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时代

钟昌耀

1945年到1949年,在那个社会动荡、时代巨变的5年中,我走过了从少年到青年、从中学到社会的人生之路。

我上鸣远中学

美好的童年倏忽而逝,那时家乡渠县清溪场没有中学,1945年我12岁,到离家70华里的李渡坝进入渠县私立鸣远中学学习。

阳春3月,草长莺飞时节,我含泪告别父亲和自幼养我爱我的祖母唐氏,由我家帮工老徐挑着交学费的整整一挑两箩篼大米,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家乡渠县清溪场,开始了生命的新里程。

步出清溪场油房街,沿着坎坷不平的乡村小路向东而行,经过射洪村、熊家白鹤林、圆宝滩,就到了吴家场。民间有一涌(涌兴镇)二吴三清溪的说法,我的家乡清溪场号称渠西重镇,到了吴家场,感觉确实要比清溪场大,也更热闹。

晌午时分,到了中滩桥。第一次走出家门少见寡闻幼稚的我,对中滩桥的感觉特别新奇,街房分布在桥头两端,那震耳欲聋的声音,更增加了几分神奇。我和老徐在桥头一家简陋的饭店里,每人吃了一碗“冒尔头”(米饭),继续前行,行不多远便发现了那雷鸣般声响的来源,或许这也是中滩名字的来源。在这里,河床像刀削一样成为巨大整齐的石壁,河水倾泻而下,形成几十米高的天然瀑布,其声如雷,方圆数里可闻,近处水雾迷漫,水下怪石嶙峋,深邃莫测,有人说水底下还有被淹没的庙宇。

直到黄昏时分才到达学校。虽然脚上打起了泡,在老徐帮助下,能第一次顺利步行70华里,这么一点小小的代价也在所难免。在此之前,只是从清溪场到糜家湾外婆家,顶多不过走三四华里,所以,这次也开创了我人生步行的新纪录。

走进学校,看见教学区的大厅正中,悬挂着雷鸣远神父的巨幅油画像。后来才知道,雷鸣远是比利时传教士,1901年来华,1928年加入中国籍,他曾创办《益世报》,资助策划创办《大公报》,1940年逝于重庆。鸣远中学就是为纪念雷鸣远神父而建的,是一所私立教会学校。紧靠校区左侧就是天主教堂,每逢礼拜日,师生中的“教友”还去参加宗教活动。

雷鸣远神父

鸣远中学坐落在渠县李渡坝,据说,李渡因李白在此渡渠江而得名,但资料显示,李渡场建于清雍正八年,追根溯源李渡之名最早起于明代,比唐代李白晚700多年,足见此说难以成立。然而,李渡坝的“坝”,则是实至名归。课余或周日,我和乡友贾渊泉等三三五五走出校门便是一片广袤田野,漫步其中,视野开阔,绿油油的大片甘蔗地里,间或有少许稻田,远山如黛,风景优美。

除了鸣远中学,当时渠县还有位于县城北门的渠县中学,设在县城中心文庙内的楠煊中学及其近处的渠县女子中学,几年后又有位于县城南门新建的来仪中学。鸣远中学看似区位条件最差,不仅离县城20华里,与李渡场镇也隔着渠江,然而,当时那种特定历史条件下,这却是它的优势所在,不仅给莘莘学子提供了安静的学习环境,更重要的是,正因地处边僻农村,相对比较安全,时值抗战时期,日机疯狂轰炸,不仅大中城市被炸,渠县县城被炸,连有些场镇如三汇也曾遭轰炸。

这样的远离战争也躲过日机轰炸的环境,特别被饱尝战火之苦、颠沛流离到四川的老师们所青睐。他们来到这里,成为学校教师队伍中教数理化的中坚力量。除此之外,教师队伍中也有本地老师,教历史姓董的女老师,就是李渡人,她上课时讲历史故事如数家珍,绘声绘色,娓娓道来,同学们都喜欢听她讲课。还有渠县籍的徐老师,他年过半百,人称徐老夫子,古文造诣颇深。他在课堂上讲到“金风袅袅而入户,盖秋时矣!”摇头幌脑的情景,至今记忆如昨。

印象最深的是教音乐的蓝河老师。他是东北人,家乡沦陷后流落到祖国大后方。他中等身材,瘦削脸庞略显菜色,听说他是重庆音乐学院毕业,因为思想进步,被排挤才到这个荒僻的农村学校的。他教我们唱的第一支歌就是《燕子啊,你来自北方》,他那浑厚悠扬、从内心发出的动情歌声,至今还在耳边回荡。这支歌让我们知道了他是来自北方,也知道了那里有ㅡ支浴血奋战的抗日队伍。“乌拉山的鸬鸬灰又灰,杀日本强盗的哥哥参加游击队”,这是他教的《乌拉山的鸬鸬》中的歌词。他还教我们唱表达人民心声和具有浓烈生活气息的《你这个坏东西》《古怪歌》《卖鸡蛋》等歌曲,这些在当时鸣远中学这个封闭的教会学校,无疑是一股清新空气,令我们耳目一新。由于他以音乐宣传抗日、传播进步思想,遭到国民党反动派追杀,在中共地下党员帮助下才得以脱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工作。

