康藏等地路过新津的旅客”。

书店在销售中,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著作和一些进步文艺书籍以及《新华日报》合订本等,同旧小说混合存放,以避官方耳目。这些进步书籍远销眉山、邛崃、蒲江、大邑等县。李茂久等还将书刊销售到中华女中,深受同学们好评。当时销售进步书籍的书店中,新时代书店要算川西地区第一家。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到新津考察汉墓时,了解到书店情况后,随即在《新新新闻》发表文章赞扬。

这些进步书刊在新津对民众产生了极大影响,特别是在中华女中,进步教师在学校推销《新华日报》和举办“鲁迅作品展览会”,不久引起国民党县党部和特务们的密切注视,并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四月发动了一次对中华女中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突击大搜查,在进步教师和学生寝室中查出一些被他们称为“禁书”的进步书籍,如《毛泽东传》《朱德传》等书后,该校随后有4位教师被逮捕。

民国时期新津街景

新时代书店自然成了新津县地方当局的监视对象,在搜查中华女中的当年冬天,县府总务主任郭德华、社会科科长林七贤等即对该书店进行了试探性查问。民国三十年(1941)元月,杨泽峦被县府常备队第二中队中队长杨泽敷(杨泽峦的族兄)“请”到县府。在县府后院,县长赵宗炜和另外两个人分别对杨泽峦进行了严密的盘问。杨事后才得知那两个人的身份:一个是成都行辕的官员,一个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

盘问之后,杨泽峦被软禁于常备队驻地纯阳观,几经周折才被放回家。回家后得知书已被杨泽敷带的宪兵收走,从此杨泽峦被戴了一顶“共产党嫌疑分子”的帽子,受到特务机关“新津特委会”监视。杨泽峦被迫关闭书刊门市,仅经营文具和修理水笔。

1947年后,由于物价飞涨,法币贬值,加上反动派的政治压力,新时代书店经营破产而关门歇业,但它对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值得我们铭记。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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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供稿:成都市新津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