还依稀记得当时鸣远中学的校长名叫陈本源。他中等身材,头发稀疏,皮肤白皙,举止优雅,略瘦的脸上架着一幅金边眼镜,对学生十分和蔼。训育主任薛老师,写得一手漂亮的楷书,常为老师们写对联,在大家围观下,一挥而就,令我辈赞叹不巳,也引起我对书法的爱好。

记忆中,学校生活太差。开饭时,8名学生围桌站立用餐,桌子中间一个大菜盆,几点油星,一匙盐巴,汤水上飘着莲花白菜叶。桌子周围都摆着各人吃的自己的私菜,常见的就是海椒面加盐用菜油煎成的“油辣子”,如果再加上几粒花生米,就是上等食品了。有时饭不够吃,学生便抢饭,夏天抢稀饭,盛饭的木桶高,我们个矮,拥挤时常把“熨斗壳”帽子掉进稀饭桶中,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

到了初中一年级下学期,每逢节假日便与同乡同学相约回家取咸菜、肉食,虽然从李渡到清溪来回140华里路程,为了改善生活,也在所不顾,这也是从小锻炼脚力、磨励意志的机会,受益至今。星期日,除了渠江涨水季节,同学三五相约到李渡场。出得校门,走过田坎,下坡便到了江边,那时江水清澈见底,坐着带篷的木船,微风徐来,很是舒服。上岸后,走过河滩,要爬个陡坡才到达李渡场,或购物,或闲逛,肚饥嘴馋时,便到面馆吃碗小面,虽无肉食,也算是打牙祭了,然后尽兴而归。有时也走路到县城,早饭后出发,到达后便在最热闹的大十字一带闲逛,每次离城时,都要在南门一家面馆吃几个红糖包子,这在当时就算是奢侈的了。

入冬,学校附近的甘蔗收割后,裸露的土地上简陋的农舍呈现出来,其中房顶上终日炊烟袅袅的特别抢眼,那就是熬制蔗糖的作坊。我和同学去过多次,但见由两头黄牛牵引,硕大的两个石碾不停地转动,工人有节奏地将甘蔗送进两个石碾之间,蔗汁顺槽流入一个大陶缸,再盛进灶上的大锅。灶内烈火熊熊,熬至汁干,眼前就是鲜红的红糖。按约定俗成的规矩,只要在糖厂内,糖可以吃个够,让我等大饱口福,那甜美滋味,至今还留在舌尖上。

1945年,我在鸣远中学期间,经历了一生中最难忘的两件事:

我3岁丧母,是由祖母一手拉扯大的,自幼与祖母相依为命,形影不离。因为上中学第一次离开祖母,她痛哭流涕,难分难舍,但是为了孙子的前程,也只好忍痛割爱。我离家后,造成祖母陷入感情的失落、生活的缺失、惦记的煎熬、孤独的难耐,一病不起,对此父亲心急如焚。尽管父亲和他的当地一方名中医的老师们精心治疗,仍无好转,当年秋天祖母溘然长逝,从此我便失去了这个世界上最关爱我亦祖亦母的我最亲爱的难舍的祖母。

另一件最难忘也是最有意义的事,发生在我上初中的第二个学期。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喜讯传来,人们奔走相告。从东北、江南流亡来川的老师们,更是激动万分。我看见原籍安徽的崔老师,老泪横流,仰天自语:“我终于可以回到蚌埠了!”是的,祖国破碎的河山己经收复,失散的骨肉又可欢聚一堂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当亡国奴的恶梦不会再来。当晚,那是一个天上的繁星和渠江的渔火绵缠相依的美丽的夜晚,学校附近的农家都高高兴兴地拿出柴禾。火炬在晚风中欢快起舞,照耀着年轻学子们前进的道路。

我上来仪中学

从1945年春入校,我在鸣远中学读了三个学期。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大批从江南流亡到大后方的老师,纷纷离去,教学质量因之锐降,加之管理不善,学生伙食也越来越差,又离县城20华里购买文具书籍不便,于是同学们纷纷转学到县城读书。

那时,大家最向往的是建校不久的来仪中学,毕业于重庆大学的校长李绍文,名扬巴蜀,又听说来仪中学初中毕业后可免考直接升高中,可惜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转学无门,几经打听,才知道转入来仪并不难,于是决定鼓起勇气试试。

1946年下期开学时,我和同学贾贾径自到来仪中学报名处。那位老师,年约30多岁,中等身材,秃顶微胖,给人一种精明印象。听说是转学,他顿时满脸绽开灿烂的笑容,看了我们的证件后,便问为什要转到来仪,贾贾说来仪办得好,我说李校长教出的学生成绩好。那位老师听了不禁哈哈大笑,他说:“好!你们报名吧!”原来这位爽朗干练的老师,就是渠县文化教育界大名鼎鼎的李绍文校长。

中共地下党员渠县三汇人胡春浦策划鼓动、渠县“南派大爷”雍熙文集资,于1942年创建的私立来仪中学,处处洋溢着朝气蓬勃的活力。学校位于县城南门,前靠绿草如茵的渠县南门大操场,后依古老的铁佛寺,右临公路,左靠渠江。崭新的两栋教学大楼掩映在碧绿的杨槐丛中,入春,絮雪似的槐花,异香扑鼻。密密的枝叶,郁郁葱葱,显示着勃勃向上旺盛的生命张力,而更加芬芳和有生气的则是弥漫在校园的读书氛围和进步朝气。

胡春浦(图片来源:掌上达州)

走进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学校办公室门前两侧校长李绍文撰写的对联,文曰:

面向光明,走向自由,读书求是,砥柱中流;

还我河山,振兴民族,不贪不污,冰心玉壶。

来仪中学坚持以“三正”,即“正道、正派、正气”为办学指导思想,校园内到处悬挂着名家名言和古今中外的格言牌,诸如“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满遭损,谦受益”之类。学校坚持周会制度,还经常召开纪念会,讲解形势,提倡爱国,引导进步,鼓励勤学。

老师们都很认真,有几件事至今难忘。有一次我因为化学作业没有写好,竟被老师任乃忱用竹鞭打了手板,使我汲取教训,奋发勤学。语文老师伍扶尘,一手漂亮的粉笔字,使人肃然起敬,他批改我的作文,常加赞语,鼓励我写好文章。朱颖老师费心尽力,想方设法组织童子军露营,让我们到渠北重镇三汇参观手工业作坊,观看了三汇特有的“扎亭子”。那时是以川剧人物造型,演员站在桌子上,抬着游街观赏,据说,盛大节日扎的高亭,高约丈余。现在这项民间文化艺术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县城,走出学校,真是大开眼界。

老师还利用各种形式,给学生灌输革命思想。记得上音乐课时,共产党员何竺老师教唱《古怪歌》《茶馆小调》《你这个坏东西》等进步和革命歌曲,表达人民群众的心声。1948年夏,那时何老师已有身孕,还挺着大肚子组织我们排练《黄河大合唱》到渠县大礼堂表演,她要求大家唱出摧毁旧世界排山倒海的气势。洋溢着青春朝气高亢雄浑的声音,至今仍在心灵的回音壁上回荡。

我与美术老师共产党员朱化平过从甚多。那时我喜欢国画,他把珍藏的吴昌硕的书画集借与我,并指导临习。经他耐心指导并修改,我画的一幅山水画入展了渠县书画展。他指导作画时,便向学生讲祖国的大好河山,讲日寇侵略,讲山河破碎,向学生灌输爱国和进步思想。

1948年10月,训育主任杨秉五竟在教室的黑板上,赫然写下:“民国万税,天下太贫。”深刻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及其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剥削,引起同学们热烈讨论和广泛共鸣。

老师们还在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共产党员。我的同班同学、健在的离休干部、渠县县委宣传部原部长寇森林,就是老师任乃忱发展入党的。我也曾被中共党员熊运铸老师联系教育。我们都是渠县清溪场人。我家住场镇上,熊老师家住清溪熊家白鹤林(今属射洪乡)。有一次他约我同他一道步行入校,途中给我讲十月革命,讲刘胡兰的故事。到校后,有个周日,他让我送信到县城北门王家山一个农家。他把苏联作家肖洛霍夫著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借给我并嘱我认真阅读。那些遥远陌生的环境,加之晦涩的文字,读了几遍,也只是囫囵吞枣,不甚了了,只知道是描写顿河地区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故事,至于社会主义制度就不知道了。这一定使熊运铸老师很失望。那是1948年上学期,我才15岁。不久,熊老师因白色恐怖不知去向,我也与一次人生命运的重要转折失之交臂。

在民主同盟盟员李绍文校长的聘任和掩护下,1947年以来,学校聚集了熊扬、何竺、任乃忱、朱化平、熊运铸等十多位共产党员。来仪中学成为当时共产党在渠县的重要据点之一。他们以老师的身份为掩护,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48年9月,震动四川的渠县龙潭起义,就是在数学老师、时任中共川东第六工委和渠县地下党领导人熊扬等人组织下发动的,化学老师、中共党员任乃忱也为这次起义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龙潭起义失败后,1948年10月,国民党四川省政府命令大竹专员公署派保安司令部营长贺金光、李景春等率“保二团”的一个连到渠县镇压革命力量,搜捕共产党人,包围来仪中学,搜查进步老师寝室。记得那天正在上课,国民党对我们学生逐人搜身,又令我们回到宿舍打开箱子检查,经过一个下午的折腾,终于无果而终。这时我看见,学校右面的山头上还架起了机枪。那时我们虽然在刺刀下读书,但并不害怕。

在国民党政府疯狂搜捕的白色恐怖下,李绍文校长于1948年11月辞去校长职务,转移到成都,由新来的雍国泰老师担任来仪中学校长。

1949年12月12日,进军神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解放了渠县。来仪中学革命和进步老师们撒播在学生心田中的种子,终于开花结果。我们班上的同学有的投笔从戎,他们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有的参加了基层干部训练班,后来成了地方工作的骨干。我却一直记住伍扶尘老师的话,希望能报考他的母校上海复旦大学。

那时我是来仪中学高中部就读第四个学期的学生。几天后,我被学校选派参加“渠县各界人民宣传传队”。那天,我们乘着小船,溯渠江而上,歌声伴随浪花飞舞,我们的人生似乎也鼓起了风帆。不多时便到了临巴镇。这天正逢赶场,街道上拥挤着身背背篼、头缠白帕的乡亲,我登上讲台向农民宣讲二五减租的意义。

吃午饭时,意外遇见原来仪中学的杨秉伍老师,现在他是临巴区区长。交谈中他问我多大、想干啥?我答,17岁,想继续读书。他说:不小了,刘胡兰牺牲时才15岁。接着他给我讲了许多革命道理,然后他说:“现在国家建设急需人才,趁着年轻要为国出力。”

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可是,四野军大和基层干部训练班招收都己结束。1950年1月,我成了渠县清溪镇中心小学的教员。1951年6月,我怀揣着党委的介绍信,跨进重庆磁器口西南公安部公安学校的大门,开始了漫长的公安生涯。

1952年,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举行的西南五四运动会期间,我那时是西南公安部的办事员,被抽调参加运动会的保卫工作。有一天,突然遇见原来仪中学的体育老师杨宏道,令人喜出望外。他是达县来参加运动会的指导。因为都任务在身,简单寒喧后便匆匆分手。杨老师老家与我家同住在渠县清溪油房街,是邻居,也是世交。在来仪中学时,他给了我许多帮助和温暖。警务倥偬,久别故土,21年后,回乡看望老父。当时他和朱化平老师都在渠县中学任教,曾欢聚畅谈,他们说,学生中有你这样一位守护祖国边疆的公安,真感到光荣。第二次回乡,两位可敬的老师均己作古,令人万分痛惜!

老师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熊扬。他的老家与我同住在清溪场街上,他与我的姑父姑母又一起从事过革命活动。那时他教数学,虽然彼此接触较多,但他却并不与我多说什么,只是经常将进步书籍给我读,每次速读速还。他鼓励我“追求进步,用功读书”。后来听说,熊扬老师先后任四川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和省政府副秘书长,但一直未能见面。经历了30年的时代风风雨雨之后,终于打听到他们的下落。

1979年秋,我正在甘孜州公安局工作,因公到省公安厅,特地抽空探望了熊扬和何竺老师。那时,何竺老师任省交通厅宣传处长,他们家住省交通厅宿舍。闲谈中才知道,熊扬老师当时是中共川东第六工委和渠县地下党的领导,正是他与李绍文校长等人一起,使来仪中学成为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活动阵地。接着,我又到四川大学探望了李绍文校长。他问了我的一些情况,他说,我已垂垂老矣,寄希望于你们。他勉励我不忘过去,更要珍惜现在。当时熊运铸老师任中共成都市文化公园党支部书记,可惜没见着他。

如今,又过了40多年,我也是耋耄之人,熊扬、李绍文和老师们早己辞世。来仪的革命和进步精神,来仪倡导的“正道,正派,正气”的思想作风,老师们的教诲,早已铭记在灵魂深处。这便是对老师们最好的纪念。

1951年,我离开家乡渠县进入警营,70多年来辗转于渝雅康泸,饱经风雪与硝烟。无论是顺利或挫折,收获或失落,欢乐或悲伤,也无论在任何环境碰上怎样的遭遇,都坚信党,跟着党。这便是当年来仪中学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根植于心灵深处的结果。

感谢来仪中学和已故的老师们!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钟昌耀(1932年6月生,原籍四川渠县。退休老公安。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四川省诗词协会会会员。泸州市政协、江阳区政协文史研究员。出版散文集、诗词集、论文集8部,编著书刊20多种)

配图:方志四川